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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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又曰：“山谷詩得未曾有”；又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
”翁覃溪《複初齋詩集·漁洋五七言詩鈔重訂本镌成賦寄葉花溪》十二首有雲(174)：“撥燈逆筆誠懸溯，昆體工夫熟後生(175)。
耆舊襄陽争識得，槎頭縮項有前盟”(176)；自注：“先生嘗言；少陵與襄陽不同調，而能賞識其詩。
先生于山谷、道園亦然(177)。
”覃溪手批《漁洋精華錄·叙州山谷先生舊遊都不及訪》詩評雲：“山谷詩境質實，漁洋則空中之味也。
然同時朱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宜其愛山谷。
然同時竹垞最不嗜山谷，而漁洋乃最嗜之，此其故何也。
”又雲：“漁洋先生與山谷絕不同調，而能知山谷之妙。
”皆可為餘說佐證。
然覃溪疑問，頗贅而無謂。
僅就皮相論之，山谷詩擅使事，以古語道今情，正合漁洋所謂“典”；宜其賞音，何不可解之有。
(106—107頁) 這兩則分别論析王士禛的詩和詩論。
就王士禛的詩來說，錢先生指出他善于掩飾自己天賦之不足，能以人工取勝，正如袁枚所喻，“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然稍放縱，不加檢點，便蓬頭垢面，風姿全無。
如他的《香奁詩》，寫濃香、圓月、斷腸、锺情，香豔至為俗氣，給人“狼藉闊眉”之感，比如這裡舉到“香到濃時嘗斷續”、“情到锺時骨自柔”這類詩句，幾乎不像出自王士禛手筆。
汪琬，士禛友，改官翰林時，别納小姬，王士禛為之戲作《花燭詞三首》雲：“花間靈鵲報新除，才子今年典石渠。
未必風流輸小宋，兩行紅燭照修書。
碧玉回身奈此宵，汝南雞喚夜迢迢。
從今倦聽蘭台鼓，莫更薰衣事早朝。
……”尤其不堪一讀。
在論詩方面，他亦善掩飾才力之薄，而言神韻妙悟，玄虛難解，佯作解會，故錢先生認為王士禛詩病在于誤解嚴羽詩論。
嚴羽論詩主張意在言外，弦外馀音，是要求詩在藝術上達到一種含蓄而具神韻的境界，而王士禛将意在言外，認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馀音，理解為弦上無音，将有話不說，理解成無話可說。
如照王士禛誤解了的要求作詩，隻能是真、淺、露三字，恰恰是犯了嚴羽的大忌。
陸蓥《問花樓詩話》載：趙執信嘗向王士禛請教聲調，王秘不相告，論詩又多異同，趙執信即作《談龍錄》相譏，雖有洩私怨之嫌，但他轉引吳喬的話說：“朱貪多，王愛好”是對的。
錢先生也有同感，認為王士禛确有如真龍而見首不見尾者，即有成功之作，然大半是像以牛尾插地，騙主人說牛已入土中，其實是空無所有。
施閏章稱王士禛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缥缈俱在天際”，猶如禅家所謂頓現，而自稱作詩猶如漸現。
這裡指出閏章此說是上了王士禛妙悟之說的當，以為他會頓悟，實則王士禛每于寫作前都早有準備，隻不過是以頓現的方式将作品示人。
缪荃孫也揭穿過王士禛文思并非敏捷的秘密。
更有甚者，昭梿記王士禛詩思非但不敏，而且遲鈍，康熙帝曾出題面試，他幾乎交白卷，因為他選詞用句必得有所依傍，否則不能下筆。
但是讀者毫不在意他是否有所因襲堆垛，惟愛其詩的清新淡雅，可見，王士禛作詩善于藏拙的本領有多大，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難得的天分。
他談藝注重“典、遠、諧、則”四字，在創作實踐中皆能付諸實現，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就王士禛的詩論而言，錢先生指出他論詩的特點是宗旨狹窄，涉及朝代卻廣。
“典、遠、諧、則”是他對詩的要求，具體說就是作詩須做到典雅、深遠、合諧、正宗，隻要達到此标準者，他對唐宋元明人皆不廢棄，但選輯《唐賢三昧集》時，雖标為正宗，卻又不收李杜元白，論詩也不滿王楊盧駱，這個矛盾說明：王士禛标舉的神韻，實無具體内容，易流于空泛，而他所好的“典、遠，諧、則”，要求過分，又易于掩卻真性靈。
因此，他自己作詩或論他人的詩作，都受到局限。
此外，錢先生又舉引王士禛論詩的詩例，認為他并沒有另眼相看宋元詩，他欣賞黃庭堅的“清新”和“孤詣”，認為曆來學杜者沒有趕上黃庭堅的，推崇歐陽修、梅堯臣、黃庭堅諸家的“才力學識”皆逾越百代；認為宋祁詩字字有來曆，用功頗深，即使明代的大家也有所不及；指出胡應麟雖看重宋人，卻未能深識蘇轼、黃庭堅。
翁方綱注意到王士禛詩有“空中之味”，與黃庭堅詩實不同調，然王士禛卻最喜歡黃庭堅的詩；朱彜尊以博學入詩，與黃庭堅詩實是同調，照理說他應喜歡黃庭堅的詩，而他又恰恰最不喜歡黃詩。
