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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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révolutiondanslaméthode
有一條公認的真理，宣稱孟德斯鸠是政治科學的奠基人。
奧古斯特·孔德這麼說，塗爾幹又這麼說，沒有誰認真質疑過這個判斷。
但我們可能需要後退一點，才能把他和他的前輩們區别開來，才能搞清楚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區别了開來。
因為柏拉圖早就斷言，政治是一門科學的對象，而且我們有他的《理想國》《政治家篇》和《法篇》為證。
一切古代思想所依賴的信念，并非一門政治的科學是可能的&mdash&mdash這是一種批判的信念&mdash&mdash而是隻管去從事這門科學就夠了。
現代人自己重新提出了這個論點，正如我們在博丹、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格勞秀斯那裡所看到的。
沒錯，我們不能接受古代人的說法，并非因為他們奢望對政治加以反思，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已經在從事一門關于政治的科學了。
因為他們關于科學所形成的觀念是來自他們的認識。
而由于這些認識，除了到歐幾裡得那裡才獲得統一的某些數學領域之外，都隻是一些直接的觀察，或者是他們投射在萬物之上的哲學，所以，這些認識和我們的科學觀念是毫不相幹的，它們沒有這方面的榜樣。
可現代人呢！博丹、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或斯賓諾莎，那些已經獲得了&mdash&mdash以數學和物理學作為成功表率的&mdash&mdash嚴格性的學科的同時代人，他們的心靈怎麼可能對我們已經繼承下來的那種科學認識的模型視而不見呢？ 事實上，從16世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個方面從一種聯合運動當中誕生和成長的過程：第一方面的數學物理學，以及第二方面&mdash&mdash人們即将稱之為道德或政治物理學&mdash&mdash的要求，後者希望達到像前者那樣的嚴格性。
因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dessciencesdel'homme）對立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最典型的形而上學家直接把這種政治的或曆史的科學&mdash&mdash它像是命運的意外事件與人類自由的決斷的結合&mdash&mdash打發給了上帝：萊布尼茨就是這樣。
但是人們交到上帝手中的東西，向來都是他們自己所不能掌握的&mdash&mdash而萊布尼茨直接托付給上帝的，卻是人類關于一門人文科學的觀念。
至于那些實證論者、道德家、法哲學家、政治家，甚至于斯賓諾莎，他們一刻也不曾懷疑可以把人類關系看成是物理關系。
霍布斯在數學和社會科學之間隻看到一點不同：前者使人團結，後者使人分裂。
但這僅僅是因為在前者那裡真理與人們的利益不相對立，而在後者那裡，每當理性與人唱反調時，人就與理性唱反調。
斯賓諾莎呢，他也希望人們怎樣看待自然物，就怎樣如出一轍地去看待人類關系。
我們不妨讀一讀《政治論》的開頭幾頁：斯賓諾莎指責那些純哲學家，他們就像亞裡士多德主義者對待自然那樣，把出自他們的概念或理想的想象物投射到政治當中去了，于是他提出用真正的曆史的科學來取代他們的夢想。
那麼，又怎麼能說是孟德斯鸠開辟了我們發現早在他之前就已完全被指明的道路呢？ 的确，雖然他好像是沿着這些已知的道路前進，卻也并沒有走向同樣的對象。
愛爾維修說孟德斯鸠具有蒙田的&ldquo氣質（tourd'esprit）&rdquo。
他具有同樣的好奇心，得以反思的是同樣的素材。
與蒙田及其所有的門徒&mdash&mdash那些從所有地點、所有時間搜尋例證和事實的采集者&mdash&mdash一樣，他得以反思的對象是曾經生活過的所有人的全部曆史。
而這個觀念并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的産物。
事實上，我們完全應該想到在15、16世紀的轉折點上震撼世界的雙重革命。
一場是其空間上的革命。
一場是其結構上的革命。
這是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是歐洲開始認識和開發東印度、西印度和非洲的大探索的時代。
當時的旅行家帶回了他們貨箱中的香料和黃金，以及他們記憶裡關于風俗制度的叙述，後者推翻了種種公認的真理。
