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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何以又不言耶？此其中具有所以然，而程子未之知也。
【《古文尚書》考】 《書經》蔡《注》每篇序所雲“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傅，”是說相沿久矣。
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漢書儒林傳》雲：“中興，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傅》，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據此，是馬、鄭所注非伏生之《尚書》而《古文尚書》也。
考《古文尚書》，當前漢時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潭，譚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塗恽，恽授河南桑欽，平帝時立於學官。
後漢習《古文尚書》，見於《儒林傳》者，南陽尹敏初受《歐陽尚書》，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魯國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東昏楊偷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東海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濟陰孫期習《古文尚書》。
又《賈逵傳》雲：“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恽。
逵傳父業。
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诏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
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诂相應，诏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為二卷，帝善之。
八年，乃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安帝延光二年，诏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梁春秋》各一人。
又劉陶學《古文尚書》，張楷通《古文尚書》，劉學《古文尚書》。
此《古文尚書》之傳習於兩漢者班班可考也。
其後不知何以不傳於世。
至東晉時，梅赜之《古文尚書》出，人遂以僞為真。
自是衆說紛纭，若僞孔安國《尚害序》，孔穎達之類，其說皆不足信。
而世人貴耳賤目，信近說而滅舊聞，兩漢之《古文尚書》遂無複考其源流者矣。
《僞古文尚書序》雲：“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學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
漢室隆興，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而《前漢書》則曰：“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孝文時，使晁錯往受之。
”《序》又雲：“魯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鬥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狀生二十五篇。
其馀錯亂磨滅，弗可複知。
悉上送官，藏之書府。
承诏為五十九篇作《傳》。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不複以聞。
”而《前漢書》則曰“《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曰“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多十馀篇，蓋《尚書》茲多馀是矣”，曰“《魯共王》得古文壞壁之中，《書》十六篇”，篇數不同，亦絕無“錯亂磨滅，不複可知”之說。
又《漢書》隻言“遭巫蠱之事，未立馀學官”，亦無“為五十九篇作《傳》”之文。
《史記》藏書之說及篇數，并同《漢書》。
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雲“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說亦與《史記》、《漢書》同。
是《僞尚書序》不足信也。
（口授之說本之衛宏，宏，東漢時人，不若太史公、劉歆去伏生差近，為得其真；而《漢書以備一代之史，說必不誣。
） 孔穎達雲：“孔君作《傅》，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并伏生二十八篇，複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诰》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數。
劉向、班固、劉歆、賈達、馬融、鄭康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
”按《前漢書儒林傳》雲：“《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是張霸之書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
《儒林傳》既明言“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何得雲劉向、班固諸人誤以為《古文尚書》乎？此說他無所見，不知穎達何所據而雲然？且既雲“僞作《舜典》、《益稷》”，而又雲“複出《舜典》、《益稷》”，豈有二《舜典》二《益稷》乎？穎達又雲：“鄭康成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并與孔異，篇數并與三家同！”夫既雲“鄭康成誤以張霸五十八篇為真古文”，而又雲“鄭《注》并與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穎達之說不足信也。
馀若《隋經籍志》、陸德明之類，其說亦大概不出乎此。
此皆後人之所遵信傳說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餘觀之，馬、鄭所注為《古文尚書》，《後漢書》既有明文，而篇數乃與伏生同者，蓋漢時世所誦說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國雖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為學者傳說。