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翁方綱為此而疑惑不解。
錢先生認為這并不難解釋，僅就表面上看，黃庭堅詩雖擅長使事用典，但能“以古語道今情”，正合于王士祺主張作詩“典雅”的宗旨。
(一一)活法與死法 《艇齋詩話》載江西先輩談藝要旨(178)，謂呂東萊論詩“講活法”(179)。
《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亦引東萊作《夏均父集序》雲(180)：“學詩當識活法。
活法者，規矩備具，而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于規矩。
謝玄晖有言(181)：‘好詩如彈丸’，此真活法也。
”後村按謂：“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
近時學者誤認彈丸之喻，而趨于易；故放翁詩雲：‘彈丸之論方誤人。
’然則欲知紫薇詩者，觀此集序，則知彈丸之語，非主于易”雲雲。
按琢玉工乃陳克《九僧詩序》中語。
夫詩至于圓，如學道證圓通，非輕滑也。
趙章泉以東萊與涪翁并稱(182)，屢道圓活，如《淳熙稿》卷十七《與琛卿論詩》一絕曰：“活法端須自結融，可知琢刻見玲珑。
涪翁不作東萊死，安得斯文日再中。
”“琢刻見玲珑”五字，可以釋放翁之惑矣。
後村引放翁語，見《答鄭虞任》七古，曰：“區區圓美非絕倫，彈丸之說方誤人。
”放翁自作詩，正不免輕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詩家，仿作稱道最多者，偏為古質之梅宛陵。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謂(183)：“聖俞詩，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惟陸務觀重之。
此可為知者道也。
”餘按《劍南集》中詩，顯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學士》、《過林黃中食柑子》、《送蘇召叟入蜀》、《與同官縱談鬼神》、《哲上人以端硯遺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蚊》之類。
《雨夜懷唐安》之“螢依濕草同為旅”，則宛陵《依韻和子充夜雨》之“濕螢依草沒”也；《書齋壁》之“菱刺磨成芡實圓”，則宛陵《依韻和晏相公》之“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也。
《讀宛陵先生詩》雲：“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
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
玉磬謬謬非俗好，霜松郁郁有春溫。
向來不道無譏品，敢保諸人未及門。
”又《讀宛陵詩》曰：“李杜不複作，梅公真壯哉。
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
鍛煉無馀力，淵源有自來。
平生解牛手，馀刃獨恢恢。
”又《書宛陵集後》雲：“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
諸家義皆堕，此老話方行。
趙璧連城價，隋珠照眼明。
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
”《李虞部詩序》雲：“歌詩複古，梅宛陵獨擅其宗。
”《梅聖俞别集序》雲：“先生于詩，非待學而能，然學亦無出其右。
置字如大禹鑄鼎，煉句如後夔作樂，成篇如周公緻太平。
欲學不得，欲贊不能”雲雲。
唱歎備至，于他家蓋未有是。
如于少陵，不過悲其志事，作泛稱語，不詳論詩律也。
參觀《東屯高齋記》、《草堂拜少陵遺像》五古、《讀杜詩》七絕、《讀李杜詩》五律等作。
歐陽永叔作《聖俞墓志》曰(184)：“其初喜為清麗閑肆，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詩雲：“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濑。
”而放翁《示子通》則曰：“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
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弘大。
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濑”；全取歐公稱宛陵語以自道。
宛陵《和晏相公韻》曰：“因令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讀邵不疑詩卷》曰：“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
