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螞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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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車編組、乘務員檢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頂、毫無意義的，但她出門時又不得不乘火車，接受這一切。
聽了我講的糖漿滅蟻法後，她做出了判斷：這種方法荒謬絕倫，完全是多此一舉。
我無言以對。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準備迎接那位螞蟻人來訪；聽說他叫包迪諾先生。
我們不打算對他發牢騷，也不想徒勞無益地向他提出各種要求。
應該讓他專心緻志地工作。
他沒有叩門便走進了我們的庭院。
我們正在議論着他哩，他卻已經出現在眼前了，真叫人難堪。
他是個五短身材，五十來歲，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經褪了色，磨損得很厲害。
臉像醉漢似的，頭發還沒變白，梳着兒童發型；眼睛半睜半閉，眼圈和鼻子周圍泛紅，唇邊露出一個似有若無的笑容。
他講起話來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說得激動時，嘴角和鼻子周圍的皺紋會輕輕抖動起來。
我把包迪諾先生描繪得如此細緻人微，是為了說明他為什麼會給我們留下他像螞蟻的奇怪印象。
噢，不，一點不奇怪。
因為我們原先就認為螞蟻人應該是這種樣子，能在一千個人當中輕而易舉地被辨認出來。
他的雙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隻手拿着一個形狀像咖啡壺的器皿，另一隻手端着幾個陶土小碟。
他告訴我們說，他要放糖漿了。
他的口氣表明，他是一個慣于磨洋工、對一切都無所謂的職員。
他拖曳着嗓門，有氣無力地說出“糖漿”這個詞，這足以使我們明白，他是多麼不把我們看在眼裡，對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麼缺乏信心。
我發現，在這個人面前，我妻子倒給我做出了保持冷靜的榜樣。
她耐心地告訴他，哪些地方經常有螞蟻爬過。
他謹小慎微地來回做着那幾件事：把咖啡壺中的糖漿倒進小碟，把小碟放在該放的地方，當心别碰翻它們。
我沒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
我觀察着他的舉動，重新想起他給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螞蟻。
原因何在?我說不上來，可他确實很像螞蟻。
大概是由于他皮膚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個子矮小的緣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顫動，和螞蟻的不斷抖動足和觸角相似。
不過，螞蟻的另一個特點他卻不具備：它們不停地奔忙和操勞，而包迪諾先生卻笨手笨腳，慢慢吞吞。
現在他正舉着一把蘸滿糖漿的小刷子，在牆上，可笑地塗抹着。
我注視着他的動作，越來越感到厭惡。
忽而，我發現妻子不見了。
我用目光四處搜索了一遍，最後在庭院的一個角落裡看見了她。
雷吉瑙多和勃勞尼兩家的籬牆在那裡相連。
克勞迪娅女士和阿格勞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籬牆邊，指手畫腳地講個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們中間，她在洗耳恭聽。
我朝她們走去，反正包迪諾先生正在房後塗糖漿，那裡沒什麼重要東西，怎麼塗都可以，我不必看着。
我聽見勃勞尼太太在大聲發牢騷，她揮着胳膊說： “那家夥是來給螞蟻喂補藥的，哪是什麼毒藥！” 雷吉瑙多太太為她幫腔，但口氣沒有這麼激烈：“如果有一天螞蟻滅絕了，他們那些職員不就失業了嗎?所以，您能指望他們正在幹什麼呢，太太?！” “喂肥了螞蟻，這就是他們的工作成績!”阿格勞拉女士憤然下了結論。
兩位女鄰居的話都是對着我妻子說的。
她凝神聽着，表面上很平靜，但我從她那不停抽動的鼻孔和緊緊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這時内心滿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憤懑。
說實話，我也接近于相信，這兩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黃、搬弄是非。
“還有那些帶有蟻卵的糞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說，“您以為他們取走後真會燒掉嗎?根本不是!” 忽然響起了她丈夫的聲音：“克勞迪娅!克勞迪娅!”妻子說話過了火，顯然使他局促不安。
雷吉瑙多太太說了聲“對不起”，匆匆離開我們；她的道歉聲中包含着對随波逐流、膽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視。
從相反方向仿佛傳來了一陣冷笑聲，我回頭一看，發現勃勞尼上尉正在礫石小徑上調整他的那些滅蟻裝置的角度。
包迪諾先生剛倒上糖漿放在那裡的一個陶土小碟在他腳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腳，但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裡。
我想像不出她會怎樣發洩她對包迪諾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會勸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給她火上加油。
