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代正朔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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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每改用太初月數以歸畫一。
顔師古《漢書注》雲：‘凡月皆太初正曆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
’是也。
然亦不能盡改，往往自相抵捂。
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金、水附日當於前年七月在東井；而誤載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舊史名之曰十月也。
是遷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傳》以周正紀晉事，而猶參用一二夏正而未及盡改也。
以申月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
‘正’者，正月也。
‘正月’者，一月也。
正月而但謂之‘正’，猶朔日而但謂之‘朔’也。
改正月而但謂之‘改正’猶改元年而但謂之‘改元’也。
數之始者必異其名，是故以‘元’異年，以‘正’異月，以‘朔’異日；猶卦爻之以一為‘初’也，猶長幼之次之以一為‘大’也。
今胡氏既雲‘前乎周者以醜為正，後乎周者以亥為正’矣，而又雲‘月不易’，醜亥為正而寅之為正月如故，是分‘正’與‘正月’為二也。
蔡氏《書傳》沿此，遂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商以醜月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醜為正月而寅為一月，是又分‘正月’與‘一月’為二也。
然則元年可謂之非一年，改元可謂之非改元年乎？是何異於唐人之謂《文選》但有班孟堅文而無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國之證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
古之時，三正雖疊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國；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
蓋諸侯之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舉兵而滅之耳，苟其能守舊典而無大過，聖人亦不強改其曆使從己也。
故啟讨有扈氏，不責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棄三正’；猶商用助而公劉自用徹也。
故商之建醜，周之建子，非改曆也，湯以前本建醜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也（說詳見《三代經界通考》中）。
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故其曆仍用夏正。
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
是以周十二月，蔔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謂之正月；晉趙武以襄二十五年秋為政，至昭元年正月當為八年，而祁午謂之七年。
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
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
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是也。
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
以其采摘太雜，逐緻參差不一。
是以‘取麥’書於四月，‘取禾’書於秋也。
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注，因緻後人茫然莫得其解。
逮顧甯人始揭此義。
而餘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閏亦互異。
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辄之奔，《經》、《傅》之文皆差一月。
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曆，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時也。
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曆，南唐用齊政曆，蜀用永昌、正象二曆，國各異政，猶不足以為怪，而民間亦别有小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萬分；近代未嘗有是事也。
此雖皆以建寅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閏馀之法，皆不能無異。
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況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證 古之時，三正既并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為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觀察使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
蓋詩之為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馀則周、夏之正義皆可通者較多。
若《豳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裡巷之語雲然，後世去古遠而不可考耳──猶天津、泰安之為府已數十年而民猶呼之為天律衛泰安州，猶汴之為開封已數百年而民猶呼之為汴城也。
張氏以甯雖極為《詩》辨，然不知詩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陳氏廷敬雖頗為《傳》解，然未知侯國之於夏正原自兼行
顔師古《漢書注》雲：‘凡月皆太初正曆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
’是也。
然亦不能盡改，往往自相抵捂。
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金、水附日當於前年七月在東井；而誤載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舊史名之曰十月也。
是遷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傳》以周正紀晉事，而猶參用一二夏正而未及盡改也。
以申月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
‘正’者，正月也。
‘正月’者，一月也。
正月而但謂之‘正’，猶朔日而但謂之‘朔’也。
改正月而但謂之‘改正’猶改元年而但謂之‘改元’也。
數之始者必異其名，是故以‘元’異年，以‘正’異月，以‘朔’異日；猶卦爻之以一為‘初’也，猶長幼之次之以一為‘大’也。
今胡氏既雲‘前乎周者以醜為正，後乎周者以亥為正’矣，而又雲‘月不易’，醜亥為正而寅之為正月如故，是分‘正’與‘正月’為二也。
蔡氏《書傳》沿此，遂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商以醜月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醜為正月而寅為一月，是又分‘正月’與‘一月’為二也。
然則元年可謂之非一年，改元可謂之非改元年乎？是何異於唐人之謂《文選》但有班孟堅文而無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國之證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
古之時，三正雖疊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國；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
蓋諸侯之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舉兵而滅之耳，苟其能守舊典而無大過，聖人亦不強改其曆使從己也。
故啟讨有扈氏，不責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棄三正’；猶商用助而公劉自用徹也。
故商之建醜，周之建子，非改曆也，湯以前本建醜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也（說詳見《三代經界通考》中）。
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故其曆仍用夏正。
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
是以周十二月，蔔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謂之正月；晉趙武以襄二十五年秋為政，至昭元年正月當為八年，而祁午謂之七年。
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
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
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是也。
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
以其采摘太雜，逐緻參差不一。
是以‘取麥’書於四月，‘取禾’書於秋也。
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注，因緻後人茫然莫得其解。
逮顧甯人始揭此義。
而餘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閏亦互異。
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辄之奔，《經》、《傅》之文皆差一月。
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曆，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時也。
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曆，南唐用齊政曆，蜀用永昌、正象二曆，國各異政，猶不足以為怪，而民間亦别有小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萬分；近代未嘗有是事也。
此雖皆以建寅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閏馀之法，皆不能無異。
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況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證 古之時，三正既并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為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觀察使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
蓋詩之為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馀則周、夏之正義皆可通者較多。
若《豳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裡巷之語雲然，後世去古遠而不可考耳──猶天津、泰安之為府已數十年而民猶呼之為天律衛泰安州，猶汴之為開封已數百年而民猶呼之為汴城也。
張氏以甯雖極為《詩》辨，然不知詩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陳氏廷敬雖頗為《傳》解，然未知侯國之於夏正原自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