”《答蕭淵少府卷》曰：“大都精意與俗近，筆力驅駕能逶迤。
”放翁《題蕭彥毓詩卷》則雲：“詩卷雄豪易得名，爾來閑淡獨蕭卿”；《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則雲：“工夫深處卻平夷”；《夜坐示桑甥》雲：“好詩如靈丹，不雜膻葷腸。
大巧謝琱琢，至剛反摧藏”；《讀近人詩》雲：“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
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詩欲工、而工非詩之極”一節，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
《邵氏聞見後錄》謂(185)“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
按吳可《藏海詩話》引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雲：“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亦記東坡語雲(186)：“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
”邵氏蓋用蘇語。
《栾城遺言》載魯直盛稱聖俞詩事(187)，可參觀。
《匏廬詩話》卷上乃言(188)：“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豫章”；似僅本放翁詩，未考其源也。
放翁則屢用其語，《明日複理夢中作》曰：“詩到無人愛處工”；《山房》曰：“詩到令人不愛時”；《朝饑示子書》曰：“俗人猶愛未為詩。
”按此意即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所謂：“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之正面。
其于宛陵之步趨塐畫，無微不至，庶幾知異量之美者矣。
抑自病其詩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為對症之藥耶。
全謝山《鲒琦亭集》外編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言東坡作詩為李杜别子(189)，而論詩乃緻不滿于李杜，言行一若不符。
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聖俞别集序》曰(190)：“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
”東坡和陶，世所熟知，東坡竺好宛陵，則未之他聞。
然二家沖和質淡，與東坡詩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師，而謝山之說又得旁證矣。
宛陵《依韻和晏相公》所雲：“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即是彈丸之說。
嚴滄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論“詩法”，一則曰“造語須圓”，再則曰“須參活句”，與“江西派圖”作者呂東萊之說無以異。
放翁《贈應秀才》詩亦謂：“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
”故知圓活也者，詩家靳向之公(191)，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
(115—117頁) 古今中外談藝者論詩，均以“流轉圓美”為佳，正像謝朓所說“好詩如彈丸”，這不單是聲律上的最高境界，還包括情思的曲折，吐辭的婉轉，風格的柔美。
呂本中論詩“講活法”，是指作詩既要按照詩體的規矩，又不受規矩的限制，能有出奇的變化，而又不違反規矩，他以為“如彈丸”正是真活法。
劉克莊以謝朓的詩為例，認為他像雕玉工一樣，經過窮工雕琢，而後達到“流轉圓美”的境界，并非易事。
陸遊以為“彈丸之論方誤人”實在是一種誤會。
這裡指出：詩的圓活不是輕滑，而是趙蕃所說的“琢刻見玲珑”，是要經過一番錘煉的功夫方能達到。
陸遊作詩，正有輕滑之病，他好仿作别人的詩，而其中以仿古樸質實的梅堯臣詩為最多。
陳振孫說，梅詩為當代人所喜歡的較少，惟獨陸遊喜歡仿作。
這一則中舉引了若幹陸遊顯仿梅詩的例子，甚至有的詩句僅是稍加變換，如将梅詩“濕螢依草沒”仿為“螢依濕草同為旅”等。