可是，我們掃視了屋裡屋外，卻沒發現這位螞蟻人的蹤迹。
嗯，我們進門時，似乎聽見庭院的栅門吱啞一聲關上了。
他大概剛走，不辭而别了。
他在屋裡塗下的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紅色糖漿發出一種難聞的甜膩味，和螞蟻的氣味雖然不同，但我覺得兩者有關系，雖然我說不出其所以然。
兒子在睡覺，我們認為這是抽空到毛羅太太家去串門的好機會。
我們應該去一趟，向她要儲藏室的鑰匙；另外，這也是禮節的需要。
但我們迫不及待地去拜訪她的真正動機卻是讓她聽聽我們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說明，就把這麼一個蟻害嚴重的住所租給了我們。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們想看看房東太太是怎麼對付螞蟻的。
毛羅太太的别墅帶有一個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園。
參天的棕榈樹枝葉紛披，扇狀樹葉已經發黃。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這是一座有許多陽台和閣樓，屋頂安了一個雞形風标的建築物。
鏽迹斑斑的風标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艱難地轉動着；它的反應比棕榈樹葉要遲鈍得多：微風一吹，樹葉就瑟瑟作響，仿佛在低聲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時倚着路旁的護欄，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對我們來說還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個跟倉庫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園，還有勃勞尼家那個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園。
隻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暫時忘記那些地方螞蟻成群；隻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假設那些地方沒有日夜不停地困擾着我們的蟻害；隻有在這時，離得遠遠的，我們才覺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樣美麗。
我們越往上走，心裡就越懊惱：我們竟會住在那種地方。
在那種庸俗、煩人的地方生活，整天隻得為解決一個又一個庸俗、煩人的問題而大傷腦筋。
毛羅太太年紀不輕了，人很瘦，個子挺高。
她在一間陽光照不到的屋子裡接待我們，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邊擺着一張小桌，桌上放着針線和文具。
她渾身着黑，隻有上衣的男式領于是白色的。
她的臉龐瘦削，撲了薄薄一層粉，頭發梳得整整齊齊。
她馬上就把鑰匙給了我們，這是她頭天就答應的。
她沒問我們
聽了我講的糖漿滅蟻法後，她做出了判斷：這種方法荒謬絕倫，完全是多此一舉。
我無言以對。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準備迎接那位螞蟻人來訪；聽說他叫包迪諾先生。
我們不打算對他發牢騷，也不想徒勞無益地向他提出各種要求。
應該讓他專心緻志地工作。
他沒有叩門便走進了我們的庭院。
我們正在議論着他哩，他卻已經出現在眼前了，真叫人難堪。
他是個五短身材，五十來歲，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經褪了色，磨損得很厲害。
臉像醉漢似的，頭發還沒變白，梳着兒童發型；眼睛半睜半閉，眼圈和鼻子周圍泛紅，唇邊露出一個似有若無的笑容。
他講起話來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說得激動時，嘴角和鼻子周圍的皺紋會輕輕抖動起來。
我把包迪諾先生描繪得如此細緻人微，是為了說明他為什麼會給我們留下他像螞蟻的奇怪印象。
噢，不，一點不奇怪。
因為我們原先就認為螞蟻人應該是這種樣子，能在一千個人當中輕而易舉地被辨認出來。
他的雙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隻手拿着一個形狀像咖啡壺的器皿，另一隻手端着幾個陶土小碟。
他告訴我們說，他要放糖漿了。
他的口氣表明，他是一個慣于磨洋工、對一切都無所謂的職員。
他拖曳着嗓門，有氣無力地說出“糖漿”這個詞，這足以使我們明白，他是多麼不把我們看在眼裡，對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麼缺乏信心。
我發現，在這個人面前，我妻子倒給我做出了保持冷靜的榜樣。
她耐心地告訴他，哪些地方經常有螞蟻爬過。
他謹小慎微地來回做着那幾件事：把咖啡壺中的糖漿倒進小碟，把小碟放在該放的地方，當心别碰翻它們。
我沒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
我觀察着他的舉動，重新想起他給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螞蟻。
原因何在?我說不上來，可他确實很像螞蟻。
大概是由于他皮膚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個子矮小的緣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顫動，和螞蟻的不斷抖動足和觸角相似。
不過，螞蟻的另一個特點他卻不具備：它們不停地奔忙和操勞，而包迪諾先生卻笨手笨腳，慢慢吞吞。
