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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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削弱了清帝國與俄國人談判時的讨價還價地位；而且叛亂還弄得省庫空虛，使政府放松了對吉林和黑龍江漢人活動的各種限制，造成邊境盜匪猖獗，社會秩序瓦解。
政府因缺乏兵員，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獵活動。
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養其滿洲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軍饷。
特别在滿洲，清廷已取消隻有滿人和蒙古人才能擔任滿洲邊境将軍的規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漢族旗人任吉林将軍。
政府還改組了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财政。
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幾乎要負擔吉林省4/5和黑龍江全部的行政費用。
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負擔這樣的支出了；因此戶部将貼補吉林和黑龍江的責任分攤給其他各省。
這項措施收效不很大，因為負分攤之責的各省經常不能完成任務，結果滿洲邊境諸省開始自己發展财源，它們征收新稅，開發官辦屯田和軍墾以支付各項費用，還特設了一種&ldquo随缺地&rdquo以補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發許可證給挖人參的漢人，使人參的收益可用作軍饷，但是它随即準許漢人的私營企業壟斷金銀礦的開采權，而由官府征稅。
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樣方式準許采煤，沒有發生過麻煩；但是圍繞開采貴金屬&mdash&mdash特别是黃金&mdash&mdash所出現的情況就不同了。
在開采黃金的礦工中出現了那麼多亡命之徒，以緻政府最後不得不再次取締對黃金的開采。
[35] 這些措施遠不能創造一個安全的滿洲邊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強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維約夫猶豫不決，使清朝赢得時間。
清政府顯然把征剿漢人的内地看得比防衛滿洲邊境更重要。
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國叛亂無疑具體化了滿洲人的傳統恐懼，即漢人可能有朝一日會把他們推翻和趕出中國；但滿洲人所處的地位與處于叛亂時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樣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漢族王朝都會作出的選擇。
中國本土這時是滿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時，以犧牲邊緣地區為宜。
1856年，當穆拉維約夫的第三支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時，滿洲當局除了掩蓋真實情況外，别無其他選擇。
從此，俄國人以保護該地區不受英法的攻擊為借口在那裡随意出沒，其實在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會議已經結束了克裡米亞戰争。
俄國移民建立了許多新城鎮，開發了一些大林區作為耕地。
也是在1856年，聖彼得堡政府沒有通知中國就單方面設立東西伯利亞的濱海省，來管理俄國在堪察加、庫頁島（根據1855年下田的俄日條約，該島在俄日之間仍未&ldquo劃分&rdquo）以及黑龍江河口所占有的土地。
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當清政府繼續追求把漢人移民排除在北滿以外這一目光短淺的目标時，俄國政府則把俄國移民移居到這個地區，這樣，到19世紀50年代末，北黑龍江流域和濱海的領土上已經大部分是俄國人了。
根據俄國的官方材料，這些地區的總人口約為2.4萬人&mdash&mdash黑龍江區為8370人，濱海區為15594人。
其中6349人為俄國人；在黑龍江區者為2950人，在濱海地區者為3399人。
中國人隻有約2400人&mdash&mdash約1500人在黑龍江區（主要在黑龍江&mdash結雅河流域），約900人在濱海區。
到1858年，有4艘俄國輪船往返于黑龍江水域，同年俄國海軍又從喀琅施塔得增派了7艘。
在蒙古和滿洲接壤的俄國邊境，駐有1.6萬名俄國軍隊，配備着40門大炮。
[36]另一方面，黑龍江的旗兵一直沒有超過幾千人。
例如，瑷珲&ldquo有能容納幾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營房，但沒有看到一名士兵&mdash&mdash甚至崗亭也是空的&rdquo。
[37] 克裡米亞戰争的結束，使俄、英、法三國都騰出了手來重新在中國展開活動。
不久，英國和法國政府開始計劃向清帝國提出要求，以争取修改條約和同意讓歐洲商人按照歐洲的傳統做法在中國沿海經商。
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向俄國政府建議，俄國應對它們的要求予以合作，但聖彼得堡拒絕了這一建議，反而宣稱它對清帝國既不使用武力，也不進行恫吓。
可是聖彼得堡明白，俄國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實來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獲取的一切貿易權利，同時還可以重新劃定在滿洲的中俄邊界。