不過聳人聽聞隻能激起好奇心上的些許波瀾，除非&mdash&mdash就在這些派出船隻去征服新陸地的國家的内部&mdash&mdash還有另外的事件撼動了那些信念的基礎。
内戰、被稱為教改的宗教革命、宗教戰争、國家傳統結構的轉變、庶民的上升、大人物的沒落&mdash&mdash這種種動蕩的回聲響徹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給聳人聽聞的海外奇談的素材平添了真實而意味深長的事實所具備的、富于感染力的莊嚴色彩。
以往不過是用于輯錄的題材、滿足博學者激情的異見奇聞，現在卻成了反映當今焦慮狀态的鏡子，成了這個危機世界的幻想的回聲。
這就是支配着16世紀以來思想的那種政治上的異國情調（exotismepolitique）的基礎（就連已知的曆史，希臘和羅馬，也都變成了這另一個世界，當今世界在那裡尋找着自身的形象）。
孟德斯鸠的對象正是如此。
他談到《論法的精神》時說：&ldquo這部著作的對象是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法、習慣法和各種習俗，可以說，它的課題無限廣闊，因為其中包括了人間所能采納的所有制度。
&rdquo[1]正是這個對象，使他區别于在他之前所有那些想要讓政治成為一門科學的作者。
因為在他之前的人從未有過這樣的膽量，想要反思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所有習俗和法。
博絮埃的曆史确實也想要成為普遍的：但它的全部普遍性就在于聲稱，《聖經》已經說出了一切，全部曆史都在那裡，就像橡樹在橡子裡。
至于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格勞秀斯那樣的理論家，與其說他們建立了一門科學，不如說他們提出了關于這門科學的觀念。
他們反思的不是具體事實的總體，而是某些事實（例如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對猶太人的國家及其意識形态的反思），或者是社會一般（lasociétéengénéral），例如霍布斯在《論公民》和《利維坦》中、斯賓諾莎本人在《政治論》中的反思。
他們沒有建立一種關于現實曆史的理論，而是建立了一種關于社會的本質論。
他們沒有解釋某個特定的社會，或者某個具體的曆史階段，更談不上社會和曆史的整體了。
他們分析社會的本質，為其提供一種理想的和抽象的模型。
我們可以說：從他們的科學到孟德斯鸠的科學，就像從笛卡爾式的思辨物理學到牛頓式的實驗物理學一樣遙遠。
一個是在一些簡單的本質或性質中，直
奧古斯特·孔德這麼說，塗爾幹又這麼說，沒有誰認真質疑過這個判斷。
但我們可能需要後退一點，才能把他和他的前輩們區别開來，才能搞清楚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區别了開來。
因為柏拉圖早就斷言，政治是一門科學的對象，而且我們有他的《理想國》《政治家篇》和《法篇》為證。
一切古代思想所依賴的信念，并非一門政治的科學是可能的&mdash&mdash這是一種批判的信念&mdash&mdash而是隻管去從事這門科學就夠了。
現代人自己重新提出了這個論點，正如我們在博丹、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格勞秀斯那裡所看到的。
沒錯，我們不能接受古代人的說法，并非因為他們奢望對政治加以反思，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已經在從事一門關于政治的科學了。
因為他們關于科學所形成的觀念是來自他們的認識。
而由于這些認識，除了到歐幾裡得那裡才獲得統一的某些數學領域之外，都隻是一些直接的觀察，或者是他們投射在萬物之上的哲學，所以，這些認識和我們的科學觀念是毫不相幹的，它們沒有這方面的榜樣。
可現代人呢！博丹、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或斯賓諾莎，那些已經獲得了&mdash&mdash以數學和物理學作為成功表率的&mdash&mdash嚴格性的學科的同時代人，他們的心靈怎麼可能對我們已經繼承下來的那種科學認識的模型視而不見呢？ 事實上，從16世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個方面從一種聯合運動當中誕生和成長的過程：第一方面的數學物理學，以及第二方面&mdash&mdash人們即将稱之為道德或政治物理學&mdash&mdash的要求，後者希望達到像前者那樣的嚴格性。
因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dessciencesdel'homme）對立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最典型的形而上學家直接把這種政治的或曆史的科學&mdash&mdash它像是命運的意外事件與人類自由的決斷的結合&mdash&mdash打發給了上帝：萊布尼茨就是這樣。