現在他正舉着一把蘸滿糖漿的小刷子，在牆上，可笑地塗抹着。
我注視着他的動作，越來越感到厭惡。
忽而，我發現妻子不見了。
我用目光四處搜索了一遍，最後在庭院的一個角落裡看見了她。
雷吉瑙多和勃勞尼兩家的籬牆在那裡相連。
克勞迪娅女士和阿格勞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籬牆邊，指手畫腳地講個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們中間，她在洗耳恭聽。
我朝她們走去，反正包迪諾先生正在房後塗糖漿，那裡沒什麼重要東西，怎麼塗都可以，我不必看着。
我聽見勃勞尼太太在大聲發牢騷，她揮着胳膊說： “那家夥是來給螞蟻喂補藥的，哪是什麼毒藥！” 雷吉瑙多太太為她幫腔，但口氣沒有這麼激烈：“如果有一天螞蟻滅絕了，他們那些職員不就失業了嗎?所以，您能指望他們正在幹什麼呢，太太?！” “喂肥了螞蟻，這就是他們的工作成績!”阿格勞拉女士憤然下了結論。
兩位女鄰居的話都是對着我妻子說的。
她凝神聽着，表面上很平靜，但我從她那不停抽動的鼻孔和緊緊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這時内心滿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憤懑。
說實話，我也接近于相信，這兩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黃、搬弄是非。
“還有那些帶有蟻卵的糞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說，“您以為他們取走後真會燒掉嗎?根本不是!” 忽然響起了她丈夫的聲音：“克勞迪娅!克勞迪娅!”妻子說話過了火，顯然使他局促不安。
雷吉瑙多太太說了聲“對不起”，匆匆離開我們；她的道歉聲中包含着對随波逐流、膽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視。
從相反方向仿佛傳來了一陣冷笑聲，我回頭一看，發現勃勞尼上尉正在礫石小徑上調整他的那些滅蟻裝置的角度。
包迪諾先生剛倒上糖漿放在那裡的一個陶土小碟在他腳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腳，但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裡。
我想像不出她會怎樣發洩她對包迪諾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會勸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給她火上加油。
可是，我們掃視了屋裡屋外，卻沒發現這位螞蟻人的蹤迹。
嗯，我們進門時，似乎聽見庭院的栅門吱啞一聲關上了。
他大概剛走，不辭而别了。
他在屋裡塗下的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紅色糖漿發出一種難聞的甜膩味，和螞蟻的氣味雖然不同，但我覺得兩者有關系，雖然我說不出其所以然。
兒子在睡覺，我們認為這是抽空到毛羅太太家去串門的好機會。
我們應該去一趟，向她要儲藏室的鑰匙；另外，這也是禮節的需要。
但我們迫不及待地去拜訪她的真正動機卻是讓她聽聽我們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說明，就把這麼一個蟻害嚴重的住所租給了我們。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們想看看房東太太是怎麼對付螞蟻的。
毛羅太太的别墅帶有一個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園。
參天的棕榈樹枝葉紛披，扇狀樹葉已經發黃。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通向雄踞在山巅的别墅：這是一座有許多陽台和閣樓，屋頂安了一個雞形風标的建築物。
鏽迹斑斑的風标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艱難地轉動着；它的反應比棕榈樹葉要遲鈍得多：微風一吹，樹葉就瑟瑟作響，仿佛在低聲呻吟。
我和妻子沿着小路往上走，不時倚着路旁的護欄，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對我們來說還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個跟倉庫的内院相似的小花園，還有勃勞尼家那個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園。
隻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暫時忘記那些地方螞蟻成群；隻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假設那些地方沒有日夜不停地困擾着我們的蟻害；隻有在這時，離得遠遠的，我們才覺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樣美麗。
我們越往上走，心裡就越懊惱：我們竟會住在那種地方。
在那種庸俗、煩人的地方生活，整天隻得為解決一個又一個庸俗、煩人的問題而大傷腦筋。
毛羅太太年紀不輕了，人很瘦，個子挺高。
她在一間陽光照不到的屋子裡接待我們，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邊擺着一張小桌，桌上放着針線和文具。
她渾身着黑，隻有上衣的男式領于是白色的。
她的臉龐瘦削，撲了薄薄一層粉，頭發梳得整整齊齊。
她馬上就把鑰匙給了我們，這是她頭天就答應的。
她沒問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