俄國政府打算通過外交手段達到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從陸路來中國，試圖在北京進行談判，但清當局先在恰克圖，然後又在天津拒絕他入境。
但普提雅廷不為困難所阻，他訪問了日本，在長崎和函館為俄國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然後乘船前往香港與西方盟國會合。
他與美國使節一樣表現得不那麼好戰，是戰争中的中立觀察者，但卻像交戰國那樣提出簽訂條約的要求。
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國，又另附一份照會，要求把黑龍江左岸和烏蘇裡江右岸劃作邊界，還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歐洲列強的支持。
[38]俄國的這份照會是裝在像美國裝照會那樣的封套中送交清當局的。
在1858年天津談判期間，關于黑龍江和濱海領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設法把其他三國使節完全蒙在鼓裡。
而清當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對立，就分别與他們談判，這樣無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計謀。
結果，他們給了普提雅廷充當調解人這一角色的機會。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通過大司祭鮑乃迪通知清帝，聲稱他這時是唯一負責黑龍江問題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職務隻是協助調解中國和西方盟國之間的争端。
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聯軍對俄國的領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使有關這些要求的談判得不到他所認為的英、法炮艦的支持，就委派奕山會見穆拉維約夫和解決邊界問題，這個奕山曾在1851年談判過固勒紮條約，這時是黑龍江将軍。
1858年5月23日（俄曆11日）奕山和穆拉維約夫的談判剛在瑷珲進行，後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裡江以東的土地；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國人在邊境河流航行和貿易不受限制（但歐洲人則不可以不受限制）。
奕山不同意，他堅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遠在那裡居住的權利，并且繼續受清朝的管轄。
穆拉維約夫在這一點上作了讓步，但他不願意再事拖延，而以軍事行動相威脅。
形勢對奕山來說是絕望的。
俄國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龍江的北岸。
當時半個中國爆發了叛亂，廣州和大沽炮台又被英法聯軍所攻占，據說他們正在幫助太平軍，而且此時又直接威脅着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擔引起另一場戰争之責。
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員都不知道俄國人要求的領土有多大，興安嶺離烏蘇裡江有多遠，尚有哪些内容在尼布楚條約中尚未确定。
清帝曾要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報告到後來才上達，而且裡面的措辭非常含糊。
在1858年，在清朝看來，東北滿洲的價值無非是一塊供應宮廷皮毛的狩獵禁地罷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維約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瑷珲條約，條約有滿、蒙、俄三種文本。
烏蘇裡江以東的濱海領土依然歸俄、清共有，直到兩個帝國能夠劃分一條邊界為止。
黑龍江左岸的清朝居民将留居原地（主要在結雅河以南），&ldquo歸滿清政府管轄&rdquo。
奕山在呈遞給清帝的奏折中，把條約看作是一項批準俄國人移民和貿易的臨時權宜之計，并不是割讓清帝國的領土。
北京顯然也是這樣理解的。
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聯軍在支持俄國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在6月14日（俄曆2日）同意了這個條約，并且請俄國政府試圖說服英法兩國降低它們的要求。
7月20日（俄曆8日）奕山為了穩妥起見，又促使穆拉維約夫簽訂一份正式的附加協定，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将不遷移。
同時，普提雅廷在鮑乃迪的出謀劃策下已在天津進行談判，企圖迫使清廷割讓黑龍江領土，并提出由俄國供應步槍、大炮和軍事教官作為報償。
他向英、法、美三國隐瞞領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簡直可以說是不同凡響的。
有一次，清政府的談判者明确地向美國人提起過俄國人的這些要求，并請美國代表列衛廉向普提雅廷說情，但列衛廉多少有點同情俄國在東亞的擴張，所以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人告訴他的事。
列衛廉從沒有料到普提雅廷竟會在他鼻子底下為黑龍江領土的要求施加壓力，所以他從未對英國人和法國人提出過清方談判者提出的請求。
後來，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确定俄國邊界之事告訴了英國的譯員李泰國，并說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龍江進行，甚至希望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國似乎還沒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國正在要求領土和黑龍江的航行權的話，他們也會要求同樣的最惠國待遇來加強清方的地位。
