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斯多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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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不如善人那麼幸福；因為罪惡使靈魂的蒸氣變得混濁，使它不能夠象善良的靈魂一樣升得那麼高。
罪惡重大的就靠近地面并且要受輪回；真正有德的則上升到星球上面去，并且眺望着星辰的運轉而優遊卒歲。
他們可以幫助别的靈魂；這就（他以為）說明了占星學的真理。
比萬提示說，由于這樣複活了奧爾弗斯的觀念以及吸收了新畢達哥拉斯派的信仰，波昔東尼或許曾為諾斯替主義鋪平了道路。
他又很正确地說到，對于象波昔東尼這類的哲學的緻命打擊并不是來自基督教，而是來自哥白尼的理論。
①克雷安德要把薩摩的亞裡士達克看成是一個危險的敵人，是很有道理的。
①以上關于波昔東尼的叙述，主要是根據艾德文·比萬《斯多葛派與懷疑派》一書的第三章。
在曆史上（雖然并不是在哲學上）比早期斯多葛派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三個與羅馬有關的人物，即：塞涅卡、愛比克泰德與馬爾庫斯·奧勒留，——他們一個是大臣，一個是奴隸，一個是皇帝。
塞涅卡（約公元前3年——公元後65年）是西班牙人，他的父親是一個住在羅馬的有教養的人。
塞涅卡選擇了政治生涯，并且在已經有了相當成功的時候而被羅馬皇帝克勞地烏斯流放到科西嘉島（公元41年）上去，因為他觸怒了皇後梅薩林娜。
公元48年，克勞地烏斯的第二個妻子阿格麗皮娜又把賽涅卡從流放中召了回來，并且任命他為她十一歲的兒子的太傅。
賽涅卡要比亞裡士多德更不幸，因為他教的學生就是皇帝尼羅。
盡管作為一個斯多葛派，塞涅卡是公開鄙棄财富的，然而他卻聚積了大量的财富，據說價值達三億賽斯特斯之多（約合一千二百萬美元）。
這些财富大部分都是由于在不列颠放貸而獲得的；據狄奧說，他收取的超額利率乃是造成不列颠反叛的原因之一。
英勇的保狄西亞女王（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話）領導了一次反叛，反抗這位嚴峻派的哲學使徒所代表的資本主義。
② ②傳說事在公元61年。
——譯者 尼羅的恣睢縱欲變得越來越加無法無天了，而塞涅卡也就日愈失寵。
最後他被控以（無論是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參與一場大規模的陰謀，要謀害尼羅并擁戴一位新皇帝——有人還說便是塞涅卡自己——登基。
他以姑念其舊日的效勞而被恩賜自盡（公元65年）。
他的結局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最初剛一聽到皇帝的決定時，他準備寫一篇遺囑。
人們告訴他已經沒有時間容許他寫長篇大論了，這時候他就轉身向他憂傷的家屬們說：“你們不必難過，我給你們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财富更有價值得多的東西，我留下了一個有德的生活的典範”——或者大意是這類的話。
于是他就切開了血管，并召他的秘書來記下他臨死的話；據塔西陀說，他的辯才到了他最後的時刻也還是有如泉湧。
他的侄子，詩人魯康，也同時遭受同樣的死刑，臨終時口裡還背誦着自己的詩。
塞涅卡是被後代根據他那可敬的箴言來加以評判的，而不是根據他那頗為可疑的行為來加以評判的。
有些教父宣稱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并且象聖哲羅姆這些人還把據說是塞涅卡和聖保羅的通信認為是真的。
愛比克泰德（約生于公元60年，約死于公元100年）是一種類型非常不同的人，盡管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和塞涅卡極其近似。
他是希臘人，本是艾帕福羅底圖斯的奴隸，此人又是被尼羅釋放的奴隸，後來做了尼羅的大臣。
他是個瘸子——據說這是他當日做奴隸時受了嚴酷懲罰的結果。
他住在羅馬并在羅馬教學直到公元90年為止，這時羅馬皇帝多米提安用不着知識分子，就把所有的哲學家都驅逐出境了。
于是愛比克泰德便退居于伊壁魯斯的尼柯波裡，他就在這裡寫作和講學度過了好幾年，并死于此處。
馬爾庫斯·奧勒留（公元後121—180年）則屬于社會等級的另一個極端了。
他是他叔父兼嶽父羅馬的好皇帝安東尼努斯·皮烏斯的養子，于公元161年繼位為皇帝，并且極為尊敬地追懷着皮烏斯。
奧勒留作皇帝是忠于斯多葛派的德行的。
他非常需要有毅力，因為他的禦位時期是被種種災禍所纏擾着的——地震、疫疠、長期艱困的戰争、軍事的叛變，等等。
他的《沉思集》一書是為他自己而寫的，顯然是并不準備發表；這部書表明了他感到自己的公共職責的負擔沉重，并且還為一種極大的厭倦所苦惱着。
