必須進入自由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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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系和人的個性中。
我一直這樣認為，陰暗寫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純然的光明還是等于黑暗。
我全部作品都沒有回避陰暗，相反，我寫陰暗時力求透過紙背，達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實”——美麗與光明。
陰暗寫不透，講究“分寸”和“角度”，就會削弱作品的真實感，反而達不到積極的效果。
在《肖爾布拉克》以後，我寫了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
說實話，到這時我已遏制不住對杜會主義改革的熱情。
因為全部情勢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如此艱難複雜的征途中，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我們國家便寸步難行。
我相信《男人的風格》會引起評論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寫了主人翁大膽的議論和潑辣的行動而受到這樣那樣的批評。
但我确信，我筆下的主人翁的行動盡管和某些具體文件規定的條文不盡相同，他還是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緻。
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他的行動和某些已經形成的習慣與流行的意見不同，他才是真正和黨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緻的。
他的議論雖然獨特，卻全部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據。
在一次座談會上，有同志曾遞上條子問我；“你究竟想幹什麼？是要當文學家還是要當政治家？”我說，從我開始搞專業創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沒有準備當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
二十二年痛苦的經驗告訴我，中國政治如果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便沒有什麼文學家存在的餘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絕不能夠建立在流沙上。
不管你在藝術上有什麼追求，都必須先創造一個能以使藝術繁榮的社會條件；文學離不開政治，中國當代的文學家更應該首先是個社會主義改革家。
這種想法，特别體現在我寫《綠化樹》上。
我寫這部中篇時，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執行得離譜的時候。
謠言不斷傳到我的耳中：先是說中央要點名批判《牧馬人》，後又說自治區宣傳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專門尋找精神污染”。
根據過去的經驗，要“尋找”總是能“尋找”得出來的。
但我堅信黨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實質，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而不是像謠傳的那樣似乎又要來一場什麼“運動”。
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後反而使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有某種衰落的迹象，人民不會去罵那些乘機推波助瀾，想搞一場“運動”的人，卻會埋怨黨中央。
那些背離了黨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見諸報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義憤，于是我傾注了全部情感來寫這部可以說是長篇的中篇；在寫的時候，暗暗地還有一種和錯誤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對着幹的拗勁。
我寫了愛情，寫了陰暗面，寫了六○年普遍的饑餓，寫了在某些人看來是“黃色”的東西；主人翁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新人”，卻是個出身于資産階級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
而我正是要在這一切中寫出生活的壯麗和豐富多采，寫出人民群衆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濃烈的感情，寫出馬克思著作的偉大感召力，寫出社會主義事業不管經曆多麼艱難坎坷也會勝利的必然性來。
當然，如衆所周知的，黨中央及時地澄清了一些錯誤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
我們自治區宣傳部特地讓我在報紙上發表了談話，在電視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時間所謂的“尋找”确系謠傳。
但那時我已經把十二萬多字的初稿全部寫完了。
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寫出《綠化樹》，而是我能在那種謠诼四起的氣氛中寫出它來。
以上的一切隻能說明迄今為止的過去三年。
現在回顧起來，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處在自由狀态之中。
但是，在當時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我卻絕不是滿足的、有自由感的。
這就是進入自由狀态的訣竅。
時時刻刻我腦海中萦回着馬克思這句話：“古代世界提供了從局限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凡是現代以自我滿足而出現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第四百八十七頁）。
現代，從最緊張的社會矛盾之中創造了迅速向前運動的體系，人的大腦必須飛速地運轉才能跟得上去。
今天你認為是處于自由狀态，說不定明天就會感到你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我想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本文，與同志們共勉： “意識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獲得自由，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人卻是不自由的。
”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國 20日改于銀川西橋
我一直這樣認為，陰暗寫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純然的光明還是等于黑暗。
我全部作品都沒有回避陰暗，相反，我寫陰暗時力求透過紙背，達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實”——美麗與光明。
陰暗寫不透，講究“分寸”和“角度”，就會削弱作品的真實感，反而達不到積極的效果。
在《肖爾布拉克》以後，我寫了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
說實話，到這時我已遏制不住對杜會主義改革的熱情。
因為全部情勢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如此艱難複雜的征途中，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我們國家便寸步難行。
我相信《男人的風格》會引起評論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寫了主人翁大膽的議論和潑辣的行動而受到這樣那樣的批評。
但我确信，我筆下的主人翁的行動盡管和某些具體文件規定的條文不盡相同，他還是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緻。
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他的行動和某些已經形成的習慣與流行的意見不同，他才是真正和黨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緻的。
他的議論雖然獨特，卻全部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據。
在一次座談會上，有同志曾遞上條子問我；“你究竟想幹什麼？是要當文學家還是要當政治家？”我說，從我開始搞專業創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沒有準備當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
二十二年痛苦的經驗告訴我，中國政治如果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便沒有什麼文學家存在的餘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絕不能夠建立在流沙上。
不管你在藝術上有什麼追求，都必須先創造一個能以使藝術繁榮的社會條件；文學離不開政治，中國當代的文學家更應該首先是個社會主義改革家。
這種想法，特别體現在我寫《綠化樹》上。
我寫這部中篇時，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執行得離譜的時候。
謠言不斷傳到我的耳中：先是說中央要點名批判《牧馬人》，後又說自治區宣傳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專門尋找精神污染”。
根據過去的經驗，要“尋找”總是能“尋找”得出來的。
但我堅信黨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實質，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學藝術，而不是像謠傳的那樣似乎又要來一場什麼“運動”。
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後反而使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有某種衰落的迹象，人民不會去罵那些乘機推波助瀾，想搞一場“運動”的人，卻會埋怨黨中央。
那些背離了黨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見諸報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義憤，于是我傾注了全部情感來寫這部可以說是長篇的中篇；在寫的時候，暗暗地還有一種和錯誤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對着幹的拗勁。
我寫了愛情，寫了陰暗面，寫了六○年普遍的饑餓，寫了在某些人看來是“黃色”的東西；主人翁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新人”，卻是個出身于資産階級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
而我正是要在這一切中寫出生活的壯麗和豐富多采，寫出人民群衆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濃烈的感情，寫出馬克思著作的偉大感召力，寫出社會主義事業不管經曆多麼艱難坎坷也會勝利的必然性來。
當然，如衆所周知的，黨中央及時地澄清了一些錯誤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限。
我們自治區宣傳部特地讓我在報紙上發表了談話，在電視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段時間所謂的“尋找”确系謠傳。
但那時我已經把十二萬多字的初稿全部寫完了。
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寫出《綠化樹》，而是我能在那種謠诼四起的氣氛中寫出它來。
以上的一切隻能說明迄今為止的過去三年。
現在回顧起來，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處在自由狀态之中。
但是，在當時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我卻絕不是滿足的、有自由感的。
這就是進入自由狀态的訣竅。
時時刻刻我腦海中萦回着馬克思這句話：“古代世界提供了從局限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凡是現代以自我滿足而出現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第四百八十七頁）。
現代，從最緊張的社會矛盾之中創造了迅速向前運動的體系，人的大腦必須飛速地運轉才能跟得上去。
今天你認為是處于自由狀态，說不定明天就會感到你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我想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本文，與同志們共勉： “意識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獲得自由，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人卻是不自由的。
”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國 20日改于銀川西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