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除》之賴鳴升與其“巨人自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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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談話過程中，我們一再感覺出劉氏夫婦的這種态度。
常常是經由賴鳴升某一句話的“提示”，促使他們趕緊附和，說一句兩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話，來幫着肯定一下他們明知已成虛幻的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
下面是幾個例子： 賴鳴升：“虧得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掉了。
”劉營長：“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長官，我先敬你一杯。
”賴鳴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隻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 劉營長：“大哥當年是潇灑得厲害的。
” 賴鳴升：“這點子台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台喝過幾壇子了？” 劉營長：“大哥的海量我們曉得的。
” 劉太太是個很好心腸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樣，出于憐憫與人情，說些熨帖的話，使賴鳴升心裡高興。
但她對賴鳴升的情誼，是由她丈夫而來，所以她對賴鳴升的看法，比劉營長“客觀”一籌。
她雖也真心跟着喊“老長官”，同聲扶持賴鳴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對真正的他，看得相當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認真地想把他介紹匹配給“我們街口賣香煙的那個老闆娘”，一方面固然顯示她的關心，一方面卻也多少洩露出她對他身分的真正估價。
她的“容忍”成分，遠勝“了解”；在她看到賴鳴升喝醉時，能冷靜地把酒瓶“劈手奪了過去”。
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婦，對烹饪的興趣高于對朋友的了解；在賴鳴升那樣激動地再度活于過去時，她心裡顧念的，卻是沒人嘗她拿手的“螞蟻上樹”。
賴鳴升醉倒後，她對俞欣和骊珠搖頭歎氣說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們大哥愛鬧酒，其實他的酒量也并不怎麼樣。
” 這幾句話，除了揭示劉太太對賴鳴升的客觀看法與容忍态度，亦讓讀者得知，原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不足為奇了。
而最後一句“其實他的酒量也并不怎麼樣”，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現在的酒量并不怎麼樣，還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麼樣？這聯帶引出一個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問題：賴鳴升的“自我意象”，現在當然已不合實際。
但以前呢？壯年時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還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顧”的酸甜交集的溫馨中，把過去的自己，多描了幾筆理想的色彩？賴鳴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過嗎？……然而，若沿這條線路想下去，則故事的“反諷”（irony）強烈得有點令人受不了。
而且我想這樣的反諷，也不是作者的原意。
所以我們還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論到《台北人》裡的人物，大緻可分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過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現實，但也時而回顧“過去”的人；第三是舍棄“過去”，或沒有“過去”，而完全代表“現在”的人。
在《歲除》裡，賴鳴升屬于第一型，劉營長夫婦屬于第二型。
剩下的三個配角，骊珠、俞欣和劉英，便屬第三型。
這三個年輕人，因為幼年無知時就來到台灣，或出生在台灣，對于代表“過去”的大陸，與前一代人經驗的與國家命運攸關的滄桑個人曆史，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
劉英還隻是個小孩，暫且不論。
俞欣和骊珠二人，顯然都是二十出頭，都是很有禮節，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
這從他們犧牲難得的單獨相處機會，而答應留在劉家陪賴鳴升吃飯打牌之事實，可以看出。
但因他們不了解賴鳴升，又沒有劉氏夫婦對他所懷有的那種情誼，他們的看法完全客觀，完全理智，絲毫不牽纏自己感情。
如此，當賴鳴升激動無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澤時，他用自身血肉換取的驚天動地經驗，俞欣卻像隔在一層玻璃之外，背書似地稱誦：“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事實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賴鳴升二人，做成對比。
賴鳴升的外貌（鋼刷般的短發、特大骨架、臉上密密麻麻的蒼斑等），與他身上那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裝”，都暗示他是一個耿直不屈，曆盡滄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實質，固執保守中國舊傳統的代表“過去”之人物。
而俞欣身上“筆挺的淺泥色美式軍禮服”，“金亮的……領章”，“黑領帶”，修剃得整齊服帖的頭發，以及最後臨走時對着鏡子整理領帶等動作，都暗示他是個與傳統疏離，受了相當洋化，很能貼合适應環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頗有點沾沾自喜的現世人物。
這倒不一定是說，俞欣這個人不如賴鳴升。
而是在白先勇視界中，因為俞欣沒有“過去”，生不逢時，便由不得他自作選擇地被注定必須“膚淺”，必須是個形象相似但實質不同的“複制品”或“赝品”。
