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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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字士安，幼名皇甫靜，是安定朝冉阝人，漢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孫。
過繼跟着後叔父，遷居到新安。
二十歲還不好學，東遊西蕩沒有節度，或認為他是白癡。
曾經得到瓜果，便送給後叔母任氏。
任氏說：“《孝經》上說：‘雖用三牲奉養，如果讓我們擔憂，還是不孝。
’你現在二十多歲，目不存教育，心不納道義，沒有什麼能安慰我。
”于是感歎道：“從前孟母三次遷居使孟子成仁，曾參的父親殺豬以行教誨，究竟是我居住時沒有選擇好鄰居哩，還是教育缺少方法呢？為什麼你愚鈍得這麼厲害呢？修身心重學業，是你自己得到好處，對我有什麼呢？”因而對着他流淚。
皇甫谧于是感動激憤，到同鄉人席坦那兒讀書，勤奮不怠。
家中貧窮，親自耕種，帶着經書務農，于是博通典籍和百家之言。
皇甫谧沉穩閑靜清心寡欲，開始有了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号為玄晏先生。
著有《禮樂》、《聖真》論。
後來得了手腳麻木之症，還是手不釋卷。
有人勸皇甫谧修名聲廣交遊，他卻認為不是聖人誰能夠做到入仕和隐居并存呢？居在田裡之中也可以堯舜之道為樂，又何必崇尚世利，煩勞于官事，然後才成名呢！”便作《玄守論》來回答。
論中說： 有人對我說：“富貴是人們所希望的，貧賤是人們憎惡的，為什麼等着自己受窮卻不改變呢？況且道所看重的是治世；人所贊美的是逢時。
先生你年邁齒變，饑寒不能贍養，老死溝壑之間，又有誰知道呢？” 我說：“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所必定保全的是形體。
生命形體所不能侵犯的是疾病。
如果擾亂全身之道而損害一性一命，怎麼能擺脫貧賤保存自己的欲一望呢？我聽說拿别人的俸祿就要為别人憂慮，身一體強壯的人尚且受不了，何況我是體弱多病呢？再說貧困是士之常情，卑賤是道之事實，處在常情合乎事實，到死不憂慮，跟煩勞一精一神得到富貴相比哪個更好呢？另外活着不被人知道，死去不被人歎惜，是最好的了。
啞巴聾子這種人，是天下最有道的了。
一個人死了天下都恸哭，認為是損失，一人活着四海都高興，認為是補益。
然而悲傷和高興都不能對生死有所補益。
因此至道不會減少，至德不必增益。
為什麼？它本體充實。
如果運轉天下人的思念來追尋損生的災禍、增廣沒有補益的疾病，哪算是最高的道德呢？隻有無損，才是最堅固的了；隻有不增益，才是最厚實的了。
堅固所以最終才不能使他減少，厚實所以才最終不能使他瘠薄，如果能領悟到堅厚的實質，處于不薄的本一性一，立于損益之外，遊離于形骸之外，那麼我的道就完滿了。
” 于是不做官。
沉溺于學習典籍，廢寝忘食，當時的人稱他為“書一婬一”。
或有人告誡他過分笃學，将會損耗一精一神。
他說：“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何況壽命長短是上天注定的呢？” 皇甫谧的叔父有了兒子，已經二十歲，到他四十歲時死了後母，于是他返回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親叔伯姐妹的兒子，要上任時，别人勸他為梁柳餞行。
他說：“梁柳當百姓時拜訪我，我送迎不出門，吃的不過是腌鹹菜，貧窮的人不用酒肉為禮。
現在他當郡守我去送行，這是看重城陽太守的職位而輕視了他梁柳這個人，哪裡合乎古人之道呢？這不是我能心安理得的事。
” 當時魏郡召為上計掾，推舉當孝廉；景元初年(260)，相國征召，他都不應一召。
後來鄉親勸他接受任命，他為此作了《釋勸論》來表達志向。
其辭說道： 相國晉王司馬昭征召我等三十七人，等到泰始年(265)司馬昭受禅登基，一同受命的人沒有誰不到朝廷，都拜為騎都尉，或者賜爵關内侯，進宮侍奉朝見，享受侍臣的禮遇。
隻有我疾病困擾，沒趕上國家的一寵一幸。
同宗的父老兄弟和我的同僚，都以為是天下大慶，百姓依賴之世，即使不能成禮，也不應該安睡，縱使病重，也合當出仕。
我考慮到古今聖明君主的禮制，無論大小事情，都按實情決斷，我實力不能擔負重任，哪是怠慢呢？于是我病卧在一床一上感歎道：“進取是自身的光榮；退隐，是命運中的實情。
假使我沒有疾病，持有高尚的隐居不仕的節一操一，尚且可以被寬容，何況我的确病勢沉重呢？所以堯舜的時代，士人中有的收斂隐居的形迹，有的為國事過家門而不敢入。
臯陶這些人之所以兩遂心願，是遇到了好時代。