普提雅廷知道這一點，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國人的辦事方式，因此這時完全改變了腔調，降低了他對黑龍江的要求，并協助清方去抵制英國人。
1858年6月13日（俄曆1日）他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規定，要為互相來往提供方便，開辟條約口岸供俄國人貿易，并且訂定&ldquo中國和俄國将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将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内&rdquo。
條約沒有提到黑龍江。
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兩個星期前簽訂的瑷珲條約已經确定了大部分東部的中俄邊界。
[39]根據天津條約，普提雅廷實現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
俄國這時在中國沿海有了商業特權，以此可以抵消西歐和美國的海運在與俄國的西伯利亞貿易競争時所占的優勢。
6月15日（俄曆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強就它們所提的要求替清王朝說情。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自然的選擇，因為滿洲人感到他們直接了解俄國人，而清廷上層有關西歐人的情報在經華南的漢族官僚之手時已被歪曲；對于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漸趨懷疑。
普提雅廷也确實向其他列強說了情（這是為了加強俄國在中國的地位），但他沒有告訴清方他是在說情。
他在敦促英法聯軍降低其要求時的主要論點是，各地叛亂正方興未艾，歐洲人的壓力可能會使王朝垮台。
當然，俄國并不希望英國能達到進入中國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為這樣就會把黑龍江也包括在内，而外國外交人員駐在北京也會加強英國對清政府的影響而不利于俄國。
可是額爾金仍堅持要求在北京駐外交官和在内地貿易，并且揚言要進攻，通過這種威脅，他在6月26日訂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條約。
普提雅廷繼續活動，當他聽到英國的新政府已經指令額爾金不要進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時，他立即勸清廷廢除對英條約中兩條有争議的條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過的關于給中國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
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還同意接納少數教官來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設計沿海的炮台。
為了批準瑷珲條約和天津條約，俄國外交部派了一名參贊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亞羅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擔任過穆拉雅約夫的滿文譯員，但外交部沒有任命他為大使，而讓他擔任傳教士團的團長，地位高于鮑乃迪，結果丕亞羅幅斯奇發現談判非常困難。
俄國政府感到緊迫，需要在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北京批準他們的條約之前趕快劃定最東部的俄清邊界，于是任命年輕的伊格納捷耶夫伯爵為駐北京的&ldquo政治代表&rdquo以接替丕亞羅幅斯奇。
伊格納捷耶夫于3月份經陸路啟程來華。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已經在烏蘇裡江進行勘察和移民。
關于這件事的報告紛至沓來，使北京政府大為震驚，于是它開始更加深入地考慮俄國的問題了。
理藩院立刻寫信給俄國，聲稱清帝樂于接受船運的槍支，但要求在庫倫卸貨。
清廷可能想補救他們的沿海防禦。
在與穆拉維約夫和丕亞羅幅斯奇談判時，清政府批準了天津條約，但又對穆拉維約夫侵犯烏蘇裡江畔清方領土的行動提出抗議。
但當北京最後弄清楚了俄國人不但要繼續在黑龍江航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還要滲入烏蘇裡江流域時，就決定不批準瑷珲條約。
另一項關于不準外國的外交使節根據平等原則駐于北京的決定，觸發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敵對行動，當時僧格林沁的軍隊擊沉了四艘英國炮艦。
這使那些誤認為俄國人也參與了大沽口攻擊的北京決策者們又鼓起勇氣來反對俄國的要求。
兩天以後，伊格納捷耶夫抵達北京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進展，雖然他的地位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滿懷信心的清帝在滿洲問題上轉而采取了強硬路線，他免去奕山之職，想試一試新的途徑來加強王朝的地位。
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漢人向那裡移民，卻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烏蘇裡江以東土地的一個行動。
當黑龍江和吉林當局提議把漢族農民移居到甯古塔、三姓、綏芬河和烏蘇裡江等地區以阻止俄國進一步滲透時，政府斷然加以拒絕。
它隻是決定動員人參挖掘者和當地的部落民來防衛濱海地區，并知照穆拉維約夫，它将堅持尼布楚條約劃定的邊界。