其所上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别行，當時人罕見者，故劉歆雲：“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成帝時校理舊文，乃得之，而未大傳於民間。
王莽之亂，遂複不存。
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書》，亦止二十八篇。
自是賈達為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篇數雖與伏生同，而文字多異，故杜林謂“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賈達謂“《古文尚書》與經傅《爾雅》訓诂相應”，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三卷；而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書》；皆所争在文字同異，而未嘗言篇數之多寡也。
是以《漢書藝文志》，《逸書》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别出；而晉秘府所有《古文尚書》，當時若束皙、杜預諸人，豈無一人見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書豈無一言及之，而盡以書傳所引為《逸書》耶？（《隋經籍志》：“晉世秘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又按《隋經籍志》雲：“賈逵、馬融、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
”則是雜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
夫使馬、鄭所注果為今文，則範蔚宗不當誤也。
微獨蔚宗不當誤而已，蔚宗作《後漢書》本之《東觀馀論》及袁山崧、謝承諸人，豈盡不知馬、鄭所注為今文耶？所載諸習《古文尚書》者，豈盡妄說耶？故吾謂馬、鄭所注既孔壁古文，無可疑也。
然而以為今文者何也？蓋永嘉之亂，歐陽、夏侯三家《尚書》并亡，惟存伏生《大傳》，而馬、鄭所注《古文》尚行於世。
及梅赜上《僞古文》，自是孔、鄭并行。
此後南北分争，天下日亂，而士大夫又務於詩賦，經學遂無師承。
至隋、唐之際，李延壽、孔穎達輩止見馬、鄭所注與伏生篇數同，逐誤謂古文為今文。
然穎達言“鄭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何意鄭《注》并與孔異，篇數并與三家同”，蓋亦疑之矣。
今文止有伏生《大傳》，《崇文總目》謂“伏勝撰，鄭康成注”。
康成既注古文，複注此耶？晁公武謂“勝終之後，諾從學者所作”。
陳振孫謂“當是其徒雜記所聞，亦未必是當時本書”。
故葉夢得謂“其言不雅馴；而《隋經籍志》謂為四十一篇，《書錄解題》謂為八十三篇，篇數亦不同”，則其書之真僞不可得而知也。
安知非見鄭康成所注《古文》而僞作者乎？ 至於梅赜所上《古文尚書》，其僞妄不能逃有識者之鑒别，故儒者多疑之。
而《晉書》載其傳受淵源，雲：“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不知僞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
故未幾而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雲“於大行頭買得上之”，以師其故智矣。
陸德明又言“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不知此乃僞作《孔傳》者竊王肅之《注》也。
姚方興亦采馬、王之注以作《孔傳舜典》矣。
梅赜所上《古文尚書》本無《舜典》，但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方興僞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
梁武帝時為博士，議謂“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
故陸德明《釋文》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
而《隋經籍志》謂“姚方興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國學”，宋林之奇、陳振孫又謂“隋開皇中始得《舜典》”，皆與德明說異。
德明，唐人，若隋時已行方興《舜典》，又何以雲“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乎？可見諸說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國《尚書序》之後，人局於所見，以先入之言為主，遞相傳說；未有能虛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異者。
故相傳為今文，則謂之今文；相傳為古文，則謂之古文而已。
不知古人之說亦未必盡可信，其學亦未必皆過於後人。
既如孔傳《尚書》之僞，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無聞焉。
豈非章句訓诂之功多，而辨别之識，考據之學，有所不足輿？嗚呼，昔之人去古未遠，遺書猶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為或不能；今之人雖欲考之，而去古已遠，傳書益少，其考之益難：此古說之所以難明，而有志者用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見《禹貢》，而《禹貢》所記彭蠡似在江之北也。
吳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詳其所在。
《漢書地裡志》彭澤縣下注雲“《禹貢》彭蠡澤在其西”，語亦不詳；然未嘗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陽湖也。
至鄭康成始有“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之言，似謂彭蠡在江之南矣；猶未明言既鄱陽湖也。
以鄱陽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
後世相沿為說，而朱子《彭蠡辨》遂據以駁《禹貢》，謂“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獨鄭漁仲謂‘東彙澤為彭蠡’十三字為衍文者得之。
”愚按：以後世地形與《禹貢》較，誠有可疑，然隻當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當疑經為衍文也。
鄱陽之為彭蠡，書無确據。
《地志》言“彭蠡在彭澤縣西”，又言水入湖漢者八。
