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不買日本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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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中國人同屬東方人,有大緻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這葫蘆裡的藥隻能騙騙“老外”,騙中國人真可謂班門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說我一出生就領教了日本人的招數。

    祖父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後面──湖北路獅子橋,祖父給它取名“梅溪山莊”,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一座園林。

    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發生“西安事變”。

     國共開始合作抗日,日本軍隊也就加緊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軍”兵臨南京城下,我們舉家成為“難民”,逃往四川。

    今日想來,其慘狀肯定比“波黑戰争”中的難民有過之而無不及(“波黑戰争”的難民還有國際救濟)。

    我母親後來回憶說,在從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個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鬧個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來,才發現我腳上的鞋襪都掉了,裸露的小腳在嚴寒中凍了一路。

    自此以後,我有個與别人不同的習慣,就是總穿着襪子睡覺,夏天也必須如此,因為我的腳非要嚴密包裹起來才能焐暖。

    我不能說這個毛病絕對是日本人給我造成的,也許有其它原因,但誰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難不可呢?如不逃難,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萬烈士中的一個而享受祭奠了。

    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況下,每晚腳冷得睡不着時,我不想日本人想誰? 抗日戰争勝利後,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經從嬰兒長成為少年。

    在這個過程中,我當然不可能去前線,而即使身在重慶,也可說是日本人的炸彈燃燒彈伴随着我成長的:幾乎每天都要“跑警報”也親眼見識過“大隧道慘案”。

    我想這點也應感謝日本軍國主義,它不知使多少中國人培養成堅強無畏的性格。

    對老宅我毫無印象,但據長輩說庭園已面目全非。

    小時喜歡玩耍,老宅的庭園比魯迅先生筆下的“百草園”大得多,足夠我自由馳騁,而我所見的已是滿目荒涼,破落不堪。

    名曰“梅溪山莊”,其實既無梅也無溪了,假山傾圯,雜草叢生,宅院裡所有的房門全改成日本式的紙糊拉門,地闆上鋪着“塌塌米”。

    鄰居告訴長輩說,我家曾被日本軍隊當過“憲兵司令部”,此說确實與否存疑。

    不過有一次我曾玩到一個地下室,确實看見過牆上有血迹,陰森的地下室裡擺着幾張莫明其妙的長闆凳,屋頂上吊著鐵鍊,少不更事的我感覺到有點恐怖兮兮的,後來我再沒去那裡玩耍。

    大了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老虎凳”吧,這也應該感謝日本人繪我的知識。

    KK老宅院落裡還有一間大房子,說是日本人原先的倉庫。

    我去玩的時候,裡面還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橫七豎八地摞着,已經變質,硬的跟岩石一樣。

    留在南京的鄰居告訴我,日本人愛吃甜食,煮雞也要放糖(?),他們到處搜刮糖,所以倉庫裡直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糖帶不走。

    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習慣,鄰居逗我玩罷了。

    可是,雖然我小時沒見過一個日本人,卻對日本人産生這樣的印象:一,和血與恐怖有關;二,愛吃甜的。

    不知怎麼,這種印象在我腦海裡可說根深蒂固。

    如今我當然不能說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僅此而已。

    可是細細捉摸起來,這種印象好似真有點象征意味哩:鮮血與白糖! 再後來,衆所周知,在中國,好像是“階級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銳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更時刻準備着去解放世界上還在受苦受難的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

    我以為這一曆史階段雖然荒謬,卻也使中國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廣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體化的教育,中國人再也不像過去那樣狹隘,把“非我族類”視為非人異類,即使是帶有極左色彩的國際主義,也大大消除了中國老百姓一貫懷有的盲目排外情緒;如果曆史地看問題,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觀念的變化奠定了今日開放和與世界各國正常交流的基礎。

    KK我當然不再簡單地把日本人和血與糖聯系在一起了,更沒有一點點敵對情緒。

    平反後,随着我的小說被譯成日文,也結交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