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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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考辨古書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
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
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
《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
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
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赀者，幾二十年不決。
趙善堅以屬張氵昊。
訟者雲：“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産，得銀帛楮券若幹，悉辇而商；且書約，期他日複置如初。
”氵昊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幹；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決。
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
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
《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雲“皆古書名”，及《僞書序》既出，而《林注》遂曆曆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
所以漢人好談谶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對待獨巧。
誓诰不及二帝，而《僞古文書》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
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
是知僞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
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真僞；一則意在記覽，以為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僞；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為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僞也。
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當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曆二十年而訟不決也。
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通曆法者皆能辨之，而《僞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為周公之制。
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達與下學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為時文，購買講章墨卷，晨夕揣摩，以為秘笈；此外不複寓目。
其能讀書不專為時文者，千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為宏博，以詩賦為風雅。
其能不僅為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
就此一二人，已為當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竟出入王、陸。
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剩說。
其真殚精經義，留心治術，為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
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述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
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
正如五色彩紙，為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
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緻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為本。
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略於論事，雖系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征虛之門。
及陸、王之學興，并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為明心見性之學矣。
餘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不若考所易見。
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述賦性愚純，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嘗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僞，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
固自知其不賢，甘為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
△自述考辨古書之經曆 餘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别觀之也。
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
惟《尚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
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而《論語》終莫解其由。
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
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餘幼即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
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真僞本不難辨，但人
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
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
《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
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
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赀者，幾二十年不決。
趙善堅以屬張氵昊。
訟者雲：“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産，得銀帛楮券若幹，悉辇而商；且書約，期他日複置如初。
”氵昊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幹；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決。
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
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
《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雲“皆古書名”，及《僞書序》既出，而《林注》遂曆曆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
所以漢人好談谶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對待獨巧。
誓诰不及二帝，而《僞古文書》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
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
是知僞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
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真僞；一則意在記覽，以為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僞；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為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僞也。
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當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曆二十年而訟不決也。
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通曆法者皆能辨之，而《僞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為周公之制。
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達與下學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為時文，購買講章墨卷，晨夕揣摩，以為秘笈；此外不複寓目。
其能讀書不專為時文者，千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為宏博，以詩賦為風雅。
其能不僅為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
就此一二人，已為當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竟出入王、陸。
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剩說。
其真殚精經義，留心治術，為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
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述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
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
正如五色彩紙，為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
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緻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為本。
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略於論事，雖系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征虛之門。
及陸、王之學興，并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為明心見性之學矣。
餘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不若考所易見。
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述賦性愚純，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嘗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僞，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
固自知其不賢，甘為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
△自述考辨古書之經曆 餘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别觀之也。
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
惟《尚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
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而《論語》終莫解其由。
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
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餘幼即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
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真僞本不難辨，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