《後漢書地裡志》雲：“鄱陽縣有鄱水。
”以此觀之，湖漢似即鄱陽湖，而彭蠡與鄱陽非一地也。
大概
【《古文尚書》考】 《書經》蔡《注》每篇序所雲“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傅，”是說相沿久矣。
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漢書儒林傳》雲：“中興，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傅》，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據此，是馬、鄭所注非伏生之《尚書》而《古文尚書》也。
考《古文尚書》，當前漢時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潭，譚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塗恽，恽授河南桑欽，平帝時立於學官。
後漢習《古文尚書》，見於《儒林傳》者，南陽尹敏初受《歐陽尚書》，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魯國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東昏楊偷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東海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濟陰孫期習《古文尚書》。
又《賈逵傳》雲：“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恽。
逵傳父業。
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诏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
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诂相應，诏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為二卷，帝善之。
八年，乃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安帝延光二年，诏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梁春秋》各一人。
又劉陶學《古文尚書》，張楷通《古文尚書》，劉學《古文尚書》。
此《古文尚書》之傳習於兩漢者班班可考也。
其後不知何以不傳於世。
至東晉時，梅赜之《古文尚書》出，人遂以僞為真。
自是衆說紛纭，若僞孔安國《尚害序》，孔穎達之類，其說皆不足信。
而世人貴耳賤目，信近說而滅舊聞，兩漢之《古文尚書》遂無複考其源流者矣。
《僞古文尚書序》雲：“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學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
漢室隆興，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而《前漢書》則曰：“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孝文時，使晁錯往受之。
”《序》又雲：“魯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鬥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狀生二十五篇。
其馀錯亂磨滅，弗可複知。
悉上送官，藏之書府。
承诏為五十九篇作《傳》。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不複以聞。
”而《前漢書》則曰“《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曰“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多十馀篇，蓋《尚書》茲多馀是矣”，曰“《魯共王》得古文壞壁之中，《書》十六篇”，篇數不同，亦絕無“錯亂磨滅，不複可知”之說。
又《漢書》隻言“遭巫蠱之事，未立馀學官”，亦無“為五十九篇作《傳》”之文。
《史記》藏書之說及篇數，并同《漢書》。
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雲“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說亦與《史記》、《漢書》同。
是《僞尚書序》不足信也。
（口授之說本之衛宏，宏，東漢時人，不若太史公、劉歆去伏生差近，為得其真；而《漢書以備一代之史，說必不誣。
） 孔穎達雲：“孔君作《傅》，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并伏生二十八篇，複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诰》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數。
劉向、班固、劉歆、賈達、馬融、鄭康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
”按《前漢書儒林傳》雲：“《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是張霸之書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
《儒林傳》既明言“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何得雲劉向、班固諸人誤以為《古文尚書》乎？此說他無所見，不知穎達何所據而雲然？且既雲“僞作《舜典》、《益稷》”，而又雲“複出《舜典》、《益稷》”，豈有二《舜典》二《益稷》乎？穎達又雲：“鄭康成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并與孔異，篇數并與三家同！”夫既雲“鄭康成誤以張霸五十八篇為真古文”，而又雲“鄭《注》并與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穎達之說不足信也。
馀若《隋經籍志》、陸德明之類，其說亦大概不出乎此。
此皆後人之所遵信傳說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餘觀之，馬、鄭所注為《古文尚書》，《後漢書》既有明文，而篇數乃與伏生同者，蓋漢時世所誦說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國雖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為學者傳說。
