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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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恭親王也從伊格納捷耶夫那裡取得了幾點讓步。
伊格納捷耶夫同意作出讓步的是，黑龍江以北烏蘇裡江以東的清朝臣民繼續在原地生活，照常漁獵，但他們不是像瑷珲條約所規定的那樣處于清政府的管轄之下。
中俄北京條約在1860年11月14日（俄曆2日）簽訂，它給了俄國在瑷珲條約中尋求的東西，批準并擴大了天津條約，而且把從滿洲至新疆的整個清帝國北部邊疆向俄國的政治和商務勢力開放。
經一緻同意，清、俄兩國的特派邊境大員将在1861年4月份開始劃定滿洲的新邊界，但新疆的劃界日期則有待進一步确定。
該條約準許沿整個滿洲的中俄邊界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免稅的物物交易。
在喀什噶爾，初步準許俄國人進行貿易，其條件與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者同。
俄國可以在庫倫和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館，它們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權和對俄國臣民的治外法權。
清帝國在俄國也具有同樣的特權。
有關邊境事務的通信聯系可在恰克圖同庫倫的當局之間以及在阿穆爾區和濱海省的軍事總督同黑龍江将軍和吉林将軍之間進行，雙方通信都根據平等的原則；如遇重大事務，東西伯利亞總督可直接遞文給清朝軍機處或理藩院。
最後，在這些有關中俄陸地共同邊境的領土、外交和商務協定中，不适用中國與其他海上強國簽訂的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
恭親王和伊格納捷耶夫同一天在條約議定書上簽了字，以表示清帝批準了條約和伊格納捷耶夫對條約的承認。
清帝國喪失了最東北的廣袤而寶貴的土地，因為清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土地的價值，并且依然堅持把漢人限制在中國本土這一過時的政策。
但這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一個愈來愈着眼于全中國的清政府汲取了這個教訓，于是大開方便之門，讓漢族移民進入帝國的其他邊境。
以後的中國亞洲腹地的曆史是一個漢族移居、中國化以及原來的非中國人的社會并入大中國的曆史。
即使面對着這樣的損失，仍不應否認清政府的成就。
盡管有着國内的叛亂和歐洲人的壓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隻作了最小限度的改變而延續了下來。
根據清政府所能調動的力量來看，很難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1861年，清、俄兩國的邊界大臣根據他們的調查，交換了邊界的地圖和詳細說明。
他們在1861年6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使這些地圖和說明書成了正式文件，約記便成為中俄北京條約的附件（與俄國接壤的新疆邊界到1864年塔城議定書&mdash&mdash勘分西北界約記&mdash&mdash簽訂時才确定）。
有一段時間，俄國政府中的有些部門還有人大講要進一步在滿洲和蒙古取得領土的好處，但在7月11日（俄曆6月29日），政府最後拒絕了這些建議，理由是英、法似将奪取可能會威脅俄羅斯帝國的朝鮮和其他地區，作為對俄國任何進一步擴張的反應。
俄國政府通知駐中國的公使、駐庫倫的領事和東西伯利亞的總督，萬一清王朝垮台，&ldquo我們的行動方針将是促使蒙古和滿洲的獨立&rdquo。
[41]類似這種有關蒙古、滿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經成了伊格納捷耶夫訓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國人同英、法、美三國人士一樣，甯願維持清王朝的現狀。
俄國還堅持重訂邊境貿易的規定。
清政府同意做徹底的審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曆2月20日），恭親王和俄國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
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項制度，即對從恰克圖至天津的俄國商隊和在蒙古邊沿地方經商的俄國商人，由俄國當局頒發證書，而由清當局予以認可，從陸路運進的俄國貨的稅比經海路進口的歐洲貨的稅低1/3。
1862年解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國提出此議時原是為了對付英、法兩國，後來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轉為鎮壓中國的反叛者了。
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鮑乃迪提議給清廷2萬支步槍、20門大炮和若幹名教官。
但清方已對俄國的建議&mdash&mdash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議&mdash&mdash産生懷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時顯得如此猶豫不定，以緻俄國政府雖然決定派幾名教官和運1萬支步槍經蒙古到清帝國，還決定通過海路秘密運來50門大炮，可是自己的軍隊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維約夫卻竟然在1859年把整個載運物資截留在西伯利亞。
18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中俄北京條約批準儀式上，伊格納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國供應武器的建議，甚至還答應提供俄國海軍支援去鎮壓太平軍。
後一建議沒有結果，但運送武器的建議雖幾經周折（其中還包括曾國藩提出過反對意見），最後仍被批準；1862年夏，2000支步槍和6門大炮終于運到。
但當幾名俄國教官在恰克圖附近開始訓練清軍使用這些武器時，英國公使對清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們遣送回國。