這樣有點專橫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當然，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個架構，以及“今昔對
常常是經由賴鳴升某一句話的“提示”，促使他們趕緊附和，說一句兩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話，來幫着肯定一下他們明知已成虛幻的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
下面是幾個例子： 賴鳴升：“虧得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掉了。
”劉營長：“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長官，我先敬你一杯。
”賴鳴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隻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 劉營長：“大哥當年是潇灑得厲害的。
” 賴鳴升：“這點子台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台喝過幾壇子了？” 劉營長：“大哥的海量我們曉得的。
” 劉太太是個很好心腸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樣，出于憐憫與人情，說些熨帖的話，使賴鳴升心裡高興。
但她對賴鳴升的情誼，是由她丈夫而來，所以她對賴鳴升的看法，比劉營長“客觀”一籌。
她雖也真心跟着喊“老長官”，同聲扶持賴鳴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對真正的他，看得相當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認真地想把他介紹匹配給“我們街口賣香煙的那個老闆娘”，一方面固然顯示她的關心，一方面卻也多少洩露出她對他身分的真正估價。
她的“容忍”成分，遠勝“了解”；在她看到賴鳴升喝醉時，能冷靜地把酒瓶“劈手奪了過去”。
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婦，對烹饪的興趣高于對朋友的了解；在賴鳴升那樣激動地再度活于過去時，她心裡顧念的，卻是沒人嘗她拿手的“螞蟻上樹”。
賴鳴升醉倒後，她對俞欣和骊珠搖頭歎氣說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們大哥愛鬧酒，其實他的酒量也并不怎麼樣。
” 這幾句話，除了揭示劉太太對賴鳴升的客觀看法與容忍态度，亦讓讀者得知，原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不足為奇了。
而最後一句“其實他的酒量也并不怎麼樣”，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現在的酒量并不怎麼樣，還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麼樣？這聯帶引出一個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問題：賴鳴升的“自我意象”，現在當然已不合實際。
但以前呢？壯年時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還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顧”的酸甜交集的溫馨中，把過去的自己，多描了幾筆理想的色彩？賴鳴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過嗎？……然而，若沿這條線路想下去，則故事的“反諷”（irony）強烈得有點令人受不了。
而且我想這樣的反諷，也不是作者的原意。
所以我們還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論到《台北人》裡的人物，大緻可分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過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現實，但也時而回顧“過去”的人；第三是舍棄“過去”，或沒有“過去”，而完全代表“現在”的人。
在《歲除》裡，賴鳴升屬于第一型，劉營長夫婦屬于第二型。
剩下的三個配角，骊珠、俞欣和劉英，便屬第三型。
這三個年輕人，因為幼年無知時就來到台灣，或出生在台灣，對于代表“過去”的大陸，與前一代人經驗的與國家命運攸關的滄桑個人曆史，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
劉英還隻是個小孩，暫且不論。
俞欣和骊珠二人，顯然都是二十出頭，都是很有禮節，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
這從他們犧牲難得的單獨相處機會，而答應留在劉家陪賴鳴升吃飯打牌之事實，可以看出。
但因他們不了解賴鳴升，又沒有劉氏夫婦對他所懷有的那種情誼，他們的看法完全客觀，完全理智，絲毫不牽纏自己感情。
如此，當賴鳴升激動無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澤時，他用自身血肉換取的驚天動地經驗，俞欣卻像隔在一層玻璃之外，背書似地稱誦：“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事實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賴鳴升二人，做成對比。
賴鳴升的外貌（鋼刷般的短發、特大骨架、臉上密密麻麻的蒼斑等），與他身上那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裝”，都暗示他是一個耿直不屈，曆盡滄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實質，固執保守中國舊傳統的代表“過去”之人物。
而俞欣身上“筆挺的淺泥色美式軍禮服”，“金亮的……領章”，“黑領帶”，修剃得整齊服帖的頭發，以及最後臨走時對着鏡子整理領帶等動作，都暗示他是個與傳統疏離，受了相當洋化，很能貼合适應環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頗有點沾沾自喜的現世人物。
這倒不一定是說，俞欣這個人不如賴鳴升。
而是在白先勇視界中，因為俞欣沒有“過去”，生不逢時，便由不得他自作選擇地被注定必須“膚淺”，必須是個形象相似但實質不同的“複制品”或“赝品”。
這樣有點專橫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當然，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個架構，以及“今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