繼承他的皇位的獨子康莫多斯是許多最壞皇帝中的一個，但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卻很巧妙地掩飾了自己惡毒的心性。
哲學家的妻子福士丁納曾被人指控犯了極大的不道德的行為（也許并不公正）；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懷疑過她，并且在她死後還為她的奉祀費盡了苦心。
他放逐了基督教徒，因為他們不信國教，而他認為國教在政治上乃是必要的。
他所有的行為都一本良心，但是大多數的行為卻都沒有成功。
他是一個悲怆的人：在一系列必須加以抗拒的各種世俗的欲望裡，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種就是想要引退去度一個甯靜的鄉村生活的那種願望。
但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機會卻始終沒有來臨。
他的《沉思集》一書有些篇章是在軍營裡寫成的，有些是在遠征中寫成的，征戰的勞苦終于促成他的死亡。
最可注目的就是，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兩個人在許多哲學問題上是完全一緻的。
這就提示着，盡管社會環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哲學，但是個人的環境之影響于一個人的哲學卻往往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大。
哲學家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心靈廣度的人，他們大都能夠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種種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們，也不能超出于他們自己時代更大的善與惡的範圍之外。
在壞的時代裡，他們就創造出來種種安慰；在好的時代裡，他們的興趣就更加純粹是理智方面的。
吉朋那部詳盡的曆史就是從康莫多斯的罪行而開始的，吉朋和大多數十八世紀作家們一樣，都把安東尼王朝視為是黃金時代。
吉朋說：“如果要叫一個人指出世界曆史上人類的境遇最幸福、最繁榮的一段時期，他就會毫不遲疑地舉出來自多米提安之死至康莫多斯登基的那段時期”。
我們不可能完全同意這種判斷。
奴隸制的罪惡造成了極大的苦難，并且在消蝕着古代世界的元氣。
羅馬有角鬥士的表演以及人與野獸的搏鬥，這種殘酷是不可容忍的并且也必定腐蝕了欣賞這種景象的人民。
馬爾庫斯·奧勒留确乎曾敕令過角鬥士必須使用粗鈍的劍進行角鬥，但是這種改革是暫時的，而且他對于人與野獸的角鬥也沒有做過任何改革。
經濟制度也非常之壞；意大利已經日漸荒蕪了，羅馬居民要依賴着免費配給的外省糧食。
一切主動權都集中在皇帝及其大臣的手中；在整個遼闊的帝國領域上，除了偶爾有叛變的将領之外，沒有一個人在屈服以外還能做任何别的事情。
人們都隻能向過去去尋找最美好的時代了，他們覺得未來最好也不過是厭倦，而最壞則不免是恐怖。
當我們以馬爾庫斯·奧勒留的語調來和培根的、洛克的、或者孔多塞的語調相比較時，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疲憊的時代與一個有希望的時代二者之間的不同。
在一個有希望的時代裡，目前的大罪惡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人們想着罪惡是會過去的；但是在一個疲憊的時代裡，就連真正的美好也都喪失掉它們的滋味了。
斯多葛派的倫理學投合了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的時代，因為它的福音是一種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種希望的福音。
從一般幸福的觀點來說，安東尼王朝的時代毫無疑問地要比直迄文藝複興時代為止的任何後代都更美好得多。
但是仔細加以研究的話就可以知道，這個時代并不如它的建築遺迹所引人想象的那麼樣繁榮。
希臘－羅馬文明對于農業區域并沒有打下多少烙印，它實際上隻限于城市。
而且即使是在城市裡也還有着忍受極端貧困的無産者，也還有大量的奴隸階級。
羅斯多夫采夫讨論城市的社會經濟情況時，總結如下：① ①羅斯多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第179頁。
“它們社會情況的景象并不象它們外表的景象那麼動人。
我們的材料所帶給我們的印象是：許多城市的繁華都是由他們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人所創造出來的，并且是為這一小部分人而存在的；甚至于連這一小部分人的福祉也是基于相當薄弱的基礎之上的；城市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收入微薄，便是生活極端貧困。
