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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
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
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故學者必慎其所道。
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
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
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
至宋諾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并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
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論性六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孔、孟之論性者如此。
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揚子始有善惡混之說。
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
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
△人性兼理義及氣質而成 餘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為二。
孟子之所謂性，既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并出，皆以性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辟之非輿孔子為兩義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為善也。
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
夫善則善耳，何以又雲“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
故性雖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者。
然謂之為惡則不可。
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
若謂人參性瀉，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
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為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惡出於附會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
《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為豎牛所亂，亦将盡以為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為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黩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為所累耳。
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
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
△評韓、程之論 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
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為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為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為疑也。
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尚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
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陳靈，夏姬之齒長矣。
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
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為祁奚所知，嗣父為中軍尉，而叔向複有弟叔虎、叔罴、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為平公傅之文。
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既長，亦不過十馀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
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即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為叔魚，或以為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
如正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子産欲毀遊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為搜除時也。
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為實也。
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
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甯當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跞納賄，遂至於賈禍耳。
觀叔遊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為非也。
況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劄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
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栾盈之難，況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遠方正之士，夤緣權勢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後人莫有肯為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
《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餘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讀《孟子》馀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無此字）不獲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
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
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
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不順乎親’）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
悅親（《中庸》作‘順手親’）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諸’字）身不誠，不悅於（《中庸》作‘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乎’）身矣。
是故（《中庸》無些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 △《中庸》襲《孟子》之證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
“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
“友”之加“朋”，文亦可省。
然皆無足為大得失也。
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大重；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勿悅”，但不為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
“誠”者，理也，德也，故雲“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為用字，似欠醇古。
《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
《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删其後兩句。
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
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為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
“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為得之。
“不獲於上”系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
“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删去。
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
若之何先儒猶以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
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故學者必慎其所道。
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
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
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
至宋諾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并重，皆自韓子之發之也。
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論性六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孔、孟之論性者如此。
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揚子始有善惡混之說。
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
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
△人性兼理義及氣質而成 餘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為二。
孟子之所謂性，既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并出，皆以性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辟之非輿孔子為兩義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為善也。
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
夫善則善耳，何以又雲“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
故性雖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者。
然謂之為惡則不可。
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
若謂人參性瀉，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
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為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惡出於附會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
《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為豎牛所亂，亦将盡以為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為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黩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為所累耳。
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
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
△評韓、程之論 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
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為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為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為疑也。
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尚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
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陳靈，夏姬之齒長矣。
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
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為祁奚所知，嗣父為中軍尉，而叔向複有弟叔虎、叔罴、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為平公傅之文。
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既長，亦不過十馀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
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即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為叔魚，或以為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
如正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子産欲毀遊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為搜除時也。
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為實也。
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
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甯當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跞納賄，遂至於賈禍耳。
觀叔遊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為非也。
況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劄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
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栾盈之難，況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遠方正之士，夤緣權勢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後人莫有肯為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
《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餘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讀《孟子》馀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無此字）不獲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
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
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
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不順乎親’）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
悅親（《中庸》作‘順手親’）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諸’字）身不誠，不悅於（《中庸》作‘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乎’）身矣。
是故（《中庸》無些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 △《中庸》襲《孟子》之證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
“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
“友”之加“朋”，文亦可省。
然皆無足為大得失也。
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大重；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勿悅”，但不為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
“誠”者，理也，德也，故雲“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為用字，似欠醇古。
《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
《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删其後兩句。
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
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為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
“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為得之。
“不獲於上”系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
“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删去。
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
若之何先儒猶以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