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洛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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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認為我們應盡力讓人幸福些這個較世俗的意見比起來，跟改善世界的打算具有較少的關系。
這本不足怪。
幸福若是别人的，比幸福是自己的，就容易蔑視。
一般講，幸福的代替品是某種英雄品質。
這使權力欲有了無意識的發洩出路，給殘酷行為造成豐實的借口。
再不然，所崇尚的也許是強烈的感情；在漫浪主義者，便是如此。
這造成對憎恨和複仇心之類的熾情的寬容；拜倫筆下的英雄算得典型，他們決不是有模範行為的人物。
對促進人類幸福最有貢獻的人——或許可以想見——是認為幸福重要的人，不是那些把幸福和什麼更“崇高的”東西相比之下鄙視幸福的人。
而且，一個人的倫理觀通常反映這人的性格，人有慈善心便希望大家全幸福。
因此，認為幸福是人生目的的人，往往是比較仁慈的，而提出其它目的的人，不知不覺地常常受殘忍和權力欲的支配。
這些倫理學上的差别，通常和政治學上的差别有連帶關系，固然也不盡如此。
前文講過，洛克在個人意見上抱試探态度，根本沒有權威主義氣派，他願意讓每個問題憑自由讨論來解決。
結果是，以他本人和他的信奉者來講，都信仰改革，然而是一種逐步的改革。
由于他們的思想體系是由片段組成的，是對許多不同問題個别考察的結果，他們的政治見解自然也往往帶有這種性質。
他們規避一整塊雕成的大綱領，甯願就事論事，研究各個問題。
他們在政治上如同在哲學上一樣，帶着試探和嘗試的精神。
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敵派認為自己能“全部識透這可悲的事态格局”，所以更大大願意“把它猛然打碎，重新塑造得比較貼合心意”①。
他們可能作為革命者來幹這件事，再不然，可能作為想要當政者權力增強的那種人來幹這件事；或此或彼，他們追求宏大目标時，總不避諱暴力，他們責斥愛好和平為卑鄙可恥。
①以上所引的這兩句是波斯天文學家兼詩人莪瑪·亥亞谟（OmarKhayyám，死于公元1123年？）的四行詩中的句子。
——譯者 從現代觀點看，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點是财産崇拜。
但是據這理由批評他們的人，卻常常是為了比資本家更有害的階級，例如君主、貴族和軍閥的利益而作這種批評的。
貴族地主按照遠古傳下來的慣例不費勞力坐享收入，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斂财鬼，而不從錦繡如畫的外表下察看底細的人也不把他們這樣看待。
反之，實業家從事有意識的獵求财富，所以在他們的活動多少還有些新穎的時代，引起了一種對地主的紳士派勒索所感不到的憤懑不平。
這話是說，中産階級作家和讀他們的作品的人情況如此；農民們并不是這樣，就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中所表現的。
不過農民是不會說話的。
洛克學派的反對者大多贊賞戰争，以為戰争英勇壯烈而意味着蔑棄舒适和安逸。
反之，采取功利主義倫理觀的人往往把大多數戰争看成是蠢事。
至少在十九世紀，這點又使他們和資本家連成一氣，因為資本家由于戰争妨害貿易，也厭惡戰争。
資本家的動機當然是純粹自私自利，但是由此卻産生比軍閥及其文字幫手們的意見和公衆利益較為一緻的意見。
是的，資本家對戰争的态度向來也搖擺不定。
十八世紀時英國打的仗除美國獨立戰争以外，總的講是賺錢事，得到了實業家的支持；但是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末年，實業家贊成和平。
在現代，到處大企業和民族國家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以緻形勢大變。
但是即便現在，無論在英國或在美國，大企業一般是厭惡戰争的。
開明的自私自利當然不是最崇高的動機，但是那些貶斥它的人常常有意無意地另換上一些比它壞得多的動機，例如憎恨、嫉忌、權力欲等等。
總的講，根源出于洛克的倡導開明自利的學派，同借英雄品質與自我犧牲的名目鄙視開明自利的那些學派比起來，對增加人類的幸福多作了貢獻，對增加人類的苦難少起些作用。