陸遊仿梅詩，确實覺得梅詩好，在《讀宛陵先生詩》中稱梅詩“源流正”、“氣象尊”、“詩律擅雄渾”；《讀宛陵詩》中将梅詩與李杜詩相比，稱梅為“解牛手”，于詩“鍛煉無馀力，淵源有自來”；《書宛陵集後》更将梅集比作價值連城的趙璧、隋珠，隻要“粗窺梗概”，便“足慰平生”；他認為梅詩不是學而能，有人即便學，也無法超過他，因為梅詩對每個字的選用安排“如大禹鑄鼎”穩重紮實，對每句詩的錘煉“如後夔作樂”巧于變化，對整篇詩的布局“如周公緻太平”周密妥切，想學都學不到手。
而陸遊對杜詩的評價，多是一般性的泛泛稱贊，沒有具體評論，惟獨對梅詩細細咀嚼，贊歎不已。
歐陽修曾初喜梅詩之清麗與怪巧，陸遊也附合此說。
梅堯臣認為自己“苦詞未圓熟”(《依韻和晏相公》)，崇尚平淡的詩風，認為古今之詩作，平淡亦是難于達到的境界。
陸遊推崇梅詩，認為他的平淡之意正在于脫俗，不湊熱鬧，不雜羶葷，不尚雕琢，不造奇險，也正是邵博所謂“堯臣詩到人不愛處”。
蘇轼更以詩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
所謂“衆人不愛”，就是沈濤說的“俗人不愛”，陸遊在詩中屢用此語，如“詩到無人愛處工”，好詩絕不迎合一般人的口味。
錢先生在這一則裡提出的這個問題，可用宋玉《對楚王問》來說明，即“其曲弦高，其和弦寡”。
曲調有高的，一般人聽不懂，要有能欣賞高曲調的人才能聽得懂。
梅堯臣的詩追求平淡，不易為人們所欣賞，陸遊的詩流易工秀，與梅詩的深心淡貌不同，但陸遊卻能賞識，這很難得。
他要用梅詩的深心淡貌，補救他的不足，故竭力推重梅詩。
韓愈也有類似的創作體驗：每每自己滿意的作品，人說不好；自己不滿意且不敢出示于人的作品，反而人皆說好，總是小慚小好，大慚大好。
對此，韓愈悟到了作文的道理，要“棄俗尚”，“從于寞寂之道”，切忌“争名于時”。
此意真可謂寄托深妙的遠見卓識。
法國詩人貝萊說他喜歡的都是惹人讨厭的那種東西，英國詩人查普曼也不以沒有人喜歡他的詩而感到不滿足，都是悟到了作文的道理，不去争名于一時。
總之，無論是梅堯臣追求的平淡，蘇轼所謂“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還是韓愈總結的可貴經驗，都未離“彈丸”之說。
嚴羽論詩法強調“造語須圓”，“須參活句”，與他反對的江西詩派的呂本中“講活法”是一緻的。
可見，藝術上的圓活是各種藝術流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談藝錄補遺》還講到作詩有貴活句，賤死句的問題，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如對蘇轼《惠崇春江曉景》：“春江水暖鴨先知”句的理解，清人毛奇齡在《西河詩話》中提出：“鵝也先知”，便是死在句下。
作詩切題而無寄托是為“死句”，讀詩過泥亦為死參，所以說讀詩也有圓熟的問題，不能過于拘泥于字面的闡釋。
(一二)活路與死門 《滄浪詩話》曰：“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終非古人之詩。
”陸仲昭《詩鏡》曰(192)：“古人佳處，不在言語間。
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
詩不患無材，而患材之揚；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不患無言，而患言之盡；不患無景，而患景之煩。
”王漁洋《居易錄》論《唐賢三昧集》引洞山雲(193)：“語中無語，名為活句”(194)，又達觀雲：“才涉唇吻，便落意思。
并是死門(195)，故非活路。
”(274—275頁) 嚴羽《滄浪詩話》上的這段話是有針對性的，他不滿意宋人多發議論、愛用典故的通病，所以才說這番話。
他是把“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作為詩之患提出來的，很有意義。
他反對作詩過分追求造句新奇、議論說教、賣弄學問，這不但是對詩歌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對形式的要求。
明陸時雍提出好詩必忌“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也就是在氣勢、立意和聲色上主張不要過分，适可而止。
他另在《詩鏡總論》裡譏笑晉人的華言巧語，“專尋好意，不理聲格”，可見，他比較注重詩的韻味和聲調，不十分注重立意和情思要有多深。
他所謂的詩之患也是從這個角度着眼，在材、情、言、景方面，主張不可太露、太濫、太盡、太亂，強調留有馀地者為佳。
這個看法是正确的。
王士禛編選《唐賢三昧集》的原則是“神韻”和“妙悟”，特别重視神韻與聲調的結合，不求立意和情思的深切，很看重全詩的韻味。
他引悟本大師和達觀的話，是用禅說詩，強調的是欲言又止的含蓄風格，如果是“語中有語”，便是死句，當是指詩要含蓄不露說的，言外之意要各人自己去體會。
(一三)詩中理語 子才所稱“詩中理語”，皆屬人事中箴規。