所以朝廷重視緻力為國的臣子，民間贊美保全志向的士人。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呢？方今聖明的帝王興起，名聲與前哲匹配，仁道不遠，也應該如此啊！客人或用常理一逼一迫我，或為我違背世事而憂慮。
我認為朝廷有寬厚聖明的君主，下面一定有接受旨意的
過繼跟着後叔父，遷居到新安。
二十歲還不好學，東遊西蕩沒有節度，或認為他是白癡。
曾經得到瓜果，便送給後叔母任氏。
任氏說：“《孝經》上說：‘雖用三牲奉養，如果讓我們擔憂，還是不孝。
’你現在二十多歲，目不存教育，心不納道義，沒有什麼能安慰我。
”于是感歎道：“從前孟母三次遷居使
皇甫谧于是感動激憤，到同鄉人席坦那兒讀書，勤奮不怠。
家中貧窮，親自耕種，帶着經書務農，于是博通典籍和百家之言。
皇甫谧沉穩閑靜清心寡欲，開始有了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号為玄晏先生。
著有《禮樂》、《聖真》論。
後來得了手腳麻木之症，還是手不釋卷。
有人勸皇甫谧修名聲廣交遊，他卻認為不是聖人誰能夠做到入仕和隐居并存呢？居在田裡之中也可以堯舜之道為樂，又何必崇尚世利，煩勞于官事，然後才成名呢！”便作《玄守論》來回答。
論中說： 有人對我說：“富貴是人們所希望的，貧賤是人們憎惡的，為什麼等着自己受窮卻不改變呢？況且道所看重的是治世；人所贊美的是逢時。
先生你年邁齒變，饑寒不能贍養，老死溝壑之間，又有誰知道呢？” 我說：“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所必定保全的是形體。
生命形體所不能侵犯的是疾病。
如果擾亂全身之道而損害一性一命，怎麼能擺脫貧賤保存自己的欲一望呢？我聽說拿别人的俸祿就要為别人憂慮，身一體強壯的人尚且受不了，何況我是體弱多病呢？再說貧困是士之常情，卑賤是道之事實，處在常情合乎事實，到死不憂慮，跟煩勞一精一神得到富貴相比哪個更好呢？另外活着不被人知道，死去不被人歎惜，是最好的了。
啞巴聾子這種人，是天下最有道的了。
一個人死了天下都恸哭，認為是損失，一人活着四海都高興，認為是補益。
然而悲傷和高興都不能對生死有所補益。
因此至道不會減少，至德不必增益。
為什麼？它本體充實。
如果運轉天下人的思念來追尋損生的災禍、增廣沒有補益的疾病，哪算是最高的道德呢？隻有無損，才是最堅固的了；隻有不增益，才是最厚實的了。
堅固所以最終才不能使他減少，厚實所以才最終不能使他瘠薄，如果能領悟到堅厚的實質，處于不薄的本一性一，立于損益之外，遊離于形骸之外，那麼我的道就完滿了。
” 于是不做官。
沉溺于學習典籍，廢寝忘食，當時的人稱他為“書一婬一”。
或有人告誡他過分笃學，将會損耗一精一神。
他說：“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何況壽命長短是上天注定的呢？” 皇甫谧的叔父有了兒子，已經二十歲，到他四十歲時死了後母，于是他返回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親叔伯姐妹的兒子，要上任時，别人勸他為梁柳餞行。
他說：“梁柳當百姓時拜訪我，我送迎不出門，吃的不過是腌鹹菜，貧窮的人不用酒肉為禮。
現在他當郡守我去送行，這是看重城陽太守的職位而輕視了他梁柳這個人，哪裡合乎古人之道呢？這不是我能心安理得的事。
” 當時魏郡召為上計掾，推舉當孝廉；景元初年(260)，相國征召，他都不應一召。
後來鄉親勸他接受任命，他為此作了《釋勸論》來表達志向。
其辭說道： 相國晉王司馬昭征召我等三十七人，等到泰始年(265)司馬昭受禅登基，一同受命的人沒有誰不到朝廷，都拜為騎都尉，或者賜爵關内侯，進宮侍奉朝見，享受侍臣的禮遇。
隻有我疾病困擾，沒趕上國家的一寵一幸。
同宗的父老兄弟和我的同僚，都以為是天下大慶，百姓依賴之世，即使不能成禮，也不應該安睡，縱使病重，也合當出仕。
我考慮到古今聖明君主的禮制，無論大小事情，都按實情決斷，我實力不能擔負重任，哪是怠慢呢？于是我病卧在一床一上感歎道：“進取是自身的光榮；退隐，是命運中的實情。
假使我沒有疾病，持有高尚的隐居不仕的節一操一，尚且可以被寬容，何況我的确病勢沉重呢？所以堯舜的時代，士人中有的收斂隐居的形迹，有的為國事過家門而不敢入。
臯陶這些人之所以兩遂心願，是遇到了好時代。
所以朝廷重視緻力為國的臣子，民間贊美保全志向的士人。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呢？方今聖明的帝王興起，名聲與前哲匹配，仁道不遠，也應該如此啊！客人或用常理一逼一迫我，或為我違背世事而憂慮。
我認為朝廷有寬厚聖明的君主，下面一定有接受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