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抽象形式的經濟勞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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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當包括全部關于人類的科學。
鋼琴演奏是鋼琴的一種消費，也就是說，從這種觀點上看，鋼琴演奏理論也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了。
正是由于不能把消費塞進經濟領域，所以政治經濟學教程中消費這一篇的内容才是空洞無物的。
[11]通常寫進消費一篇的東西，僅僅是因為需要填補篇幅而加進去的。
例如，經濟危機與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着極其明顯的聯系，但它們絕不屬于消費現象。
沒有一種危機理論認為消費領域是危機的最終原因，甚至所謂&ldquo消費不足&rdquo的理論也認為危機的最終原因不在消費領域，而在分配方面。
至于談到保險，從理論角度看，它是交換行為，我将在本書有關章節中加以論證。
消費合作社，隻是由于名稱的巧合才歸入消費這一篇中，然而，它們是采購即交換的機構，而且是在與商業企業鬥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消費合作社理應在交換一篇中占有一席地位。
最後，工人家庭收支情況因與工資有關而不能不加以研究，也就是說，它應當歸入分配這一篇。
在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教程中，生産這一篇卻是從土地、勞動和資本所謂生産三要素理論開始的。
我認為根據下述理由不可能遵循這個慣例。
首先，生産要素的理論本身我認為就是不正确的。
當然，從技術觀點看，對于按生産中作用力量進行的這種分類，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這種适合于工程技術人員的分類，對經濟學家來說卻很不适宜。
正如本書在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學家所作的分類，應當從人類個體的最後目的的觀念出發。
其實，如果把工人跟他的勞動工具和土地等同起來，那麼，我們顯然是把工人看做是簡單的生産工具，而不是目的。
這種分類是危險的，因為它把政治經濟學中應占統治地位的基本觀點弄得模糊不清。
在實踐上，這種分類使政治經濟學大受其害，并把它們許多論點完全打亂了。
隻要指出這種分類法的作者薩伊的分配理論，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把工人跟資本和土地等同起來，是薩伊替非勞動收入辯護的手段。
總之，生産三要素論是掩飾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對于資本家階級來說，工人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生産工具，因此，這個理論在承認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樣是目的本身的政治經濟學中不應當有它的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基本論點之外，生産三要素論絕不适用于起整個生産理論的試金石的作用。
它把系列完全不同的三個要素，進行對比，因而不可能正确地闡明其中任何一個要素。
正因為如此，這個理論，即使在丘普羅夫的深思熟慮的教程中經過修改，但還是不妥當的。
丘普羅夫主張産品隻能是由勞動創造的。
他完全正确地指出：&ldquo從經濟觀點來看，自然力和資本的相互促進，是唯一創造經濟财富的勞動生産率高低的條件。
&rdquo[12]然而，他認為可以把勞動生産率的條件歸結為下述&ldquo三個主要範疇：第一，與勞動本身有關的條件；第二，與物質和外界自然力屬性有關的條件；第三，與資本有關的條件。
&rdquo[13]同時，他還逐一地探讨了這些條件範疇。
其結果，造成論述的極度混亂。
例如，當探讨與勞動有關的條件時，卻不得不談到一部分超出政治經濟學範圍的外部性質的條件，如居民按年齡、按性别的分配等屬于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問題；不得不談到一部分純社會方面的條件，如居民按職業的分配，以至于工廠立法等等；這些似乎根本不應當在生産篇的開頭占有地位。
随後才是關于資本的理論，資本被看做既是邏輯的、又是曆史的經濟範疇。
社會資本再生産，如所周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複雜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交換進行的，關于社會資本再生産的深奧學說正在展開。
所有這一切，造成某種極其混亂、支離破碎的情況，比方說，要了解社會資本再生産的條件，就得事先認識資本主義經濟中産品實現的規律。
總之，關于社會資本循環的學說，是政治經濟學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可以放在教程的末尾，在說明了最基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以後加以論述，無論如何不能放在教程的開頭來論述。
本書試圖完全擺脫生産三要素的傳統理論。
本章主要是以抽象的形式把生産過程作為邏輯的經濟範疇加以考察。
在以下幾章中将考察生産過程賴以進行的曆史演變的社會形式。
到目前為止，在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中，可以看到關于所謂的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論點。
這種分類在政治經濟學中，當時曾起過很大的作用。
它主要來自重農學派，他們認為隻有農民的勞動才是生産勞動，其根據是，隻有農民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财富。
亞當·斯密繼承了重農學派的分類觀點，認為創造物質财富的任何勞動都是生産勞動。
此後，經濟學家對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特征問題，長期争論不休，法國經濟學家傾向于擴大生産勞動的概念，使之包括一切有用勞動，而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學派）卻始終信守斯密的觀點。
這種争論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覺得，這是孔德指責的經濟學家專愛作那種經院式争辯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14]。
實際上，把勞動劃分為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對經濟科學有什麼必要呢?這種劃分，對于重農學派來說，倒有十分确定的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生産勞動對于國民經濟是最有效用的勞動。
但是，斯密早就與這種觀點完全割斷了聯系，并極力主張上述分類跟承認各種社會勞動都有或大或小效用的觀點毫無共同之處。
但是，如果真是這樣，這種劃分将失去任何科學的意義。
實際上，在它的背後隐藏着對政治經濟學來說真正重要的劃分，即把勞動分為經濟勞動和非經濟勞動。
後一劃分，對經濟科學正确規定其研究範圍是很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無須證明的。
本教程也采用這種劃分。