初期工業社會的那種種慘事我并沒忘記，但是那到底在這制度内部減緩下來了。
而且我再拿以下的事情同那些慘事來作個對比看：俄國農奴制、戰争的禍害及戰争的遺患——恐懼和憎恨、以及舊制度已喪失了活力時還企圖維持舊制度的人必然有的蒙昧主義。
這本不足怪。
幸福若是别人的，比幸福是自己的，就容易蔑視。
一般講，幸福的代替品是某種英雄品質。
這使權力欲有了無意識的發洩出路，給殘酷行為造成豐實的借口。
再不然，所崇尚的也許是強烈的感情；在漫浪主義者，便是如此。
這造成對憎恨和複仇心之類的熾情的寬容；拜倫筆下的英雄算得典型，他們決不是有模範行為的人物。
對促進人類幸福最有貢獻的人——或許可以想見——是認為幸福重要的人，不是那些把幸福和什麼更“崇高的”東西相比之下鄙視幸福的人。
而且，一個人的倫理觀通常反映這人的性格，人有慈善心便希望大家全幸福。
因此，認為幸福是人生目的的人，往往是比較仁慈的，而提出其它目的的人，不知不覺地常常受殘忍和權力欲的支配。
這些倫理學上的差别，通常和政治學上的差别有連帶關系，固然也不盡如此。
前文講過，洛克在個人意見上抱試探态度，根本沒有權威主義氣派，他願意讓每個問題憑自由讨論來解決。
結果是，以他本人和他的信奉者來講，都信仰改革，然而是一種逐步的改革。
由于他們的思想體系是由片段組成的，是對許多不同問題個别考察的結果，他們的政治見解自然也往往帶有這種性質。
他們規避一整塊雕成的大綱領，甯願就事論事，研究各個問題。
他們在政治上如同在哲學上一樣，帶着試探和嘗試的精神。
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敵派認為自己能“全部識透這可悲的事态格局”，所以更大大願意“把它猛然打碎，重新塑造得比較貼合心意”①。
他們可能作為革命者來幹這件事，再不然，可能作為想要當政者權力增強的那種人來幹這件事；或此或彼，他們追求宏大目标時，總不避諱暴力，他們責斥愛好和平為卑鄙可恥。
①以上所引的這兩句是波斯天文學家兼詩人莪瑪·亥亞谟（OmarKhayyám，死于公元1123年？）的四行詩中的句子。
——譯者 從現代觀點看，洛克及其信奉者的重大政治缺點是财産崇拜。
但是據這理由批評他們的人，卻常常是為了比資本家更有害的階級，例如君主、貴族和軍閥的利益而作這種批評的。
貴族地主按照遠古傳下來的慣例不費勞力坐享收入，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斂财鬼，而不從錦繡如畫的外表下察看底細的人也不把他們這樣看待。
反之，實業家從事有意識的獵求财富，所以在他們的活動多少還有些新穎的時代，引起了一種對地主的紳士派勒索所感不到的憤懑不平。
這話是說，中産階級作家和讀他們的作品的人情況如此；農民們并不是這樣，就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中所表現的。
不過農民是不會說話的。
洛克學派的反對者大多贊賞戰争，以為戰争英勇壯烈而意味着蔑棄舒适和安逸。
反之，采取功利主義倫理觀的人往往把大多數戰争看成是蠢事。
至少在十九世紀，這點又使他們和資本家連成一氣，因為資本家由于戰争妨害貿易，也厭惡戰争。
資本家的動機當然是純粹自私自利，但是由此卻産生比軍閥及其文字幫手們的意見和公衆利益較為一緻的意見。
是的，資本家對戰争的态度向來也搖擺不定。
十八世紀時英國打的仗除美國獨立戰争以外，總的講是賺錢事，得到了實業家的支持；但是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末年，實業家贊成和平。
在現代，到處大企業和民族國家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以緻形勢大變。
但是即便現在，無論在英國或在美國，大企業一般是厭惡戰争的。
開明的自私自利當然不是最崇高的動機，但是那些貶斥它的人常常有意無意地另換上一些比它壞得多的動機，例如憎恨、嫉忌、權力欲等等。
總的講，根源出于洛克的倡導開明自利的學派，同借英雄品質與自我犧牲的名目鄙視開明自利的那些學派比起來，對增加人類的幸福多作了貢獻，對增加人類的苦難少起些作用。
初期工業社會的那種種慘事我并沒忘記，但是那到底在這制度内部減緩下來了。
而且我再拿以下的事情同那些慘事來作個對比看：俄國農奴制、戰争的禍害及戰争的遺患——恐懼和憎恨、以及舊制度已喪失了活力時還企圖維持舊制度的人必然有的蒙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