賀黃公《載酒園詩話》卷一以駁嚴滄浪“詩有别趣非關理”開宗明義(196)，曰：“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行》、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詩》(197)，真是六經鼓吹。
”是亦隻以“理”作道德解會。
黃白山《載酒園詩評》卷上駁之曰(198)：“滄浪理字原說得輕泛，隻當作實事二字看，後人誤将此字太煞認真，全失滄浪本意”；卷下論陸魯望《自遣》七絕又曰(199)：“此滄浪所謂無理而有趣者，理字隻如此看，非以鼓吹經史、裨補風化為理也。
”其駁黃公解“理”字太隘，是也。
然于“滄浪本意”未知得否。
滄浪以“别才非書”、“别趣非理”雙提并舉，而下文申說“以文字為詩，才學為詩”，“多務使事，必有來曆出處”，皆“書”邊事，惟“以議論為詩”稍著“理”字邊際。
所數詩流之“江西宗派”(200)，亦隻堪示以“書”為作詩之例。
南宋詩人篇什往往“以詩為道學”，道學家則好以“語錄講義押韻”成詩(參觀第87頁補訂二)；堯夫《擊壤》(201)，蔚成風會。
真西山《文章正宗》尤欲規範詞章(202)，歸諸義理。
竊疑滄浪所謂“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學之“性理”；曰“非書”，砭“江西詩病”也，曰“非理”，針砭《濂洛風雅》也(203)，皆時弊也。
于“理”語焉而不詳明者，懾于顯學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朱子《答陳膚仲》書中語)。
方虛谷尊崇江西派詩(204)，亦必借道學自重；嚴滄浪厭薄道學家詩，卻隻道江西不是。
二事彼此烘襯。
餘姑妄揣之，非敢如滄浪之“斷千百年公案”也。
(544—545頁) 這一則舉引袁枚的看法已很明确，即“‘詩中理語’，皆屬人事中箴規”，也就是袁枚認為“理”就是人事中的規誡。
賀裳認為“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并舉元結、孟郊、韓愈、李紳屬于教化類的詩，意在說明“理”不能廢，也就是賀裳以“理”作道德解。
黃山不同意袁枚和賀裳的看法，他認為嚴羽《滄浪詩話》所謂“詩有别趣非關理”，不是很強調理，并舉陸龜蒙的《自譴》七律三十首為例，這三十首詩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連貫，亦不如題目所雲非“自譴”不可，而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如“五年重别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
更感卞峰顔色好，曉雲才散便當門。
”“多情多感自難忘，隻有風流共古長。
座上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他認為這類詩是屬于“無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得“鼓吹經史”，以教化為理，這是對賀裳“六經鼓吹”對“理”解釋過于狹隘的批駁，駁得有理，但不知是否合于嚴羽本意。
嚴羽的原話是：“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
”(《滄浪詩話·詩辨》)強調的是“别材”“别趣”，是詩的藝術，而不是不要“書”、不要“理”，是在說明詩不同于文。
若聯系到他申明這個主張的話看，便很清楚他是針對什麼，他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顯然，他提出“别材”“别趣”是針對宋詩的這些缺陷而說的，宋詩“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宋詩選注序》)，所以嚴羽提出“非關書”、“非關理”，主張詩“吟詠情性”、“惟在興趣”、“言有盡而意無窮”，不必追究所作是否“務使事”，用字是否“有來曆”，押韻是否“有出處”。
而這些缺陷在江西詩派中便很典型。
南宋詩人又以道學入詩，将詩變成了押韻的公文或“語錄講義”，真德秀更進一步提出詞章的規範必有義理。
所以，這裡認為：嚴羽的所謂“理”，正是“指南宋道學的‘性理’”；所謂“書”，正是指江西詩病。
這樣分開來看是由錢先生提出來，是符合實際的正确看法。
(一四)評袁枚詩論 (1) (袁枚)《随園詩話》卷八言：“滄浪借禅喻詩，不過詩中一格。
宜作近體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韻。
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即以禅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為多，豈作小神通哉。
”《補遺》卷三引梅沖《詩佛歌》仿此。
《補遺》卷一言：“阮亭好以禅悟比詩，餘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