穆拉維約夫沒有為其所動，彼得堡則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軍隊占領整個烏蘇裡江和濱海地區。
[40] 當伊格納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談判，奉聖彼得堡之命與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國的使節會合時，他希望學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
但這時英國人知道了瑷珲條約，并懷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勝利有俄國人起過的作用。
伊格納捷耶夫的策略是試圖說服英法聯軍，聲稱隻有把清政府痛擊一頓才能迫使它屈服。
做到了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薦地充當調解人，然後以英、法的炮艦要挾中國來獲得俄國所希望的各種特許權。
為了這一目的，他與俄國傳教士團通信，從它那裡得到消息，然後把這些關于北京形勢的第一手知識告訴額爾金和葛羅，以減輕他們的疑心。
通過他的内線情報，伊格納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與他的大部分宮廷官員已經逃往熱河。
他把這些消息告訴了額爾金和葛羅，因而深得他們的信任，以緻連他們從圓明園中繳獲的涉及俄國的外交文件也轉給了他，這對伊格納捷耶夫來說是一筆财富，因為四箱外交文件道出了丕亞羅幅斯奇在瑷珲條約和天津條約以外所提的全部額外條件。
英國人在讓出文件時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當英法聯軍仍在北京城外時，伊格納捷耶夫卻進了城，住在傳教士團的所在地。
在這裡，心急如焚的清當局立刻請他替中國進行調停。
他答應調停，但條件是恭親王應送他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對他無所隐瞞，以及答應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
恭親王隻能照辦。
10月18日（俄曆6日），恭親王送給伊格納捷耶夫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
這位俄國外交家事實上很少出力幫助英法聯軍去獲取它們的條約，也不去幫助清廷降低聯軍提出的要求。
但就在額爾金和葛羅的鼻尖底下，伊格納捷耶夫卻從恭親王那裡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許權，因為恭親王相信了他的話，即額爾金和葛羅是支持俄國的要求的。
當聯軍在11月6日撤走時，伊格納捷耶夫甚至還威脅着要把英法軍隊召回。
總之，伊格納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經做過的事。
在中國國内發生叛亂時，他憑借英法軍事進攻的明顯支持而參加到談判中來，使自己充當調解人，卻迫使清政府割讓俄軍已經大部分占領的滿洲領土，不讓其英、法共同談判者知道這些要求，并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聯軍的戰艦和軍隊支持他的領土要求。
政府因缺乏兵員，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獵活動。
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養其滿洲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軍饷。
特别在滿洲，清廷已取消隻有滿人和蒙古人才能擔任滿洲邊境将軍的規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漢族旗人任吉林将軍。
政府還改組了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财政。
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幾乎要負擔吉林省4/5和黑龍江全部的行政費用。
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負擔這樣的支出了；因此戶部将貼補吉林和黑龍江的責任分攤給其他各省。
這項措施收效不很大，因為負分攤之責的各省經常不能完成任務，結果滿洲邊境諸省開始自己發展财源，它們征收新稅，開發官辦屯田和軍墾以支付各項費用，還特設了一種&ldquo随缺地&rdquo以補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發許可證給挖人參的漢人，使人參的收益可用作軍饷，但是它随即準許漢人的私營企業壟斷金銀礦的開采權，而由官府征稅。
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樣方式準許采煤，沒有發生過麻煩；但是圍繞開采貴金屬&mdash&mdash特别是黃金&mdash&mdash所出現的情況就不同了。
在開采黃金的礦工中出現了那麼多亡命之徒，以緻政府最後不得不再次取締對黃金的開采。
[35] 這些措施遠不能創造一個安全的滿洲邊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強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維約夫猶豫不決，使清朝赢得時間。
清政府顯然把征剿漢人的内地看得比防衛滿洲邊境更重要。
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國叛亂無疑具體化了滿洲人的傳統恐懼，即漢人可能有朝一日會把他們推翻和趕出中國；但滿洲人所處的地位與處于叛亂時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樣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漢族王朝都會作出的選擇。
中國本土這時是滿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時，以犧牲邊緣地區為宜。
