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買日本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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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日本朋友。
十幾年來跑過很多國家，雖無大的長進，至少這點常識還是有的：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壞人之分，而好人總是占大多數。
如今，不管是對西洋人、東洋人或是中國人，作為個人，我都以一個人的平常心去對待。
“平常心”是個佛家語，也是全世界人一體化觀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譯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學的年輕學者野澤俊敬。
他幹裡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甯夏，就為了與我面談，弄懂《綠化樹》中的幾個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通信中也能解決。
他的敬業精神感動了我，當他提出出版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個小企業，付不出較多的版稅時，我馬上表示主動放棄版稅，幫助他順利地出版第一本譯作。
譯本不久就出來了，雖沒給我支付版稅，但郵寄來兩大箱裝幀得很好的樣書，并附了一封誠懇的感謝信。
我自然是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多，所謂人生經曆就是個不斷和人交往的過程。
碰見的中國人有可氣可笑的，碰見的外國人中免不了也有。
接下來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
東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見書房”，連續翻譯出版了我兩部書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譯本為《早熟》），不但沒給我打招呼，樣書也不給，更不用說版稅了。
中國人向來有“不蒸馍馍争口氣”的說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長高田智之采訪我，就讓他評理，他聽了極為我不平，寫了篇報導登在日本報紙上。
“二見書房”招架不住，終于通過高田先生給我來了封信，大意說，當時考慮到張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們自行翻譯出版了，現在我們表示深深的“謝罪”。
整封信裡找不出“版稅”二字，真有點幽默感。
我回信道，你們的信使我想到一則寓言：一個姓張的小販在集市上賣酒，人告他賣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個小販趁機将酒拉到别的市場上去賣了。
等張姓小販弄清是非出來，找這小販要酒錢，這小販卻說，您老人家那時在派出所，設法跟您聯系，現在我表示深深地“謝罪”，酒錢嘛，沒有的！最後，我不客氣地告訴他們：“收回你的謝罪，付出你的現款！” 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世界上到處都有痞子，“全球同此涼熱”，有什麼辦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甯夏書法家代表團訪問東京。
柴建方還看到超級市場裡擺着我的作品。
他買了一本回來，定價１３００日元。
據說此書發行的時候日本各大報登出大幅廣告，說是“現代中國的《金瓶梅》”（那時《廢都》還未出版）。
把我擡舉了一番，我還不領情。
痞子過了又遇見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人怎麼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學協會，翻譯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話》，譯者大望浩秋。
有“二見”的經驗，我壓根沒想到要錢，而他們卻托人把版稅帶到北京，盡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覺。
中國人似乎向來有個“人心換人心”的傳統心理，錢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
如今你給了人家一張熱臉，而人家卻給你一個冷屁腔，怎麼也叫我想不通。
其實我對日本人和對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東南亞人、俄羅斯人、猶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樣都很喜歡。
在各國旅遊時，常見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齊的隊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揮下統一參觀的情景。
盡管在香檄裡檄大街上或盧浮宮裡這樣拘謹地遊行未免有點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
我曾暗暗想過，這樣的民族是很難戰勝的，在某些方面可作為其他民族學習的好榜樣。
然而和德國人一比，立刻會對他們失望，雖然隊列艱整齊，旅遊的隊列也幾乎走遍全世界，但他們在世界各地卻沒有學到什麼看到什麼，依然心胸狹窄。
我有幸到過以色列，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
暫且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給我的震撼，這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卻不由得對德國人産生了好感，當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國人。
陪同我們的以色列外交
十幾年來跑過很多國家，雖無大的長進，至少這點常識還是有的：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壞人之分，而好人總是占大多數。
如今，不管是對西洋人、東洋人或是中國人，作為個人，我都以一個人的平常心去對待。
“平常心”是個佛家語，也是全世界人一體化觀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譯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學的年輕學者野澤俊敬。
他幹裡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甯夏，就為了與我面談，弄懂《綠化樹》中的幾個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通信中也能解決。
他的敬業精神感動了我，當他提出出版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個小企業，付不出較多的版稅時，我馬上表示主動放棄版稅，幫助他順利地出版第一本譯作。
譯本不久就出來了，雖沒給我支付版稅，但郵寄來兩大箱裝幀得很好的樣書，并附了一封誠懇的感謝信。
我自然是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多，所謂人生經曆就是個不斷和人交往的過程。
碰見的中國人有可氣可笑的，碰見的外國人中免不了也有。
接下來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
東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見書房”，連續翻譯出版了我兩部書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譯本為《早熟》），不但沒給我打招呼，樣書也不給，更不用說版稅了。
中國人向來有“不蒸馍馍争口氣”的說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長高田智之采訪我，就讓他評理，他聽了極為我不平，寫了篇報導登在日本報紙上。
“二見書房”招架不住，終于通過高田先生給我來了封信，大意說，當時考慮到張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們自行翻譯出版了，現在我們表示深深的“謝罪”。
整封信裡找不出“版稅”二字，真有點幽默感。
我回信道，你們的信使我想到一則寓言：一個姓張的小販在集市上賣酒，人告他賣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個小販趁機将酒拉到别的市場上去賣了。
等張姓小販弄清是非出來，找這小販要酒錢，這小販卻說，您老人家那時在派出所，設法跟您聯系，現在我表示深深地“謝罪”，酒錢嘛，沒有的！最後，我不客氣地告訴他們：“收回你的謝罪，付出你的現款！” 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世界上到處都有痞子，“全球同此涼熱”，有什麼辦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甯夏書法家代表團訪問東京。
柴建方還看到超級市場裡擺着我的作品。
他買了一本回來，定價１３００日元。
據說此書發行的時候日本各大報登出大幅廣告，說是“現代中國的《金瓶梅》”（那時《廢都》還未出版）。
把我擡舉了一番，我還不領情。
痞子過了又遇見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人怎麼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學協會，翻譯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話》，譯者大望浩秋。
有“二見”的經驗，我壓根沒想到要錢，而他們卻托人把版稅帶到北京，盡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覺。
中國人似乎向來有個“人心換人心”的傳統心理，錢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
如今你給了人家一張熱臉，而人家卻給你一個冷屁腔，怎麼也叫我想不通。
其實我對日本人和對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東南亞人、俄羅斯人、猶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樣都很喜歡。
在各國旅遊時，常見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齊的隊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揮下統一參觀的情景。
盡管在香檄裡檄大街上或盧浮宮裡這樣拘謹地遊行未免有點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
我曾暗暗想過，這樣的民族是很難戰勝的，在某些方面可作為其他民族學習的好榜樣。
然而和德國人一比，立刻會對他們失望，雖然隊列艱整齊，旅遊的隊列也幾乎走遍全世界，但他們在世界各地卻沒有學到什麼看到什麼，依然心胸狹窄。
我有幸到過以色列，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
暫且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給我的震撼，這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卻不由得對德國人産生了好感，當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國人。
陪同我們的以色列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