不知爾時，禅在何處，佛在何方。
”按前之說淺嘗妄測，後之說強詞奪理。
天魔之舞、天花之墜，亦須悟後方證此境。
已得根本清淨靜慮，為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于意，了知于法，修輕舉、柔軟、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時有分，發生修果五神通等。
此聖神通也，非聖神通，猶如幻化，惟可觀見，不堪實用。
參觀《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205)。
《五燈會元》卷三龐居士偈曰(206)：“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
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
”蓋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别，皆随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萬行莊嚴，如大摩尼珠具十種性，若純取事相變幻，認為神通，有違真趣，能障般若。
參觀《宗鏡錄》卷十五(207)。
以“天花天魔”取詩，則元相之稱杜詩“鋪張排比”。
正遺山《論詩絕句》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争奈微之識珷玞”者也(208)。
子才識趣，無乃類是。
滄浪才力甚短，自有側重近體之病；故《詩法》篇謂(209)：“律難于古，絕難于律。
”《詩辨》篇論詩九品，其五曰“長”，亦未必指篇幅之長而言；然長篇不盡神韻，非不須神韻，是則所謂“難”者，篇幅愈短，愈無回旋補救馀地，不容毫厘失耳。
按蔣心馀好友張瘦銅商言《竹葉廠文集》卷九《題王阮亭禅悅圖》第一首略雲(210)：“嚴滄浪論詩，本色本妙悟。
大約可小篇，吞吐含情素。
”第二首略雲：“陶公千載人，吟成菽粟味。
菽粟非禅悅，飽便充腸胃。
唐賢諷谕尚，冗長詞則費。
老杜生天寶，一飯作歔欷。
此豈悟所為，可以判品彙。
”亦即随園駁滄浪之旨。
(198—199頁) (随園）《詩話》卷四複雲：“白雲禅師偈雲：‘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
’雪窦禅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二偈雖禅語，頗合作詩之旨。
”參觀卷二：“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雲雲。
與“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舍筏登岸”等宗門比案無以異，分明以禅說詩，何獨于滄浪、漁洋有非難哉。
子才不好釋氏，或未讀其書，苟曾一檢《傳燈》兩錄(211)，必多所印可。
譬如陶篁村“磨磚作針”語即本《傳燈錄》卷五懷讓禅師“磨磚豈得作鏡，坐禅豈得成佛”之說(212)；白雲之偈即本《傳燈錄》卷九神贊禅師一日見其師在窗下看經(213)，蜂子觸窗紙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得”；雪窦之偈即本《傳燈錄》卷十七道膺禅師曰(214)：“如好獵狗，隻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
”子才不知禅，故不知禅即非禅，殊歸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實契合于禅耳。
餘曩讀《世說新語·文學》篇雲(215)：“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複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幾，曰：‘至不。
’客曰：‘至。
’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又雲：“殷荊州與遠公論《易》，遠公笑而不答”(216)；又雲：“支道林造《即色論》(217)，示王坦之(218)，坦之都無言。
支曰：‘默而識之乎。
’王曰：‘既無文殊(219)，誰能見賞。
’”竊怪舉麈無言，機鋒應接，乃唐以後禅宗伎倆，是時達摩尚未東來(220)，何得有是。
後見宋劉辰翁批本《世說》，評樂令舉麈條雲：“此時諸道人卻未知此。
此我輩禅也，在達摩前。
”參觀《文海披沙》卷一論“旨”字當作“指”，《郁岡齋筆麈》卷一駁禅機之說(221)。
歎為妙解。
未有禅宗，已有禅機，道人如支郎，即不能當下承當，而有待于拟議。