1856年，當穆拉維約夫的第三支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時，滿洲當局除了掩蓋真實情況外，别無其他選擇。
從此，俄國人以保護該地區不受英法的攻擊為借口在那裡随意出沒，其實在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會議已經結束了克裡米亞戰争。
俄國移民建立了許多新城鎮，開發了一些大林區作為耕地。
也是在1856年，聖彼得堡政府沒有通知中國就單方面設立東西伯利亞的濱海省，來管理俄國在堪察加、庫頁島（根據1855年下田的俄日條約，該島在俄日之間仍未&ldquo劃分&rdquo）以及黑龍江河口所占有的土地。
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當清政府繼續追求把漢人移民排除在北滿以外這一目光短淺的目标時，俄國政府則把俄國移民移居到這個地區，這樣，到19世紀50年代末，北黑龍江流域和濱海的領土上已經大部分是俄國人了。
根據俄國的官方材料，這些地區的總人口約為2.4萬人&mdash&mdash黑龍江區為8370人，濱海區為15594人。
其中6349人為俄國人；在黑龍江區者為2950人，在濱海地區者為3399人。
中國人隻有約2400人&mdash&mdash約1500人在黑龍江區（主要在黑龍江&mdash結雅河流域），約900人在濱海區。
到1858年，有4艘俄國輪船往返于黑龍江水域，同年俄國海軍又從喀琅施塔得增派了7艘。
在蒙古和滿洲接壤的俄國邊境，駐有1.6萬名俄國軍隊，配備着40門大炮。
[36]另一方面，黑龍江的旗兵一直沒有超過幾千人。
例如，瑷珲&ldquo有能容納幾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營房，但沒有看到一名士兵&mdash&mdash甚至崗亭也是空的&rdquo。
[37] 克裡米亞戰争的結束，使俄、英、法三國都騰出了手來重新在中國展開活動。
不久，英國和法國政府開始計劃向清帝國提出要求，以争取修改條約和同意讓歐洲商人按照歐洲的傳統做法在中國沿海經商。
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向俄國政府建議，俄國應對它們的要求予以合作，但聖彼得堡拒絕了這一建議，反而宣稱它對清帝國既不使用武力，也不進行恫吓。
可是聖彼得堡明白，俄國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實來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獲取的一切貿易權利，同時還可以重新劃定在滿洲的中俄邊界。
俄國政府打算通過外交手段達到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從陸路來中國，試圖在北京進行談判，但清當局先在恰克圖，然後又在天津拒絕他入境。
但普提雅廷不為困難所阻，他訪問了日本，在長崎和函館為俄國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然後乘船前往香港與西方盟國會合。
他與美國使節一樣表現得不那麼好戰，是戰争中的中立觀察者，但卻像交戰國那樣提出簽訂條約的要求。
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國，又另附一份照會，要求把黑龍江左岸和烏蘇裡江右岸劃作邊界，還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歐洲列強的支持。
[38]俄國的這份照會是裝在像美國裝照會那樣的封套中送交清當局的。
在1858年天津談判期間，關于黑龍江和濱海領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設法把其他三國使節完全蒙在鼓裡。
而清當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對立，就分别與他們談判，這樣無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計謀。
結果，他們給了普提雅廷充當調解人這一角色的機會。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通過大司祭鮑乃迪通知清帝，聲稱他這時是唯一負責黑龍江問題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職務隻是協助調解中國和西方盟國之間的争端。
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聯軍對俄國的領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使有關這些要求的談判得不到他所認為的英、法炮艦的支持，就委派奕山會見穆拉維約夫和解決邊界問題，這個奕山曾在1851年談判過固勒紮條約，這時是黑龍江将軍。
1858年5月23日（俄曆11日）奕山和穆拉維約夫的談判剛在瑷珲進行，後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裡江以東的土地；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國人在邊境河流航行和貿易不受限制（但歐洲人則不可以不受限制）。
奕山不同意，他堅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遠在那裡居住的權利，并且繼續受清朝的管轄。
穆拉維約夫在這一點上作了讓步，但他不願意再事拖延，而以軍事行動相威脅。
形勢對奕山來說是絕望的。
俄國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龍江的北岸。
當時半個中國爆發了叛亂，廣州和大沽炮台又被英法聯軍所攻占，據說他們正在幫助太平軍，而且此時又直接威脅着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擔引起另一場戰争之責。