俄國政府推遲運送它所答應提供的武器的剩餘部分，直到它對中俄陸路貿易的新稅率感到滿意時為止；最後，由英國人訓練的神機營在1865年使用這些武器來保衛北京和鎮壓滿洲的盜匪。
在俄國，還醞釀着一些計劃，要俄國參加英法聯軍支持清王朝的鎮壓太平軍的幹涉行動，來抵消英、法在華勢力的增長。
但俄國與英國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國還面臨波蘭的叛亂。
因此從長期利益考慮，決定以不動用俄國艦隊為上策。
俄國沒有幹涉。
到1860年，偷越俄國歐洲邊境從海上進入俄國的走私茶葉數雖已經增至其進口茶葉總量的1/3。
由于簽訂了北京條約，俄國政府就把海上茶葉貿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圖的茶葉稅，這樣就使海上進口的茶葉的稅率比較高一些。
此後，俄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幅度增長，茶葉則是主要的進口貨。
俄國船隻從廣州和上海載運茶葉和其他中國器物至敖德薩，這種做法有損于恰克圖的貿易。
即使以中國國内的運輸費用而言，采用這條路線也是比較合算的，因為從茶園運茶葉至沿海口岸隻要約20天時間，每普特的運輸費用隻要1盧布32戈比，而運經恰克圖則需三個多月，運費則高達每普特10盧布。
[42] 但是就貿易總額而言，恰克圖的中俄邊境貿易在整個19世紀中仍高居首位。
從長遠觀點看，新疆的那條路線證明是比較漫長和花錢的，黑龍江和烏蘇裡江上日益發展但尚無章法可循的中俄貿易&mdash&mdash直到19世紀90年代在文獻中才有統計材料&mdash&mdash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較有限。
總的來說，在中俄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
俄國人購買茶葉和數量越來越多的生絲。
他們以自己所有的貨物（主要是紡織品）進行交換，差額以黃金白銀支付。
在中國，英國的毛織品壓倒了俄國的布匹。
（楊品泉 譯） *** [1]《俄中條約彙集，1689&mdash1881年》（俄文版），第87頁。
[2]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97&mdash198頁。
[3]瓦裡哈諾夫：《全集》卷2，第145&mdash147、381頁；拉費爾·達尼别加什維裡：《達尼别加什維裡旅行記》，馬魯阿什維裡編；法烏斯特：《1727&mdash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25&mdash326頁注115；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嘗試》，第30頁；拉姆：《1767&mdash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51頁注2；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載《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論叢》10（1855年），第354&mdash373頁。
[4]法烏斯特：《1727&mdash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18頁。
[5]材料載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彙編（1644&mdash1820年）》第1冊，第361&mdash367頁及第2冊，第599&mdash602頁，這些材料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82頁。
[7]威德默：《18世紀俄國的在華傳教士團》，第19&mdash20、88頁。
[8]奎斯特德的《1857&mdash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10頁注3說，亞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三名耶稣會傳教士在北京為他收集情報。
[9]傳記載《俄國東方學史概論》第2集，第232&mdash340頁（詳見1977年俄文版斯卡奇科夫的《俄國的中國學史概論》，此書已譯成中文，正聯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與讀者見面&mdash&mdash中文版編者）。
[10]即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
&mdash&mdash譯者 [11]瓦裡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602、673頁；第3冊，第294&mdash298、425、513、585頁。
[12]瓦裡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553頁；第2冊，第419&mdash420頁。
穆爾克羅夫特、特雷貝克：《1819&mdash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第1冊，第383&mdash392頁。
[13]涅瑟爾羅德緻卡普采維奇函，載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428頁；财政部緻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295頁；穆爾克羅夫特：《旅行記》第1冊，第372頁。
[14]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12頁（我無法自己去查閱澤姆良尼津的文章）；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65&mdash66、68頁；沃森：《中國鞑靼裡亞與和阗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4卷第48期（1835年12月），第656、658頁；沃森：《中亞浩罕（古費爾幹納）的烏茲别克地區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3卷，第32期（1834年8月），第377頁；麥庫洛克編：《商業航海詞典》，第597頁。
中國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國人馬天時（音）提供的一條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的路線》，載《俄羅斯檔案》第10期（1914年）。