但是人們交到上帝手中的東西，向來都是他們自己所不能掌握的&mdash&mdash而萊布尼茨直接托付給上帝的，卻是人類關于一門人文科學的觀念。
至于那些實證論者、道德家、法哲學家、政治家，甚至于斯賓諾莎，他們一刻也不曾懷疑可以把人類關系看成是物理關系。
霍布斯在數學和社會科學之間隻看到一點不同：前者使人團結，後者使人分裂。
但這僅僅是因為在前者那裡真理與人們的利益不相對立，而在後者那裡，每當理性與人唱反調時，人就與理性唱反調。
斯賓諾莎呢，他也希望人們怎樣看待自然物，就怎樣如出一轍地去看待人類關系。
我們不妨讀一讀《政治論》的開頭幾頁：斯賓諾莎指責那些純哲學家，他們就像亞裡士多德主義者對待自然那樣，把出自他們的概念或理想的想象物投射到政治當中去了，于是他提出用真正的曆史的科學來取代他們的夢想。
那麼，又怎麼能說是孟德斯鸠開辟了我們發現早在他之前就已完全被指明的道路呢？ 的确，雖然他好像是沿着這些已知的道路前進，卻也并沒有走向同樣的對象。
愛爾維修說孟德斯鸠具有蒙田的&ldquo氣質（tourd'esprit）&rdquo。
他具有同樣的好奇心，得以反思的是同樣的素材。
與蒙田及其所有的門徒&mdash&mdash那些從所有地點、所有時間搜尋例證和事實的采集者&mdash&mdash一樣，他得以反思的對象是曾經生活過的所有人的全部曆史。
而這個觀念并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的産物。
事實上，我們完全應該想到在15、16世紀的轉折點上震撼世界的雙重革命。
一場是其空間上的革命。
一場是其結構上的革命。
這是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是歐洲開始認識和開發東印度、西印度和非洲的大探索的時代。
當時的旅行家帶回了他們貨箱中的香料和黃金，以及他們記憶裡關于風俗制度的叙述，後者推翻了種種公認的真理。
不過聳人聽聞隻能激起好奇心上的些許波瀾，除非&mdash&mdash就在這些派出船隻去征服新陸地的國家的内部&mdash&mdash還有另外的事件撼動了那些信念的基礎。
内戰、被稱為教改的宗教革命、宗教戰争、國家傳統結構的轉變、庶民的上升、大人物的沒落&mdash&mdash這種種動蕩的回聲響徹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給聳人聽聞的海外奇談的素材平添了真實而意味深長的事實所具備的、富于感染力的莊嚴色彩。
以往不過是用于輯錄的題材、滿足博學者激情的異見奇聞，現在卻成了反映當今焦慮狀态的鏡子，成了這個危機世界的幻想的回聲。
這就是支配着16世紀以來思想的那種政治上的異國情調（exotismepolitique）的基礎（就連已知的曆史，希臘和羅馬，也都變成了這另一個世界，當今世界在那裡尋找着自身的形象）。
孟德斯鸠的對象正是如此。
他談到《論法的精神》時說：&ldquo這部著作的對象是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法、習慣法和各種習俗，可以說，它的課題無限廣闊，因為其中包括了人間所能采納的所有制度。
&rdquo[1]正是這個對象，使他區别于在他之前所有那些想要讓政治成為一門科學的作者。
因為在他之前的人從未有過這樣的膽量，想要反思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所有習俗和法。
博絮埃的曆史确實也想要成為普遍的：但它的全部普遍性就在于聲稱，《聖經》已經說出了一切，全部曆史都在那裡，就像橡樹在橡子裡。
至于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格勞秀斯那樣的理論家，與其說他們建立了一門科學，不如說他們提出了關于這門科學的觀念。
他們反思的不是具體事實的總體，而是某些事實（例如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對猶太人的國家及其意識形态的反思），或者是社會一般（lasociétéengénéral），例如霍布斯在《論公民》和《利維坦》中、斯賓諾莎本人在《政治論》中的反思。
他們沒有建立一種關于現實曆史的理論，而是建立了一種關于社會的本質論。
他們沒有解釋某個特定的社會，或者某個具體的曆史階段，更談不上社會和曆史的整體了。
他們分析社會的本質，為其提供一種理想的和抽象的模型。
我們可以說：從他們的科學到孟德斯鸠的科學，就像從笛卡爾式的思辨物理學到牛頓式的實驗物理學一樣遙遠。
一個是在一些簡單的本質或性質中，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