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員都不知道俄國人要求的領土有多大，興安嶺離烏蘇裡江有多遠，尚有哪些内容在尼布楚條約中尚未确定。
清帝曾要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報告到後來才上達，而且裡面的措辭非常含糊。
在1858年，在清朝看來，東北滿洲的價值無非是一塊供應宮廷皮毛的狩獵禁地罷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維約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瑷珲條約，條約有滿、蒙、俄三種文本。
烏蘇裡江以東的濱海領土依然歸俄、清共有，直到兩個帝國能夠劃分一條邊界為止。
黑龍江左岸的清朝居民将留居原地（主要在結雅河以南），&ldquo歸滿清政府管轄&rdquo。
奕山在呈遞給清帝的奏折中，把條約看作是一項批準俄國人移民和貿易的臨時權宜之計，并不是割讓清帝國的領土。
北京顯然也是這樣理解的。
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聯軍在支持俄國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在6月14日（俄曆2日）同意了這個條約，并且請俄國政府試圖說服英法兩國降低它們的要求。
7月20日（俄曆8日）奕山為了穩妥起見，又促使穆拉維約夫簽訂一份正式的附加協定，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将不遷移。
同時，普提雅廷在鮑乃迪的出謀劃策下已在天津進行談判，企圖迫使清廷割讓黑龍江領土，并提出由俄國供應步槍、大炮和軍事教官作為報償。
他向英、法、美三國隐瞞領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簡直可以說是不同凡響的。
有一次，清政府的談判者明确地向美國人提起過俄國人的這些要求，并請美國代表列衛廉向普提雅廷說情，但列衛廉多少有點同情俄國在東亞的擴張，所以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人告訴他的事。
列衛廉從沒有料到普提雅廷竟會在他鼻子底下為黑龍江領土的要求施加壓力，所以他從未對英國人和法國人提出過清方談判者提出的請求。
後來，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确定俄國邊界之事告訴了英國的譯員李泰國，并說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龍江進行，甚至希望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國似乎還沒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國正在要求領土和黑龍江的航行權的話，他們也會要求同樣的最惠國待遇來加強清方的地位。
普提雅廷知道這一點，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國人的辦事方式，因此這時完全改變了腔調，降低了他對黑龍江的要求，并協助清方去抵制英國人。
1858年6月13日（俄曆1日）他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規定，要為互相來往提供方便，開辟條約口岸供俄國人貿易，并且訂定&ldquo中國和俄國将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将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内&rdquo。
條約沒有提到黑龍江。
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兩個星期前簽訂的瑷珲條約已經确定了大部分東部的中俄邊界。
[39]根據天津條約，普提雅廷實現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
俄國這時在中國沿海有了商業特權，以此可以抵消西歐和美國的海運在與俄國的西伯利亞貿易競争時所占的優勢。
6月15日（俄曆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強就它們所提的要求替清王朝說情。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自然的選擇，因為滿洲人感到他們直接了解俄國人，而清廷上層有關西歐人的情報在經華南的漢族官僚之手時已被歪曲；對于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漸趨懷疑。
普提雅廷也确實向其他列強說了情（這是為了加強俄國在中國的地位），但他沒有告訴清方他是在說情。
他在敦促英法聯軍降低其要求時的主要論點是，各地叛亂正方興未艾，歐洲人的壓力可能會使王朝垮台。
當然，俄國并不希望英國能達到進入中國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為這樣就會把黑龍江也包括在内，而外國外交人員駐在北京也會加強英國對清政府的影響而不利于俄國。
可是額爾金仍堅持要求在北京駐外交官和在内地貿易，并且揚言要進攻，通過這種威脅，他在6月26日訂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條約。
普提雅廷繼續活動，當他聽到英國的新政府已經指令額爾金不要進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時，他立即勸清廷廢除對英條約中兩條有争議的條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過的關于給中國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
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還同意接納少數教官來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設計沿海的炮台。