[1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12&mdash215頁；阿特金森：《黑龍江上下遊地區遊記以及俄國人在印度和中國邊境區的收獲》，第159頁（所引段落）；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59頁（材料來自澤姆良尼津）；納羅契尼茨基：《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3&mdash114頁。
[16]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14&mdash116頁。
[17]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0&mdash233、270&mdash274頁；奎斯特德：《擴張》，第111頁。
[18]蘇霍紮尼特緻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馬爾古蘭《瓦裡哈諾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1冊，第63頁。
[19]收于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2冊，第265&mdash412頁。
[20]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9、83、97頁。
[21]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00&mdash101頁和第202頁以後；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96頁；科林斯：《1856&mdash1857年沿黑龍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之行》（查理·維維爾編），第204頁以後。
[22]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68&mdash69、113&mdash114頁；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68頁。
[23]季姆科夫斯基：《俄國使團經蒙古至華旅行記》（封·克拉普羅斯編）第1冊，第324頁；加帕諾維奇：《俄國在黑龍江的擴張》，載《中國雜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頁。
[24]間宮林藏：《間宮林藏的黑龍江探險&mdash&mdash東鞑靼紀行》，特别是第108&mdash109頁。
又見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0&mdash111頁。
[2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5&mdash210頁。
[26]同上書，第266、282頁注26。
[27]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2頁。
[28]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頁。
[29]羅班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第138頁。
[30]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1&mdash34、37頁；又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26頁。
[31]《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鮑乃迪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通信》，載《俄國檔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頁。
[32]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19頁。
[33]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21頁；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31頁；參閱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55&mdash56頁。
[34]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9&mdash54、57頁。
[35]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7&mdash38、76、89、91、133頁。
[36]蘇聯國家中央曆史檔案館，1265全宗，第二卷，第178宗，第40張（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關系經濟史》，第222頁）。
另有較高的數字，見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41、145頁）以及弗拉基米爾的《太平洋上的俄國》（第253&mdash254頁）。
又見納羅契尼茨基的《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2頁以及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54&mdash155頁）。
整個滿洲的人口數1842年被确定為1665542人，1864年增到2187286人。
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6頁。
[37]科林斯：《西伯利亞之行》，第230頁。
[38]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96&mdash99頁；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58&mdash62頁。
[39]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8頁。
