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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此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裡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鄒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
”（《史記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
餘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
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
而孟子之見梁王，乃雲“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粱予秦河兩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
”而惠王之告孟子乃雲“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雲：“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
’即惠王也。
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
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元年。
《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為襄王之元年耳。
然則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雲者無一語不符矣。
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
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醜壬寅兩歲之中，於《年表》，則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
《史記》所雲，非是。
說并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平定？”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 △《紀年》“今王”即襄王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
《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
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為後王之年。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谥，謂之‘今王’。
”餘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為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
《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睹之人，不容誤哀為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
《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
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為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為哀王之年耳。
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即《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為哀王也。
說并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贊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又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钅贊穴隙之類也。
’”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為晉國也。
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即指梁而言也。
觀霄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逾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遊士之所為也。
故《史記》於齊稱“遊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
學者不可不分别觀之也。
○遊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盒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齊在至梁之後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
餘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之先後為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
即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複有粱之事。
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為有悖於孔子之旨。
以餘考之，不然。
《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為兩。
”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二年也。
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
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既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
（自晉亡至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複尺土一民之為己有矣。
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雲“東周與西周争”，“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為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緻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
”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
蓋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
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
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
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
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蔔世三十，蔔年七百。
”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馀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此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裡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鄒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
”（《史記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
餘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
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
而孟子之見梁王，乃雲“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粱予秦河兩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
”而惠王之告孟子乃雲“西喪地於秦七百裡，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後序》雲：“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
’即惠王也。
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
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元年。
《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為襄王之元年耳。
然則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雲者無一語不符矣。
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
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醜壬寅兩歲之中，於《年表》，則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
《史記》所雲，非是。
說并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平定？”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 △《紀年》“今王”即襄王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
《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
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為後王之年。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谥，謂之‘今王’。
”餘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為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
《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睹之人，不容誤哀為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
《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
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為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為哀王之年耳。
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即《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為哀王也。
說并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贊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又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钅贊穴隙之類也。
’”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為晉國也。
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即指梁而言也。
觀霄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逾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遊士之所為也。
故《史記》於齊稱“遊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梁”，蓋并客卿亦未嘗受之矣。
學者不可不分别觀之也。
○遊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盒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齊在至梁之後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
餘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之先後為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
即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複有粱之事。
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為有悖於孔子之旨。
以餘考之，不然。
《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為兩。
”以《周本紀》計之，則顯王二年也。
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而猶足以立國。
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既亡，周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
（自晉亡至此，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複尺土一民之為己有矣。
是以《戰國策》中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語及王；且雲“東周與西周争”，“東周與西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為兩國，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記周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緻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
”如小國之事大國者然。
蓋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
其於三晉、齊、楚，當亦類是。
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諸侯，但其名差異耳。
至三十五年，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國。
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蔔世三十，蔔年七百。
”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