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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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
《論語》多以子路、冉有并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
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佛而已，不可盡指為實。
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
〔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禦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将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以上并《漢書藝文志》）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将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故有《魯論》，有《齊論》。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新論》雲：“文異者四百馀字。
”）《論語集解序》〕 △《齊論》多後人附會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
《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複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此矣。
“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
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寝微。
”（《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号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号《張侯論》。
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
”（《隋書經籍志》） △東漢所行為張禹更定之《論語》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龔奮所傳《魯論》之舊本也。
言“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寝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為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張禹更定《論語》之謬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傳，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
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
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弑之禍，《公山》、《佛》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
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
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
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
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
周、齊，鄭學獨立。
至隋，何、鄭并行，鄭氏盛於人間。
”（《隋書經籍志》） △鄭玄所注《論語》即張禹更定本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
故今《論語》稱為《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為《齊論》。
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
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為聖人解也。
△王充、鄭玄之謬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
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為非義，即當别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真僞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讓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負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參考《齊》、《古》為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别，緻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疏闊也！ △聖言不可謬遵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
然必真為聖人之言則可，非為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
述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
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
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僞為也。
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
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
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谟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别而觀之也。
△自述研究《論語》經曆 餘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
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
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
六十馀歲，因酌定《洙泗馀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為張禹采而合之，始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
故錄其詳，附載於此。
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餘言為然也！ ○附孔檢讨《大戴記補注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為王肅增加。
肅橫诋鄭君，自為《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
大抵抄撮《二記》，采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
其為依，不言已明。
《公冠篇》述孝昭冠辭，雲“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
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為成王冠頌。
是尚不能尋章摘句。
舉此一隅，謬陋彌顯。
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别讀獨置而弗論也。
餘昔會試時，曾與檢讨相識，年甚少也。
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
《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餘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颉剛案：此篇原載書首，今為改置於此。
）
《論語》多以子路、冉有并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
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佛而已，不可盡指為實。
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
〔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禦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将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以上并《漢書藝文志》）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将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故有《魯論》，有《齊論》。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新論》雲：“文異者四百馀字。
”）《論語集解序》〕 △《齊論》多後人附會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
《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複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此矣。
“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
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
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寝微。
”（《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号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号《張侯論》。
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
”（《隋書經籍志》） △東漢所行為張禹更定之《論語》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龔奮所傳《魯論》之舊本也。
言“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寝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為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張禹更定《論語》之謬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傳，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
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
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弑之禍，《公山》、《佛》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
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
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
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
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
周、齊，鄭學獨立。
至隋，何、鄭并行，鄭氏盛於人間。
”（《隋書經籍志》） △鄭玄所注《論語》即張禹更定本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
故今《論語》稱為《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為《齊論》。
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
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為聖人解也。
△王充、鄭玄之謬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
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為非義，即當别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真僞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讓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負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參考《齊》、《古》為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别，緻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疏闊也！ △聖言不可謬遵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
然必真為聖人之言則可，非為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
述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
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
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僞為也。
故能言於平日，則不至見欺於一時。
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
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谟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别而觀之也。
△自述研究《論語》經曆 餘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
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
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
六十馀歲，因酌定《洙泗馀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入，而為張禹采而合之，始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
故錄其詳，附載於此。
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業，未嘗有人究其義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餘言為然也！ ○附孔檢讨《大戴記補注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為王肅增加。
肅橫诋鄭君，自為《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
大抵抄撮《二記》，采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券。
其為依，不言已明。
《公冠篇》述孝昭冠辭，雲“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
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為成王冠頌。
是尚不能尋章摘句。
舉此一隅，謬陋彌顯。
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别讀獨置而弗論也。
餘昔會試時，曾與檢讨相識，年甚少也。
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
《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餘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颉剛案：此篇原載書首，今為改置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