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簡單協作和複雜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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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爾試圖對分工的學說進行革新。

     但是,畢歇爾對分工所作的各種分類,我以為是太做作了,從研究目的來看不大适用。

    根據這個原因,本書也沒有采用它。

     近來,系統推行資本主義内部的分工的某些嘗試,特别是所謂&ldquo科學泰羅制度&rdquo,甚嚣塵上。

    這種制度把經濟勞動分解為最簡單的工序,并交給工人去完成,以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産率。

    泰羅制産生的動機,來自資本主義的性質,即從工人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有效勞動,因此,理所當然地遭到工人的敵視。

    就其實質而言,這種制度提高了勞動生産率,因而是進步因素;但是,不用說,工人也有合法的權利采取措施,使資本家在實行這種制度時,不能用它來增加對自己工人的剝削。

     參考書目 亞當·斯密:《國富論》。

     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産生》。

     斯賓塞:《基本原則》,阿列克謝耶夫譯,1886年;《社會學原理》,譯自英文,1898年。

     H.西貝爾:《原始經濟文化概論》,第2版,1899年。

     迪克海姆:《社會分工論》,1893年。

     《米海洛夫斯基文集》,1897年(特别是&ldquo什麼是進步&rdquo和&ldquo為個體而奮鬥&rdquo兩篇論文)。

     司徒盧威:《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批評意見》,1894年。

     施穆勒:《國民經濟學綱要》。

     齊美爾:《論社會區别》,1890年。

     奧夫欽尼科夫:《論勞動聯合》,1912年。

    關于泰羅制,可參看内容廣泛且以各種語言出版的文集《經濟領域的新思想》,第3集,題為《經濟勞動合理化》,1914年。

     *** [1]西貝爾說:&ldquo澳大利亞河流寬闊,在河水清淺的地方,土著人每每40&mdash50人結隊下河捕魚。

    捕魚用堅硬木質制作的标槍,尖頭,長約六英尺。

    捕魚時各自拿着标槍擺成一個很大的半圓圈同時潛入水下,并在水下停留相當長的時間。

    如果沒有捕到足夠的魚,他們再往遠遊出幾碼,帶着标槍重新潛入水下。

    隻要他們沒有捕到所需數量的魚,就在1&mdash2英裡内不斷地換地方。

    &rdquo(《原始經濟文化概論》,第2版,第10頁。

    )&ldquo整個部落或者若幹個聯合起來的部落參加圍捕袋鼠。

    男人們選好狩獵地點後,彼此拉開不遠的距離隐伏在山谷一帶的草叢中;而婦女和小孩排成長長的隊形登上山丘,拼命地把袋鼠往男人埋伏的山谷裡趕。

    袋鼠本能地選擇這個方向,是因為往這兒容易逃跑。

    當袋鼠成群結隊地嘶叫着從獵人身旁奔逃時,獵人依次從埋伏點站起來,對準一個或者兩個袋鼠投擲标槍。

    他們相互支持,直到獸群從最後一個獵人身旁跑過去才開始收集獵物。

    &rdquo(同上,第12頁。

    ) [2]比較伊薩耶夫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7版,第132頁。

     [3]《1910年财政通報》,第38期,第489頁。

     [4]耐人尋味的是,本書對大生産比小生産更為有利的一般原因(體積與表面積的比例規律)所作的解釋,據我所知(盡管我不是工藝師),不僅現代經濟科學,而且現代工藝學也都不知道。

    不管怎麼說,在工藝工程師H.Г.謝爾戈夫斯基專論機器價值問題的近著《機器的價值和評論》一書中(1907年),也根本沒有類似對上述原則所作的一般表述。

    隻是在某些個别場合,Г.謝爾戈夫斯基作出我在本教程中所得出的結論。

     [5]畢歇爾:《勞動與節奏》,第3版,第379&mdash380頁。

     [6]亞當·斯密:《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比比科夫譯,1866年,第103頁及以下各頁。

     [7]&ldquo我們每個人一生下來,按其天賦就與别人很不一樣,但都可以接受委派完成一定的工作&hellip&hellip。

    當一個人處于有利時機,抛開其他一切工作,按照自己的才能,獨自從事某項工作,就會很出色地、輕而易舉地做出許多個人的事業。

    &rdquo《蒲魯東論文集》,卡爾波夫譯,1866年,第3部分,《政策》,第117頁。

     [8]例如,看看恩格斯是如何描述社會各階級的産生的:&ldquo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别成員來擔當:如解決争端;制止個别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态下執行宗教職能。

    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

    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

    生産力逐漸提高;較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機構來保護共同利益和反對相抵觸的利益。

    &hellip&hellip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隻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rdquo(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218&mdash219頁。

    ) [9]參看施穆勒的《國民經濟學綱要》,第2冊,第四章論分工這一章,在這本實際内容非常豐富的教程中,一般說來,是内容最豐富和最有意義的一章。

     [10]&ldquo發展乃是伴有消除運動驅使物質形成整體,這時,物質是從一種不連貫的、不固定的單一性向着固定的、連貫的多樣性轉化;尚未消耗殆盡的運動也會發生類似的轉化。

    &rdquo(《斯賓塞》,阿列克謝耶夫譯,1886年,第278頁。

    ) [11]畢歇爾和施穆勒在這個問題上展開了非常有趣的論戰。

    施穆勒發表了十分大膽的論點:&ldquo等級,以僧侶、軍事首領和商人為代表的貴族,行會制度,現代整個勞動組織,都不過是由于社會的分工和分化而形成的随時變化的形式&hellip…而社會地位、财産、榮譽和收入中的差别,隻是社會分化的次要結果。

    &rdquo畢歇爾對這種論點持相反的看法,認為:&ldquo财産和收入的差别,不是分工的結果,而是分工的主要原因&rdquo,&ldquo因為我國的有産階級,也是社會職業階級,他們之所以成為這樣的階級,不是由于職業創造了财産,而是由于财産狀況決定了職業的選擇;而且職業提供的收入,通常也像作為職業基礎的财産數額一樣,随着增加和減少。

    &rdquo(《國民經濟的産生》,第2版,第105&mdash108頁。

    )施穆勒在自己的教程中減弱了早先論點的尖銳性和明确性。

    他在這部新近發表的著作中說:&ldquo盡管畢歇爾反對我關于财産分配的看法值得注意,但我還是認為可以說職業分配常常(特别是在過去)發生在财産差别以前,而财産的差别即便在現在也往往是階級和個人差别的結果,而不是階級和個人差别的原因。

    &rdquo《國民經濟學綱要》,第1卷,第398頁。

    對後一論點,畢歇爾當然并不反對。

    問題不在個别場合,而在于一般原則,所以,畢歇爾的論題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12]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89&mdash398頁。

     [13]杜林:《國民經濟教程》,第3版,第66頁及以下各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