[40]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217頁。
[41]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24&mdash125頁。
[42]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32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68頁。
伊格納捷耶夫同意作出讓步的是，黑龍江以北烏蘇裡江以東的清朝臣民繼續在原地生活，照常漁獵，但他們不是像瑷珲條約所規定的那樣處于清政府的管轄之下。
中俄北京條約在1860年11月14日（俄曆2日）簽訂，它給了俄國在瑷珲條約中尋求的東西，批準并擴大了天津條約，而且把從滿洲至新疆的整個清帝國北部邊疆向俄國的政治和商務勢力開放。
經一緻同意，清、俄兩國的特派邊境大員将在1861年4月份開始劃定滿洲的新邊界，但新疆的劃界日期則有待進一步确定。
該條約準許沿整個滿洲的中俄邊界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免稅的物物交易。
在喀什噶爾，初步準許俄國人進行貿易，其條件與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者同。
俄國可以在庫倫和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館，它們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權和對俄國臣民的治外法權。
清帝國在俄國也具有同樣的特權。
有關邊境事務的通信聯系可在恰克圖同庫倫的當局之間以及在阿穆爾區和濱海省的軍事總督同黑龍江将軍和吉林将軍之間進行，雙方通信都根據平等的原則；如遇重大事務，東西伯利亞總督可直接遞文給清朝軍機處或理藩院。
最後，在這些有關中俄陸地共同邊境的領土、外交和商務協定中，不适用中國與其他海上強國簽訂的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
恭親王和伊格納捷耶夫同一天在條約議定書上簽了字，以表示清帝批準了條約和伊格納捷耶夫對條約的承認。
清帝國喪失了最東北的廣袤而寶貴的土地，因為清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土地的價值，并且依然堅持把漢人限制在中國本土這一過時的政策。
但這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一個愈來愈着眼于全中國的清政府汲取了這個教訓，于是大開方便之門，讓漢族移民進入帝國的其他邊境。
以後的中國亞洲腹地的曆史是一個漢族移居、中國化以及原來的非中國人的社會并入大中國的曆史。
即使面對着這樣的損失，仍不應否認清政府的成就。
盡管有着國内的叛亂和歐洲人的壓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隻作了最小限度的改變而延續了下來。
根據清政府所能調動的力量來看，很難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1861年，清、俄兩國的邊界大臣根據他們的調查，交換了邊界的地圖和詳細說明。
他們在1861年6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使這些地圖和說明書成了正式文件，約記便成為中俄北京條約的附件（與俄國接壤的新疆邊界到1864年塔城議定書&mdash&mdash勘分西北界約記&mdash&mdash簽訂時才确定）。
有一段時間，俄國政府中的有些部門還有人大講要進一步在滿洲和蒙古取得領土的好處，但在7月11日（俄曆6月29日），政府最後拒絕了這些建議，理由是英、法似将奪取可能會威脅俄羅斯帝國的朝鮮和其他地區，作為對俄國任何進一步擴張的反應。
俄國政府通知駐中國的公使、駐庫倫的領事和東西伯利亞的總督，萬一清王朝垮台，&ldquo我們的行動方針将是促使蒙古和滿洲的獨立&rdquo。
[41]類似這種有關蒙古、滿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經成了伊格納捷耶夫訓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國人同英、法、美三國人士一樣，甯願維持清王朝的現狀。
俄國還堅持重訂邊境貿易的規定。
清政府同意做徹底的審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曆2月20日），恭親王和俄國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
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項制度，即對從恰克圖至天津的俄國商隊和在蒙古邊沿地方經商的俄國商人，由俄國當局頒發證書，而由清當局予以認可，從陸路運進的俄國貨的稅比經海路進口的歐洲貨的稅低1/3。
1862年解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國提出此議時原是為了對付英、法兩國，後來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轉為鎮壓中國的反叛者了。
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鮑乃迪提議給清廷2萬支步槍、20門大炮和若幹名教官。
但清方已對俄國的建議&mdash&mdash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議&mdash&mdash産生懷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時顯得如此猶豫不定，以緻俄國政府雖然決定派幾名教官和運1萬支步槍經蒙古到清帝國，還決定通過海路秘密運來50門大炮，可是自己的軍隊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維約夫卻竟然在1859年把整個載運物資截留在西伯利亞。
18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中俄北京條約批準儀式上，伊格納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國供應武器的建議，甚至還答應提供俄國海軍支援去鎮壓太平軍。
後一建議沒有結果，但運送武器的建議雖幾經周折（其中還包括曾國藩提出過反對意見），最後仍被批準；1862年夏，2000支步槍和6門大炮終于運到。
