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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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端甫這天看見的電抄谕旨是将他調授甘肅臬司,這是甚麼緣故呢?隻因他到了湖北,心裡存了個是制台奏請簡放的人,必得要處處讨制台的好。

    此外的人,均可無須放在意中。

      又揣摩這制台是偏于嚴刻一邊的,凡是制台說這人應撤,他就上詳請參,制台說這人應參,他必定要加他一個出口。

    至于那些人犯更是不在話下,隻要制台有個重辦的意思,那無論他案情輕重,總要把他置諸大辟庶可仰合憲心,大約是他的父母祖宗制台說是不好,他也斷不敢說一個好字。

    制台又派他清查本省進出款項,他更是不遺餘力搜及镏铢,除掉制台衙門的委員每月一千八百的薪水他不敢過問,此外恨不得要這通省的官員個個劄腹從公,庶可成就他這善于理财急公奉上的名譽。

      天下事惟有這“财”字是人生眷命之源,你在人家這些上頭剔骨苛求,沒有不痛心疾首思食其肉的。

    所以,古來言利之臣,當其勢焰張令人重足而立,迨至千夫共指,怨毒已深,必要使他屍諸市朝、人亡族滅而後快,比那些酷吏的下場還要慘了幾十倍呢!有人同做書的說道:“照你這個議論,那天下絕沒有敢為國家興利的人了。

    你看泰西的人,專講為國家興利,何以并不見他受害呢?”不知泰西為國家興利之人,都是開天地未有之利源,使舉國之人皆蒙其利,那還有甚麼害?中國自來為國家興利之人,其大旨無非損下益上,何事有餘利想法子提他點,何人有餘資挖他點,各為提取中飽,實仍出諸商民,隻此一碗水亦被吸幹,試問利在何處?你看自古以來,每到叔季在世,總是始則官長貪婪,繼則朝廷搜刮,官長貪婪則百姓之生計促,朝廷搜括則官長之生計亦促,而國事遂不可問。

    長國家而财務用勢必葘害并至,無一朝不是如此的。

    所以,聖人說是與其有聚劍之臣,甯有盜臣。

    又有人說道:“照你這樣說法,應該聽那些宦吏上蝕國币,下損民膏的了?”不知止貪之法惟在養廉,天下的人中,财居多果令其足瞻身家必不敢妄為非分。

    你看洋人用一個細崽,一年給他的錢比我們一品官的俸銀還要多,所用的人安敢不盡力,安敢再舞弊?就是我們中國著名真正清廉的幾位大員,細考他生平所做的官,大都是些優缺宦囊,既裕操守目堅。

    若要叫他們一出手就去做,那一年隻有幾十金廉俸的佐雜,一月隻有三五元薪水的司事,事畜不足債累滿身,恐怕也就無異于衆人。

    況中國所謂優缺并非那缺的得天獨豐,不過是靠這缺上的自然之利,各為自然之利實皆積久之弊。

    即如州縣的平餘部官的給費實按起來,皆系應得之款麼?張樵野尚書說是外國不利養人,中國以弊養人,真可謂慨乎其言之尤。

    不解的同是一樣的官,何以應該此優彼拙?即如六部堂官,何以應該戶部獨優缺分?既有優拙則喜優惡拙,避拙趨優情所必然,而奔競鑽營、賣差鬻缺諸弊無不由此而生。

     做書的愚見,欲求澄叙官方,首在均缺加祿,倘慮經費無出何妨,以今日官吏所得民取諸民而均給于官使,出之者有名,受之者無愧,否則朝廷不居加賦之名,而百姓隐受剝膚之痛。

    在賢者無以自解,不肖者更因以為奸。

    若不求養人之方,而欲收用人之效,恐怕是做不到的呢!事關國計,做書的何敢妄言? 不過因為諸位論及信口胡說而已。

      這位制台是個愛憎無定,輕喜輕怒,輕信輕疑的人,始而也很以這賈端甫為然,後來有兩件事也覺得他做的不甚得體,背後就說了兩句閑語。

    這些不滿意于他的人見有隙可乘,自然從隙而入。

    有的說他才具短绌的,有些說他口是心非的,有的說他操守也甚平常的,甚至還有說他治家不嚴内行有玷的,市言成虎,衆口鑄金,這麼一位清廉方正的賈端甫,竟被他們說到個下流不堪的田地,這位制台信他的心既漸漸移動,那疑他的心就日日加增。

    久竟覺得人言皆實,刻不能容。

    雖然是自己誤聽傳聞奏請簡放來的,倒也不肯回護。

    就上了一個折子說他:“徒有虛名,毫無實政,逢迎術巧,經濟才疏。

    ”要是腳力淺點的人,這個折子進去,重則革職,輕則開缺。

    幸虧這賈端甫從前在他那厲大軍機老師門下多年,一切竅竊皆能深知,平素打點的周周到到,又是河南、浙江兩省的撫台屢次明保的,所以朝廷隻說他大約是人地不宜,把他調任甘肅,這也要算是萬分之幸了。

    他見了這個電抄,正在那裡發悶,忽然傳帖的拿進一個帖子,說是江西來的一位範大人拜會,他拿帖子一看,是“好弟範承吉頓首拜”。

    賈端甫躊躇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