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羅馬帝國與文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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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當其成為國教的時候,已經從希臘吸取了很多的東西,它把這些連同着猶太教的成份一起都傳給了西方的後代。

     Ⅲ.政府與文化的統一 希臘偉大時代的許多成就之所以沒有象米諾時代的許多成就那樣地失傳,我們首先得歸功于亞曆山大,其次得歸功于羅馬。

    公元前五世紀如果崛起了一位成吉思汗的話,很可能把希臘化世界中一切重要的東西一掃而光;薛修斯隻要再稍微能幹一點,就可以使希臘文明大大遜色于他被擊退以後所出現的情況。

    讓我們想想從伊斯奇魯斯到柏拉圖的這一段時期吧:這一時期中所成就的一切,全都是少數商業城邦居民中的少數人所成就的。

    這些城邦後來已經證明并沒有多大的力量能抵禦外來的征服;但是由于分外的幸運,希臘的征服者,即馬其頓人和羅馬人,都是希臘的愛好者,他們并沒有把他們所征服的東西加以毀滅;若是薛修斯或者迦太基的話,便會幹出這種事情來了。

    我們之得以認識希臘人在藝術、文學、哲學和科學上的成就,這一事實應該歸功于西方征服者所造成的太平局面;這些西方征服者具有清明的頭腦能贊美被自己所統治的文明,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保存它。

     在政治的與倫理的某些方面,亞曆山大與羅馬人乃是産生了更好的哲學的原因,——這種哲學要比希臘人在他們自由的日子裡所宣揚過的任何哲學都更好。

    我們已經看到斯多葛派信仰人類的博愛,他們并不把自己的同情心局限于希臘人。

    羅馬長期的統治使人們習慣于一種在一個單一政府之下的單一文明的觀念。

    我們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重要的部分是不屬于羅馬的,——尤其是印度和中國。

    但是對羅馬人來說,則似乎羅馬帝國以外就隻不過是些微賤的野蠻部族罷了;隻要什麼時候願意征服他們,随時都可以征服他們。

    在羅馬人的心目中,羅馬帝國在本質上、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

    這種觀念就傳給了基督教會;所以盡管有佛教徒、儒教徒以及(後來的)回教徒,但基督教會依然是“公教”。

    Securusjudioateorbisterrarum(無畏地審判本世界)是基督教會從晚期斯多葛派那裡所接受過來的一條格言;它之打動人心也是由于羅馬帝國的顯著的大一統性。

    自從查理曼時代以後,在整個的中世紀裡基督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盡管人人都知它們在事實上并非如此。

    一個人類的家庭、一個公教、一個普遍的文化、一個世界性的國家,這種觀念自從它被羅馬差不多實現以來,始終不斷地在萦繞着人們的思想。

     羅馬在擴大文明領域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具有着極重大的意義。

    作為羅馬軍團武力征服的結果,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蘭西與西德的許多地方都開化了。

    所有這些地區都已證明它們自身正如羅馬自己一樣,也能夠享有高度的文化。

    在西羅馬帝國的末年,高盧所産生的人物至少可以和他們同時代的其他古文明地區的人物相媲美。

    正由于羅馬傳播了文化,野蠻人才僅僅造成了暫時的晦蝕,而不是永久的黑暗。

    也許有人說,文明的“質”再也比不上白裡克裡斯時代的雅典那樣優秀了;但是在一個戰争與毀滅的世界裡,“量”從長遠講來幾乎和“質”是同等重要的,而“量”則要歸功于羅馬了。

     Ⅳ.回教徒作為希臘文化的傳遞者 公元七世紀,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們征服了叙利亞、埃及與北非;下一個世紀,他們又征服了西班牙。

    他們的勝利是輕而易舉的,隻有很輕微的戰鬥。

    除了可能在最初幾年而外,他們也并不是狂熱的;基督徒與猶太人隻要納貢,就可以安然無恙。

    阿拉伯人不久就接受了東羅馬帝國的文明,可是他們另有一種國運方興的希望心,而并非一種國運衰頹的疲憊。

    他們的學者閱讀希臘文并加以注疏。

    亞裡士多德的名氣主要地得歸功于他們;在古代亞裡士多德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并且被認為不能和柏拉圖相提并論。

     考察一下我們所得之于阿拉伯人的一些名詞,——例如:代數、酒精、煉丹、蒸餾器、堿、方位、天頂,等等,——對我們是會有啟發性的。

    除了“酒精”——這個字不是指一種飲料,而是指化學上應用的一種材料——而外,這些字便很好地勾繪出我們所得之于阿拉伯人的某些東西的一幅景象。

    代數學是亞曆山大港的希臘人所發明的,但是後來被阿拉伯人更向前推進了一步。

    “煉丹”、“蒸餾器”、“堿”都與想把賤金屬轉化為黃金的企圖有關,這種企圖是阿拉伯人從希臘人那裡學來的;阿拉伯人從事煉金術時,還援引過希臘的哲學①。

    “方位”與“天頂”是天文學的名詞,主要地是被阿拉伯人用于占星術方面的。

     ①見亞·約·霍普金斯著,《煉丹術是希臘哲學的産物》,1934年,哥倫比亞版。

     但這種字源學的方法,卻掩蔽了我們所得之于阿拉伯人的有關希臘哲學知識方面的東西;因為當歐洲重新研究哲學的時候,所需的術語都是采自希臘文或拉丁文的。

    阿拉伯人在哲學上作為注蔬家,要比作為創造性的思想家更優越。

    對我們來說,他們的重要性就在于:唯有他們(而不是基督徒)才是隻有在東羅馬帝國被保存下來了的那些希臘傳統的直接繼承人。

    在西班牙,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在西西裡,與回教徒的接觸才使得西方知道了亞裡士多德;此外還有阿拉伯的數字、代數學與化學。

    正是由于這一接觸才開始了十一世紀的學藝複興,并引導到經院哲學。

    要到更晚得多的時候,從十三世紀以後,對希臘文的研究才使人能夠直接去翻閱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或者其他的古代希臘作家們的著作。

    但是假如阿拉伯人不曾保留下來這種傳統的話,那末文藝複興時代的人也許就不會感覺到複興古典學術的獲益會是那樣地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