其所上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别行，當時人罕見者，故劉歆雲：“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成帝時校理舊文，乃得之，而未大傳於民間。
王莽之亂，遂複不存。
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書》，亦止二十八篇。
自是賈達為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篇數雖與伏生同，而文字多異，故杜林謂“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賈達謂“《古文尚書》與經傅《爾雅》訓诂相應”，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三卷；而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書》；皆所争在文字同異，而未嘗言篇數之多寡也。
是以《漢書藝文志》，《逸書》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别出；而晉秘府所有《古文尚書》，當時若束皙、杜預諸人，豈無一人見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書豈無一言及之，而盡以書傳所引為《逸書》耶？（《隋經籍志》：“晉世秘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又按《隋經籍志》雲：“賈逵、馬融、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
”則是雜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
夫使馬、鄭所注果為今文，則範蔚宗不當誤也。
微獨蔚宗不當誤而已，蔚宗作《後漢書》本之《東觀馀論》及袁山崧、謝承諸人，豈盡不知馬、鄭所注為今文耶？所載諸習《古文尚書》者，豈盡妄說耶？故吾謂馬、鄭所注既孔壁古文，無可疑也。
然而以為今文者何也？蓋永嘉之亂，歐陽、夏侯三家《尚書》并亡，惟存伏生《大傳》，而馬、鄭所注《古文》尚行於世。
及梅赜上《僞古文》，自是孔、鄭并行。
此後南北分争，天下日亂，而士大夫又務於詩賦，經學遂無師承。
至隋、唐之際，李延壽、孔穎達輩止見馬、鄭所注與伏生篇數同，逐誤謂古文為今文。
然穎達言“鄭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何意鄭《注》并與孔異，篇數并與三家同”，蓋亦疑之矣。
今文止有伏生《大傳》，《崇文總目》謂“伏勝撰，鄭康成注”。
康成既注古文，複注此耶？晁公武謂“勝終之後，諾從學者所作”。
陳振孫謂“當是其徒雜記所聞，亦未必是當時本書”。
故葉夢得謂“其言不雅馴；而《隋經籍志》謂為四十一篇，《書錄解題》謂為八十三篇，篇數亦不同”，則其書之真僞不可得而知也。
安知非見鄭康成所注《古文》而僞作者乎？ 至於梅赜所上《古文尚書》，其僞妄不能逃有識者之鑒别，故儒者多疑之。
而《晉書》載其傳受淵源，雲：“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不知僞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
故未幾而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雲“於大行頭買得上之”，以師其故智矣。
陸德明又言“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不知此乃僞作《孔傳》者竊王肅之《注》也。
姚方興亦采馬、王之注以作《孔傳舜典》矣。
梅赜所上《古文尚書》本無《舜典》，但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方興僞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
梁武帝時為博士，議謂“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
故陸德明《釋文》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
而《隋經籍志》謂“姚方興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國學”，宋林之奇、陳振孫又謂“隋開皇中始得《舜典》”，皆與德明說異。
德明，唐人，若隋時已行方興《舜典》，又何以雲“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乎？可見諸說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國《尚書序》之後，人局於所見，以先入之言為主，遞相傳說；未有能虛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異者。
故相傳為今文，則謂之今文；相傳為古文，則謂之古文而已。
不知古人之說亦未必盡可信，其學亦未必皆過於後人。
既如孔傳《尚書》之僞，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無聞焉。
豈非章句訓诂之功多，而辨别之識，考據之學，有所不足輿？嗚呼，昔之人去古未遠，遺書猶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為或不能；今之人雖欲考之，而去古已遠，傳書益少，其考之益難：此古說之所以難明，而有志者用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見《禹貢》，而《禹貢》所記彭蠡似在江之北也。
吳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詳其所在。
《漢書地裡志》彭澤縣下注雲“《禹貢》彭蠡澤在其西”，語亦不詳；然未嘗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陽湖也。
至鄭康成始有“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之言，似謂彭蠡在江之南矣；猶未明言既鄱陽湖也。
以鄱陽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
後世相沿為說，而朱子《彭蠡辨》遂據以駁《禹貢》，謂“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獨鄭漁仲謂‘東彙澤為彭蠡’十三字為衍文者得之。
”愚按：以後世地形與《禹貢》較，誠有可疑，然隻當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當疑經為衍文也。
鄱陽之為彭蠡，書無确據。
《地志》言“彭蠡在彭澤縣西”，又言水入湖漢者八。
《後漢書地裡志》雲：“鄱陽縣有鄱水。
”以此觀之，湖漢似即鄱陽湖，而彭蠡與鄱陽非一地也。
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