但當幾名俄國教官在恰克圖附近開始訓練清軍使用這些武器時，英國公使對清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們遣送回國。
俄國政府推遲運送它所答應提供的武器的剩餘部分，直到它對中俄陸路貿易的新稅率感到滿意時為止；最後，由英國人訓練的神機營在1865年使用這些武器來保衛北京和鎮壓滿洲的盜匪。
在俄國，還醞釀着一些計劃，要俄國參加英法聯軍支持清王朝的鎮壓太平軍的幹涉行動，來抵消英、法在華勢力的增長。
但俄國與英國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國還面臨波蘭的叛亂。
因此從長期利益考慮，決定以不動用俄國艦隊為上策。
俄國沒有幹涉。
到1860年，偷越俄國歐洲邊境從海上進入俄國的走私茶葉數雖已經增至其進口茶葉總量的1/3。
由于簽訂了北京條約，俄國政府就把海上茶葉貿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圖的茶葉稅，這樣就使海上進口的茶葉的稅率比較高一些。
此後，俄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幅度增長，茶葉則是主要的進口貨。
俄國船隻從廣州和上海載運茶葉和其他中國器物至敖德薩，這種做法有損于恰克圖的貿易。
即使以中國國内的運輸費用而言，采用這條路線也是比較合算的，因為從茶園運茶葉至沿海口岸隻要約20天時間，每普特的運輸費用隻要1盧布32戈比，而運經恰克圖則需三個多月，運費則高達每普特10盧布。
[42] 但是就貿易總額而言，恰克圖的中俄邊境貿易在整個19世紀中仍高居首位。
從長遠觀點看，新疆的那條路線證明是比較漫長和花錢的，黑龍江和烏蘇裡江上日益發展但尚無章法可循的中俄貿易&mdash&mdash直到19世紀90年代在文獻中才有統計材料&mdash&mdash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較有限。
總的來說，在中俄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
俄國人購買茶葉和數量越來越多的生絲。
他們以自己所有的貨物（主要是紡織品）進行交換，差額以黃金白銀支付。
在中國，英國的毛織品壓倒了俄國的布匹。
（楊品泉 譯） *** [1]《俄中條約彙集，1689&mdash1881年》（俄文版），第87頁。
[2]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97&mdash198頁。
[3]瓦裡哈諾夫：《全集》卷2，第145&mdash147、381頁；拉費爾·達尼别加什維裡：《達尼别加什維裡旅行記》，馬魯阿什維裡編；法烏斯特：《1727&mdash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25&mdash326頁注115；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嘗試》，第30頁；拉姆：《1767&mdash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第51頁注2；涅波爾辛：《俄國的中亞貿易概述》，載《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論叢》10（1855年），第354&mdash373頁。
[4]法烏斯特：《1727&mdash1805年俄國的對華貿易及其背景》，第318頁。
[5]材料載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彙編（1644&mdash1820年）》第1冊，第361&mdash367頁及第2冊，第599&mdash602頁，這些材料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6]斯拉德科夫斯基：《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第182頁。
[7]威德默：《18世紀俄國的在華傳教士團》，第19&mdash20、88頁。
[8]奎斯特德的《1857&mdash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10頁注3說，亞曆山大在派出比丘林之前，曾利用三名耶稣會傳教士在北京為他收集情報。
[9]傳記載《俄國東方學史概論》第2集，第232&mdash340頁（詳見1977年俄文版斯卡奇科夫的《俄國的中國學史概論》，此書已譯成中文，正聯系出版事宜，希望不久可與讀者見面&mdash&mdash中文版編者）。
[10]即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
&mdash&mdash譯者 [11]瓦裡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602、673頁；第3冊，第294&mdash298、425、513、585頁。
[12]瓦裡哈諾夫：《全集》第1冊，第553頁；第2冊，第419&mdash420頁。
穆爾克羅夫特、特雷貝克：《1819&mdash1825年在印度斯坦喜馬拉雅山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記》第1冊，第383&mdash392頁。
[13]涅瑟爾羅德緻卡普采維奇函，載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428頁；财政部緻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3冊，第295頁；穆爾克羅夫特：《旅行記》第1冊，第372頁。
[14]庫茲涅佐夫：《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第112頁（我無法自己去查閱澤姆良尼津的文章）；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第65&mdash66、68頁；沃森：《中國鞑靼裡亞與和阗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4卷第48期（1835年12月），第656、658頁；沃森：《中亞浩罕（古費爾幹納）的烏茲别克地區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第3卷，第32期（1834年8月），第377頁；麥庫洛克編：《商業航海詞典》，第597頁。
中國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國人馬天時（音）提供的一條自吐魯番至喀什噶爾的路線》，載《俄羅斯檔案》第10期（1914年）。