為了批準瑷珲條約和天津條約，俄國外交部派了一名參贊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亞羅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擔任過穆拉雅約夫的滿文譯員，但外交部沒有任命他為大使，而讓他擔任傳教士團的團長，地位高于鮑乃迪，結果丕亞羅幅斯奇發現談判非常困難。
俄國政府感到緊迫，需要在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北京批準他們的條約之前趕快劃定最東部的俄清邊界，于是任命年輕的伊格納捷耶夫伯爵為駐北京的&ldquo政治代表&rdquo以接替丕亞羅幅斯奇。
伊格納捷耶夫于3月份經陸路啟程來華。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已經在烏蘇裡江進行勘察和移民。
關于這件事的報告紛至沓來，使北京政府大為震驚，于是它開始更加深入地考慮俄國的問題了。
理藩院立刻寫信給俄國，聲稱清帝樂于接受船運的槍支，但要求在庫倫卸貨。
清廷可能想補救他們的沿海防禦。
在與穆拉維約夫和丕亞羅幅斯奇談判時，清政府批準了天津條約，但又對穆拉維約夫侵犯烏蘇裡江畔清方領土的行動提出抗議。
但當北京最後弄清楚了俄國人不但要繼續在黑龍江航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還要滲入烏蘇裡江流域時，就決定不批準瑷珲條約。
另一項關于不準外國的外交使節根據平等原則駐于北京的決定，觸發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敵對行動，當時僧格林沁的軍隊擊沉了四艘英國炮艦。
這使那些誤認為俄國人也參與了大沽口攻擊的北京決策者們又鼓起勇氣來反對俄國的要求。
兩天以後，伊格納捷耶夫抵達北京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進展，雖然他的地位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滿懷信心的清帝在滿洲問題上轉而采取了強硬路線，他免去奕山之職，想試一試新的途徑來加強王朝的地位。
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漢人向那裡移民，卻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烏蘇裡江以東土地的一個行動。
當黑龍江和吉林當局提議把漢族農民移居到甯古塔、三姓、綏芬河和烏蘇裡江等地區以阻止俄國進一步滲透時，政府斷然加以拒絕。
它隻是決定動員人參挖掘者和當地的部落民來防衛濱海地區，并知照穆拉維約夫，它将堅持尼布楚條約劃定的邊界。
穆拉維約夫沒有為其所動，彼得堡則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軍隊占領整個烏蘇裡江和濱海地區。
[40] 當伊格納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談判，奉聖彼得堡之命與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國的使節會合時，他希望學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
但這時英國人知道了瑷珲條約，并懷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勝利有俄國人起過的作用。
伊格納捷耶夫的策略是試圖說服英法聯軍，聲稱隻有把清政府痛擊一頓才能迫使它屈服。
做到了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薦地充當調解人，然後以英、法的炮艦要挾中國來獲得俄國所希望的各種特許權。
為了這一目的，他與俄國傳教士團通信，從它那裡得到消息，然後把這些關于北京形勢的第一手知識告訴額爾金和葛羅，以減輕他們的疑心。
通過他的内線情報，伊格納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與他的大部分宮廷官員已經逃往熱河。
他把這些消息告訴了額爾金和葛羅，因而深得他們的信任，以緻連他們從圓明園中繳獲的涉及俄國的外交文件也轉給了他，這對伊格納捷耶夫來說是一筆财富，因為四箱外交文件道出了丕亞羅幅斯奇在瑷珲條約和天津條約以外所提的全部額外條件。
英國人在讓出文件時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當英法聯軍仍在北京城外時，伊格納捷耶夫卻進了城，住在傳教士團的所在地。
在這裡，心急如焚的清當局立刻請他替中國進行調停。
他答應調停，但條件是恭親王應送他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對他無所隐瞞，以及答應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
恭親王隻能照辦。
10月18日（俄曆6日），恭親王送給伊格納捷耶夫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
這位俄國外交家事實上很少出力幫助英法聯軍去獲取它們的條約，也不去幫助清廷降低聯軍提出的要求。
但就在額爾金和葛羅的鼻尖底下，伊格納捷耶夫卻從恭親王那裡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許權，因為恭親王相信了他的話，即額爾金和葛羅是支持俄國的要求的。
當聯軍在11月6日撤走時，伊格納捷耶夫甚至還威脅着要把英法軍隊召回。
總之，伊格納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經做過的事。
在中國國内發生叛亂時，他憑借英法軍事進攻的明顯支持而參加到談判中來，使自己充當調解人，卻迫使清政府割讓俄軍已經大部分占領的滿洲領土，不讓其英、法共同談判者知道這些要求，并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聯軍的戰艦和軍隊支持他的領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