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關燈
小
中
大
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為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
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應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鹹居之為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
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韬》、《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若《六經》為藜藿，而此書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實事之傳誤（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诂之有誤。
） 戰國之時，邪說并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
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實事，而遞傳遞久以緻誤者。
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
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
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雲：“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雲：“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
”劉夢得《桃源行》亦雲：“俗人毛骨驚仙子”；又雲：“仙家一出尋無蹤。
”皆以淵明所言者為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
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
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為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雲：“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
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為昭君嫁時之所彈矣。
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
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群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為實，誰複知其為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号為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曆，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為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雲然者”。
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雲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餘為《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記憶失真之彌縫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緻誤者，有記憶失真而緻誤者。
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
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
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
此傳聞異詞之故也。
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
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
此記憶失真之故也。
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為其書累。
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為彌縫，使之兩全，遂緻大誤而不可挽。
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為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
”《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為之說曰：“記商制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
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是妹随姐嫁者稱娣也。
而《爾雅》雲：“長婦謂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姒。
”誤矣。
必曲為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别也。
”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為周禮，一為殷禮；不則以一為士禮一為大夫禮。
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緻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
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為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
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
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
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
故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别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
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傳聞異詞之重出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
《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衆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複以兩軍當鄭之理。
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
按後文雲，“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雲，“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則是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于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
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于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
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汜祭，使工為之賦《茅鸱》。
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
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為者！鄭之葬簡公也，将毀遊氏之廟，而子産中止。
鄭之為除也，複将毀遊氏之廟，而子産又中止。
此二事亦必有一誤。
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為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于諸傳記中為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
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
《列子》稱孔子觀于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其易其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為兩事而遂兩載之也。
《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為尤甚，亦不足縷辨也。
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
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為肅宗，或以為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為趙需，或以為何儒亮耳。
必盡以為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為實也。
△曲全與誤會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緻大謬於事理者。
《大戴記》雲：“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
”《小戴記》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
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
說者不得已，乃為說以曲全之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為十年。
（說詳《豐鎬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
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
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為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殡遂隔六十七日。
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為屍蟲出於戶。
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為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
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注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蕲其說之通者，亦複不少。
如《堯典》之“四嶽”，注者誤以為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臯陶為申命，以治水明農為在堯世矣。
《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為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為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為有月日而無年矣（說并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
凡茲之誤，其類甚多。
展轉相因，誤於何底。
姑舉數端，以見其概。
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
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應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鹹居之為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
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韬》、《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若《六經》為藜藿，而此書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實事之傳誤（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诂之有誤。
） 戰國之時，邪說并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
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實事，而遞傳遞久以緻誤者。
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
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
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雲：“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雲：“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
”劉夢得《桃源行》亦雲：“俗人毛骨驚仙子”；又雲：“仙家一出尋無蹤。
”皆以淵明所言者為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
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
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為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雲：“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
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為昭君嫁時之所彈矣。
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
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群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為實，誰複知其為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号為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曆，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為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雲然者”。
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雲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餘為《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記憶失真之彌縫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緻誤者，有記憶失真而緻誤者。
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
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
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
此傳聞異詞之故也。
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
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
此記憶失真之故也。
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為其書累。
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為彌縫，使之兩全，遂緻大誤而不可挽。
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為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
”《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為之說曰：“記商制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
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是妹随姐嫁者稱娣也。
而《爾雅》雲：“長婦謂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姒。
”誤矣。
必曲為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别也。
”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為周禮，一為殷禮；不則以一為士禮一為大夫禮。
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緻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
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為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
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
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
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
故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别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
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傳聞異詞之重出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
《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衆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複以兩軍當鄭之理。
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
按後文雲，“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雲，“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則是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于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
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于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
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汜祭，使工為之賦《茅鸱》。
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
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為者！鄭之葬簡公也，将毀遊氏之廟，而子産中止。
鄭之為除也，複将毀遊氏之廟，而子産又中止。
此二事亦必有一誤。
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為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于諸傳記中為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
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
《列子》稱孔子觀于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其易其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為兩事而遂兩載之也。
《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為尤甚，亦不足縷辨也。
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
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為肅宗，或以為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為趙需，或以為何儒亮耳。
必盡以為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為實也。
△曲全與誤會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緻大謬於事理者。
《大戴記》雲：“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
”《小戴記》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
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
說者不得已，乃為說以曲全之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為十年。
（說詳《豐鎬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
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
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為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殡遂隔六十七日。
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為屍蟲出於戶。
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為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
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注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蕲其說之通者，亦複不少。
如《堯典》之“四嶽”，注者誤以為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臯陶為申命，以治水明農為在堯世矣。
《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為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為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為有月日而無年矣（說并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
凡茲之誤，其類甚多。
展轉相因，誤於何底。
姑舉數端，以見其概。
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