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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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鑒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
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臣，語缑直雲‘平配’。
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實。
”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
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
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巳。
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籲，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内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奸，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
四方書币赀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
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
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
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
久之，複拜尚書左仆射。
韋處厚為相，有湯铢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
宰相遇休假，有内狀出，即召铢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
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财賄。
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
”乃以事逐之。
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系遁之疾，則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仁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驿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
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
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牍，曆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
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
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奸也。
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
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
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其丁甯後人之意可謂至矣。
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于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
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
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猶以為未至也。
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
魏操、吳權任法術，以禦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甯歲。
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産書曰：“國将亡，必多制。
”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
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
後人承其已弊，拘于舊章，不能更革，而複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叢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
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适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
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
”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
然而人之才不獲盡，有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
”又曰：“萬裡之遠，颦呻動息，上皆知之。
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
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
夫萬裡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
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禍亂。
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
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
果有違枉，從禦史、按察司糾劾。
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興，海内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
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
”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于史。
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以此知省官之故緣于少事。
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于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将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複增官，而事不可為矣。
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甯一，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于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漢宣帝時，盜賊并起，徵張敞，拜膠東相。
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
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
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鈎為選用之法，是以百裡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
于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
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弊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
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麝》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托，難于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簽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
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
奈何衡鑒之地，自處于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
至于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裡遠近，各有所準。
乃一付之于簽，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
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
宋政和六年，诏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驿。
三十驿者，九百裡也。
今之選人，動涉數千裡，風士不谙，語音不曉，而赴任甯家之費複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
欲除铨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
而铨選之外有不必在京師者。
唐貞觀元年，京師谷貴，始分人于洛州置選。
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裡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東西二曹兩都分簡。
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
是東都一掌選也。
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
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禦史同往注拟。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專委南選使，停遣禦史。
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
《李岘傳》曰：“代宗即位，征岘為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
”又曰：“罷相為吏中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铨于洪州。
”《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
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
”是江南又一掌選也。
宋神宗诏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
是亦參用唐人之法。
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托之門，而啟受赇之徑。
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
”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簽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
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
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堕，吏治堕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幹戈興。
于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
豈若廓然大公，使人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令，宜诏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正明達事體堪任禦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科給事中、各道掌
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臣，語缑直雲‘平配’。
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實。
”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
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
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巳。
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籲，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内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奸，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
四方書币赀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
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
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
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
久之，複拜尚書左仆射。
韋處厚為相，有湯铢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
宰相遇休假，有内狀出，即召铢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
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财賄。
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
”乃以事逐之。
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系遁之疾，則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仁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驿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
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
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牍，曆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
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
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奸也。
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
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
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其丁甯後人之意可謂至矣。
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于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
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
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猶以為未至也。
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
魏操、吳權任法術，以禦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甯歲。
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産書曰：“國将亡，必多制。
”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
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
後人承其已弊，拘于舊章，不能更革，而複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叢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
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适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
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
”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
然而人之才不獲盡，有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
”又曰：“萬裡之遠，颦呻動息，上皆知之。
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
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
夫萬裡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
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禍亂。
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
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
果有違枉，從禦史、按察司糾劾。
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興，海内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
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
”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于史。
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以此知省官之故緣于少事。
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于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将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複增官，而事不可為矣。
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甯一，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于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漢宣帝時，盜賊并起，徵張敞，拜膠東相。
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
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
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鈎為選用之法，是以百裡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
于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
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弊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
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麝》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托，難于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簽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
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
奈何衡鑒之地，自處于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
至于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裡遠近，各有所準。
乃一付之于簽，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
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
宋政和六年，诏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驿。
三十驿者，九百裡也。
今之選人，動涉數千裡，風士不谙，語音不曉，而赴任甯家之費複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
欲除铨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
而铨選之外有不必在京師者。
唐貞觀元年，京師谷貴，始分人于洛州置選。
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裡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東西二曹兩都分簡。
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
是東都一掌選也。
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
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禦史同往注拟。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專委南選使，停遣禦史。
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
《李岘傳》曰：“代宗即位，征岘為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
”又曰：“罷相為吏中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铨于洪州。
”《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
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
”是江南又一掌選也。
宋神宗诏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
是亦參用唐人之法。
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托之門，而啟受赇之徑。
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
”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簽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
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
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堕，吏治堕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幹戈興。
于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
豈若廓然大公，使人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令，宜诏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正明達事體堪任禦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科給事中、各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