總之，我們絕不可誇大城市的财富，城市的外表是會給人造成錯誤印象的”。
愛比克泰德說，在世上我們都是囚犯，并且被囚禁在現世的肉體之内。
照
罪惡重大的就靠近地面并且要受輪回；真正有德的則上升到星球上面去，并且眺望着星辰的運轉而優遊卒歲。
他們可以幫助别的靈魂；這就（他以為）說明了占星學的真理。
比萬提示說，由于這樣複活了奧爾弗斯的觀念以及吸收了新畢達哥拉斯派的信仰，波昔東尼或許曾為諾斯替主義鋪平了道路。
他又很正确地說到，對于象波昔東尼這類的哲學的緻命打擊并不是來自基督教，而是來自哥白尼的理論。
①克雷安德要把薩摩的亞裡士達克看成是一個危險的敵人，是很有道理的。
①以上關于波昔東尼的叙述，主要是根據艾德文·比萬《斯多葛派與懷疑派》一書的第三章。
在曆史上（雖然并不是在哲學上）比早期斯多葛派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三個與羅馬有關的人物，即：塞涅卡、愛比克泰德與馬爾庫斯·奧勒留，——他們一個是大臣，一個是奴隸，一個是皇帝。
塞涅卡（約公元前3年——公元後65年）是西班牙人，他的父親是一個住在羅馬的有教養的人。
塞涅卡選擇了政治生涯，并且在已經有了相當成功的時候而被羅馬皇帝克勞地烏斯流放到科西嘉島（公元41年）上去，因為他觸怒了皇後梅薩林娜。
公元48年，克勞地烏斯的第二個妻子阿格麗皮娜又把賽涅卡從流放中召了回來，并且任命他為她十一歲的兒子的太傅。
賽涅卡要比亞裡士多德更不幸，因為他教的學生就是皇帝尼羅。
盡管作為一個斯多葛派，塞涅卡是公開鄙棄财富的，然而他卻聚積了大量的财富，據說價值達三億賽斯特斯之多（約合一千二百萬美元）。
這些财富大部分都是由于在不列颠放貸而獲得的；據狄奧說，他收取的超額利率乃是造成不列颠反叛的原因之一。
英勇的保狄西亞女王（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話）領導了一次反叛，反抗這位嚴峻派的哲學使徒所代表的資本主義。
② ②傳說事在公元61年。
——譯者 尼羅的恣睢縱欲變得越來越加無法無天了，而塞涅卡也就日愈失寵。
最後他被控以（無論是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參與一場大規模的陰謀，要謀害尼羅并擁戴一位新皇帝——有人還說便是塞涅卡自己——登基。
他以姑念其舊日的效勞而被恩賜自盡（公元65年）。
他的結局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最初剛一聽到皇帝的決定時，他準備寫一篇遺囑。
人們告訴他已經沒有時間容許他寫長篇大論了，這時候他就轉身向他憂傷的家屬們說：“你們不必難過，我給你們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财富更有價值得多的東西，我留下了一個有德的生活的典範”——或者大意是這類的話。
于是他就切開了血管，并召他的秘書來記下他臨死的話；據塔西陀說，他的辯才到了他最後的時刻也還是有如泉湧。
他的侄子，詩人魯康，也同時遭受同樣的死刑，臨終時口裡還背誦着自己的詩。
塞涅卡是被後代根據他那可敬的箴言來加以評判的，而不是根據他那頗為可疑的行為來加以評判的。
有些教父宣稱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并且象聖哲羅姆這些人還把據說是塞涅卡和聖保羅的通信認為是真的。
愛比克泰德（約生于公元60年，約死于公元100年）是一種類型非常不同的人，盡管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和塞涅卡極其近似。
他是希臘人，本是艾帕福羅底圖斯的奴隸，此人又是被尼羅釋放的奴隸，後來做了尼羅的大臣。
他是個瘸子——據說這是他當日做奴隸時受了嚴酷懲罰的結果。
他住在羅馬并在羅馬教學直到公元90年為止，這時羅馬皇帝多米提安用不着知識分子，就把所有的哲學家都驅逐出境了。
于是愛比克泰德便退居于伊壁魯斯的尼柯波裡，他就在這裡寫作和講學度過了好幾年，并死于此處。
馬爾庫斯·奧勒留（公元後121—180年）則屬于社會等級的另一個極端了。
他是他叔父兼嶽父羅馬的好皇帝安東尼努斯·皮烏斯的養子，于公元161年繼位為皇帝，并且極為尊敬地追懷着皮烏斯。
奧勒留作皇帝是忠于斯多葛派的德行的。
他非常需要有毅力，因為他的禦位時期是被種種災禍所纏擾着的——地震、疫疠、長期艱困的戰争、軍事的叛變，等等。
他的《沉思集》一書是為他自己而寫的，顯然是并不準備發表；這部書表明了他感到自己的公共職責的負擔沉重，并且還為一種極大的厭倦所苦惱着。
繼承他的皇位的獨子康莫多斯是許多最壞皇帝中的一個，但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卻很巧妙地掩飾了自己惡毒的心性。
哲學家的妻子福士丁納曾被人指控犯了極大的不道德的行為（也許并不公正）；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懷疑過她，并且在她死後還為她的奉祀費盡了苦心。