[1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12&mdash215頁；阿特金森：《黑龍江上下遊地區遊記以及俄國人在印度和中國邊境區的收獲》，第159頁（所引段落）；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59頁（材料來自澤姆良尼津）；納羅契尼茨基：《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3&mdash114頁。
[16]庫茲涅佐夫：《經濟政策》，第114&mdash116頁。
[17]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0&mdash233、270&mdash274頁；奎斯特德：《擴張》，第111頁。
[18]蘇霍紮尼特緻西西伯利亞總督函，載馬爾古蘭《瓦裡哈諾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1冊，第63頁。
[19]收于瓦裡哈諾夫的《全集》第2冊，第265&mdash412頁。
[20]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9、83、97頁。
[21]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00&mdash101頁和第202頁以後；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96頁；科林斯：《1856&mdash1857年沿黑龍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亞之行》（查理·維維爾編），第204頁以後。
[22]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68&mdash69、113&mdash114頁；弗拉基米爾：《太平洋上的俄國和西伯利亞鐵路》，第168頁。
[23]季姆科夫斯基：《俄國使團經蒙古至華旅行記》（封·克拉普羅斯編）第1冊，第324頁；加帕諾維奇：《俄國在黑龍江的擴張》，載《中國雜志》第15卷第4期（1931年10月），第179頁。
[24]間宮林藏：《間宮林藏的黑龍江探險&mdash&mdash東鞑靼紀行》，特别是第108&mdash109頁。
又見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0&mdash111頁。
[25]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5&mdash210頁。
[26]同上書，第266、282頁注26。
[27]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02頁。
[28]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頁。
[29]羅班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第138頁。
[30]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1&mdash34、37頁；又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26頁。
[31]《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鮑乃迪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通信》，載《俄國檔案》第10期（1914年），第177頁。
[32]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19頁。
[33]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21頁；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31頁；參閱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55&mdash56頁。
[34]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39&mdash54、57頁。
[35]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37&mdash38、76、89、91、133頁。
[36]蘇聯國家中央曆史檔案館，1265全宗，第二卷，第178宗，第40張（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關系經濟史》，第222頁）。
另有較高的數字，見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第141、145頁）以及弗拉基米爾的《太平洋上的俄國》（第253&mdash254頁）。
又見納羅契尼茨基的《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12頁以及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第2冊，第154&mdash155頁）。
整個滿洲的人口數1842年被确定為1665542人，1864年增到2187286人。
見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6頁。
[37]科林斯：《西伯利亞之行》，第230頁。
[38]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96&mdash99頁；趙中孚：《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第58&mdash62頁。
[39]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38頁。
[40]奎斯特德：《俄國在東亞的擴張》，第217頁。
[41]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24&mdash125頁。
[42]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132頁；斯拉德科夫斯基：《商業經濟關系史》，第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