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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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用古人制币，以權百貨之輕重。
錢者，币之一也。
将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
《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臧，臧纟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臧，臧纟強百萬。
”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币稍寡。
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籴米谷、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複日月征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于今日。
”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
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
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于是銀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
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
自古以來，有民窮财盡，而人主獨擁多藏于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币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為一家之物也。
《詩》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
”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謂國之不祥。
不幸而有此，與其聚于人主，無甯聚于大臣。
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于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
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
及纣之身，用義雠斂，鹿台之錢、钜橋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
故堯之禅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
”《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
”嗚呼！崇祯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
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阙下，無得占留。
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于唐時矣。
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
昔人謂古者藏富于民，自漢以後，财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辇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
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禦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庫。
”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
”自熙甯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
兩司既困，雖内帑别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于算也。
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師，弼上疏谏。
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甯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餘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
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于川中，餘以戊子典試于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
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
兩浙賦甲天下，餘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餘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
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
及餘己醜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
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仆寺。
餘乙未貳卿太仆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
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
”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
至天啟中，用操江範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
今錄上谕全文于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
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钜，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
況遼東未複，兵饷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甯。
殊非朕仰補三朝阙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
朕覽南京操江憲臣範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
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
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
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饷之難措哉。
範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
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
又南太仆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
北道刷卷禦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範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内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确，速行起解。
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
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
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須殚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
”又聞南京内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
先帝谕中所雲：“将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
”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訖于亡。
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于範濟世，成于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匮所由來矣。
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
傳曰：“長國家而務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糧，則天下之财日窘一日。
吾未見無人與财而能國者也。
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無政事則财用不足。
”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财也，所惡于興利者，為其必至于害民也。
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禦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
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于傷人害物。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
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産鐵，請置爐冶。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
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複設此，必重擾之矣。
”杖之流海外。
錢者，币之一也。
将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
《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臧，臧纟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臧，臧纟強百萬。
”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币稍寡。
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籴米谷、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複日月征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于今日。
”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
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
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于是銀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
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
自古以來，有民窮财盡，而人主獨擁多藏于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币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為一家之物也。
《詩》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
”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謂國之不祥。
不幸而有此，與其聚于人主，無甯聚于大臣。
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于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
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
及纣之身，用義雠斂，鹿台之錢、钜橋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
故堯之禅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
”《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
”嗚呼！崇祯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
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阙下，無得占留。
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于唐時矣。
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
昔人謂古者藏富于民，自漢以後，财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辇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
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禦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庫。
”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
”自熙甯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
兩司既困，雖内帑别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于算也。
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師，弼上疏谏。
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甯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餘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
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于川中，餘以戊子典試于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
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
兩浙賦甲天下，餘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餘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
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
及餘己醜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
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仆寺。
餘乙未貳卿太仆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
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
”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
至天啟中，用操江範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
今錄上谕全文于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
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钜，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
況遼東未複，兵饷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甯。
殊非朕仰補三朝阙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
朕覽南京操江憲臣範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
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
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
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饷之難措哉。
範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
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
又南太仆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
北道刷卷禦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範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内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确，速行起解。
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
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
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須殚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
”又聞南京内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
先帝谕中所雲：“将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
”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訖于亡。
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于範濟世，成于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匮所由來矣。
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
傳曰：“長國家而務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糧，則天下之财日窘一日。
吾未見無人與财而能國者也。
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無政事則财用不足。
”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财也，所惡于興利者，為其必至于害民也。
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禦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
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于傷人害物。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
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産鐵，請置爐冶。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
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複設此，必重擾之矣。
”杖之流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