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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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

    自唐以下,其學漸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

    《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亻垂制碑。

    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栅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之。

    ”《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注釋之。

    ”《日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

    ”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

    乃《隋書·經籍志》雲:“《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

    ”《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

    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

    《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鐘繇書破碑千馀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

    ”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鐘繇,則又異矣。

     《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馀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

    《東觀馀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

    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

    ”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 ○草書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

    謹論次其真草诏書,編于左方。

    ”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诏即已用草書也。

    《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将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

    故草書之可通于章奏者謂之章草。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讨畔羌檄。

    ”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

    ”今考之既用于檄,則理容概施于章奏。

    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于簡便,放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

    比其久也,複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

    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

    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型,故不勝為冗筆。

    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将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

    雲:“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

    ”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

    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牍未嘗使人代。

    張觀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

    古人之謹重如此。

    《舊唐書》:“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玄道為長史。

    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玄道坐流隽州。

    ”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金石錄》有宋公亦饣束鼎銘雲,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亦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為景公。

    《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則《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是兜栾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锢傳》,即《南蠻傳》雲:“會援病卒,谒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

    ”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候,子孫承襲。

    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

    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

    正義曰:“《括地志》雲:‘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裡。

    ’《後漢志》:“壯武,故夷國。

    ’《左傳·隐元年》‘紀人伐夷,是也。

    ”《賈複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

    ”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并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裡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裡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

    《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

    ”郦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即是水也。

    ”《舊唐書·昭宗紀》:“天複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驿。

    ”《新唐書。

    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

    ”《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于洞渦河。

    ”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

    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驿,鎮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

    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玮亻亻危,及古賢聖怪物行事。

    秦漢以下見于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成慶畫》,《纣醉踞妲己圖》,屏風圖畫列女,《宋公傳》。

    戴逵畫《南都賦圖》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

    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五華宮圖》,《鬥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淩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範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檀智敏畫《遊春戲藝圖》;殷〈攴〉、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辇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董萼畫《ひ車圖》;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淩煙圖》;楊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妓女圖》,《乳母将嬰兒圖》,《按羯鼓圖》,《秋千圖》;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妓女圖》;韓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甯王調馬打球圖》;陳宏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桔木圖》;窦師綸畫《内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圖》;韋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周畫《撲蝶》、《按筝》、《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各一卷。

    《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

    《通鑒》: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

    《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

    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

    ’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

    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雲:”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恺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

    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

    況其下者。

    ”此可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甯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

    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

    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辄托之寫意而止也。

    餘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

    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

    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

    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钅巢谏,葛洪移居。

    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為之,轉相沿仿。

    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于循習耳。

     ○古器洪氏《随筆》謂:“彜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之類,曆曆可數。

    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

    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阙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圖之屬,陳設于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

    然而來去不恒,成虧有數。

    是以寶出河,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虡生毛,則知曆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

    《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

    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

    ’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诏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

    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

    而元裕之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鐘,其初出于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叫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

    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緻用,守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

    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