他放逐了基督教徒，因為他們不信國教，而他認為國教在政治上乃是必要的。
他所有的行為都一本良心，但是大多數的行為卻都沒有成功。
他是一個悲怆的人：在一系列必須加以抗拒的各種世俗的欲望裡，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種就是想要引退去度一個甯靜的鄉村生活的那種願望。
但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機會卻始終沒有來臨。
他的《沉思集》一書有些篇章是在軍營裡寫成的，有些是在遠征中寫成的，征戰的勞苦終于促成他的死亡。
最可注目的就是，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兩個人在許多哲學問題上是完全一緻的。
這就提示着，盡管社會環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哲學，但是個人的環境之影響于一個人的哲學卻往往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大。
哲學家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心靈廣度的人，他們大都能夠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種種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們，也不能超出于他們自己時代更大的善與惡的範圍之外。
在壞的時代裡，他們就創造出來種種安慰；在好的時代裡，他們的興趣就更加純粹是理智方面的。
吉朋那部詳盡的曆史就是從康莫多斯的罪行而開始的，吉朋和大多數十八世紀作家們一樣，都把安東尼王朝視為是黃金時代。
吉朋說：“如果要叫一個人指出世界曆史上人類的境遇最幸福、最繁榮的一段時期，他就會毫不遲疑地舉出來自多米提安之死至康莫多斯登基的那段時期”。
我們不可能完全同意這種判斷。
奴隸制的罪惡造成了極大的苦難，并且在消蝕着古代世界的元氣。
羅馬有角鬥士的表演以及人與野獸的搏鬥，這種殘酷是不可容忍的并且也必定腐蝕了欣賞這種景象的人民。
馬爾庫斯·奧勒留确乎曾敕令過角鬥士必須使用粗鈍的劍進行角鬥，但是這種改革是暫時的，而且他對于人與野獸的角鬥也沒有做過任何改革。
經濟制度也非常之壞；意大利已經日漸荒蕪了，羅馬居民要依賴着免費配給的外省糧食。
一切主動權都集中在皇帝及其大臣的手中；在整個遼闊的帝國領域上，除了偶爾有叛變的将領之外，沒有一個人在屈服以外還能做任何别的事情。
人們都隻能向過去去尋找最美好的時代了，他們覺得未來最好也不過是厭倦，而最壞則不免是恐怖。
當我們以馬爾庫斯·奧勒留的語調來和培根的、洛克的、或者孔多塞的語調相比較時，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疲憊的時代與一個有希望的時代二者之間的不同。
在一個有希望的時代裡，目前的大罪惡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人們想着罪惡是會過去的；但是在一個疲憊的時代裡，就連真正的美好也都喪失掉它們的滋味了。
斯多葛派的倫理學投合了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的時代，因為它的福音是一種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種希望的福音。
從一般幸福的觀點來說，安東尼王朝的時代毫無疑問地要比直迄文藝複興時代為止的任何後代都更美好得多。
但是仔細加以研究的話就可以知道，這個時代并不如它的建築遺迹所引人想象的那麼樣繁榮。
希臘－羅馬文明對于農業區域并沒有打下多少烙印，它實際上隻限于城市。
而且即使是在城市裡也還有着忍受極端貧困的無産者，也還有大量的奴隸階級。
羅斯多夫采夫讨論城市的社會經濟情況時，總結如下：① ①羅斯多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第179頁。
“它們社會情況的景象并不象它們外表的景象那麼動人。
我們的材料所帶給我們的印象是：許多城市的繁華都是由他們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人所創造出來的，并且是為這一小部分人而存在的；甚至于連這一小部分人的福祉也是基于相當薄弱的基礎之上的；城市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收入微薄，便是生活極端貧困。
總之，我們絕不可誇大城市的财富，城市的外表是會給人造成錯誤印象的”。
愛比克泰德說，在世上我們都是囚犯，并且被囚禁在現世的肉體之内。
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