既然如此，就肯定不能同時再保留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傳統劃分了。
[15] 參考書目 一般文獻： 馬克思：《資本論》。
傑文斯：《政治經濟學原理》，1888年，第3版。
K.畢歇爾：《勞動與節奏》。
鋼琴演奏是鋼琴的一種消費，也就是說，從這種觀點上看，鋼琴演奏理論也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了。
正是由于不能把消費塞進經濟領域，所以政治經濟學教程中消費這一篇的内容才是空洞無物的。
[11]通常寫進消費一篇的東西，僅僅是因為需要填補篇幅而加進去的。
例如，經濟危機與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着極其明顯的聯系，但它們絕不屬于消費現象。
沒有一種危機理論認為消費領域是危機的最終原因，甚至所謂&ldquo消費不足&rdquo的理論也認為危機的最終原因不在消費領域，而在分配方面。
至于談到保險，從理論角度看，它是交換行為，我将在本書有關章節中加以論證。
消費合作社，隻是由于名稱的巧合才歸入消費這一篇中，然而，它們是采購即交換的機構，而且是在與商業企業鬥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消費合作社理應在交換一篇中占有一席地位。
最後，工人家庭收支情況因與工資有關而不能不加以研究，也就是說，它應當歸入分配這一篇。
在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教程中，生産這一篇卻是從土地、勞動和資本所謂生産三要素理論開始的。
我認為根據下述理由不可能遵循這個慣例。
首先，生産要素的理論本身我認為就是不正确的。
當然，從技術觀點看，對于按生産中作用力量進行的這種分類，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這種适合于工程技術人員的分類，對經濟學家來說卻很不适宜。
正如本書在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經濟學家所作的分類，應當從人類個體的最後目的的觀念出發。
其實，如果把工人跟他的勞動工具和土地等同起來，那麼，我們顯然是把工人看做是簡單的生産工具，而不是目的。
這種分類是危險的，因為它把政治經濟學中應占統治地位的基本觀點弄得模糊不清。
在實踐上，這種分類使政治經濟學大受其害，并把它們許多論點完全打亂了。
隻要指出這種分類法的作者薩伊的分配理論，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把工人跟資本和土地等同起來，是薩伊替非勞動收入辯護的手段。
總之，生産三要素論是掩飾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對于資本家階級來說，工人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生産工具，因此，這個理論在承認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樣是目的本身的政治經濟學中不應當有它的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基本論點之外，生産三要素論絕不适用于起整個生産理論的試金石的作用。
它把系列完全不同的三個要素，進行對比，因而不可能正确地闡明其中任何一個要素。
正因為如此，這個理論，即使在丘普羅夫的深思熟慮的教程中經過修改，但還是不妥當的。
丘普羅夫主張産品隻能是由勞動創造的。
他完全正确地指出：&ldquo從經濟觀點來看，自然力和資本的相互促進，是唯一創造經濟财富的勞動生産率高低的條件。
&rdquo[12]然而，他認為可以把勞動生産率的條件歸結為下述&ldquo三個主要範疇：第一，與勞動本身有關的條件；第二，與物質和外界自然力屬性有關的條件；第三，與資本有關的條件。
&rdquo[13]同時，他還逐一地探讨了這些條件範疇。
其結果，造成論述的極度混亂。
例如，當探讨與勞動有關的條件時，卻不得不談到一部分超出政治經濟學範圍的外部性質的條件，如居民按年齡、按性别的分配等屬于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問題；不得不談到一部分純社會方面的條件，如居民按職業的分配，以至于工廠立法等等；這些似乎根本不應當在生産篇的開頭占有地位。
随後才是關于資本的理論，資本被看做既是邏輯的、又是曆史的經濟範疇。
社會資本再生産，如所周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複雜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交換進行的，關于社會資本再生産的深奧學說正在展開。
所有這一切，造成某種極其混亂、支離破碎的情況，比方說，要了解社會資本再生産的條件，就得事先認識資本主義經濟中産品實現的規律。
總之，關于社會資本循環的學說，是政治經濟學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可以放在教程的末尾，在說明了最基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以後加以論述，無論如何不能放在教程的開頭來論述。
本書試圖完全擺脫生産三要素的傳統理論。
本章主要是以抽象的形式把生産過程作為邏輯的經濟範疇加以考察。
在以下幾章中将考察生産過程賴以進行的曆史演變的社會形式。
到目前為止，在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中，可以看到關于所謂的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論點。
這種分類在政治經濟學中，當時曾起過很大的作用。
它主要來自重農學派，他們認為隻有農民的勞動才是生産勞動，其根據是，隻有農民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财富。
亞當·斯密繼承了重農學派的分類觀點，認為創造物質财富的任何勞動都是生産勞動。
此後，經濟學家對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特征問題，長期争論不休，法國經濟學家傾向于擴大生産勞動的概念，使之包括一切有用勞動，而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學派）卻始終信守斯密的觀點。
這種争論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覺得，這是孔德指責的經濟學家專愛作那種經院式争辯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14]。
實際上，把勞動劃分為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對經濟科學有什麼必要呢?這種劃分，對于重農學派來說，倒有十分确定的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生産勞動對于國民經濟是最有效用的勞動。
但是，斯密早就與這種觀點完全割斷了聯系，并極力主張上述分類跟承認各種社會勞動都有或大或小效用的觀點毫無共同之處。
但是，如果真是這樣，這種劃分将失去任何科學的意義。
實際上，在它的背後隐藏着對政治經濟學來說真正重要的劃分，即把勞動分為經濟勞動和非經濟勞動。
後一劃分，對經濟科學正确規定其研究範圍是很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無須證明的。
本教程也采用這種劃分。
既然如此，就肯定不能同時再保留生産勞動和非生産勞動的傳統劃分了。
[15] 參考書目 一般文獻： 馬克思：《資本論》。
傑文斯：《政治經濟學原理》，1888年，第3版。
K.畢歇爾：《勞動與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