《世說·言語》篇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222)，“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北窗炙》卷下載周正夫雲(223)：“淵明詩雲：‘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時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會禅”雲雲。
子才诘“禅在何處”，誠所見之不廣矣。
(201—202頁) 故(《随園詩話》）卷十四雲：“嚴冬友常誦厲太鴻《感舊》雲(224)：‘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
餘曰：此有所本也。
歐陽詹《懷妓》雲(225)：‘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
”按詹此詩，題為《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驅馬覺漸遠，回頭長路塵。
高城已不見，況複城中人。
”明是綿綿思遠道，恨空間之阻隔，與太鴻之撫今追往，怅時光之消逝，大不相侔。
東坡《法惠寺橫翠閣》雲：“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苟曰太鴻《湖樓題壁》末二語“有所本”，當舉坡詩也。
(213—214頁) 蓋子才立說，每為取快一時，破心奪膽，矯枉過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謂安。
譬如卷四謂(226)：“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賤薄。
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
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鲛绡貴薄。
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
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
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227)雲雲。
《淮南子·齊俗訓》早曰(228)：“玉璞不厭厚，角不厭薄”(229)，子才口角玲珑，進而就“一物”發策。
然詩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
如子才所舉“名家”，飛卿自下義山一等；子才亦嘗自言：“少陵長于言情，太白不能”；卷六。
論望溪阮亭(230)，謂“一代正宗，才力自薄”；卷二。
論荊公又曰：“詩貴溫柔。
”卷六。
可見貴厚賤薄，渠心亦正同斯理。
即就所譬而言，安見詩之非狐貉耶。
刀之有背有鋒者，固勝于有鋒而無背者也。
賈誼《新書·連語》記陶朱公論璧“側厚則價倍”(231)，因曰：“牆薄咫亟壞，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232)。
夫薄而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雲雲。
詩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須賈生所謂“曠日持久”耳。
(218—219頁) 這裡四則是講袁枚論詩特點，多是袁氏自己并不标榜，他人也少有論及的。
一、袁枚認為嚴羽借禅喻詩，“不必首首如是”，“宜作近體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韻”，若作古體長篇，則如“天魔獻舞，花雨彌空”，大有使人眼花撩亂之歎，似乎用不到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小神通，因此，袁氏主張“相題行事，能放能收”，似乎寫長篇無須有悟。
他反對王士禛以禅悟論詩，并以禅未入中國之前即有毛詩三百篇的事實駁難王士禛。
錢先生指出袁枚對嚴羽以禅喻詩是“淺嘗妄測”，因為無論天魔舞，還是花雨堕，都須悟後才能造得此境。
嚴羽認為“禅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在“悟”這一點上，詩禅相通，詩人覓句，猶如釋子參禅，故用作比喻，意在便于說明作詩須有“别才”，也就是詩亦非悟不能，悟後入門，無論寫長篇或短章，都是根據詩的内容和詩人各自才情的不同而決定的。
嚴羽才短，故偏重近體，如《滄浪詩話·詩法》謂“律詩難于古詩；絕句難于八句；七言律難于五言律；五言絕難于七言絕”。
其所謂難，是因篇幅愈短，愈無回旋馀地，如五絕，除去首尾，僅有十字，确實不易把握。
然嚴羽并非認為長篇無須悟入，也并非認為長篇無須神韻。
至于禅未入中國之前即有三百篇之說，更暴露出袁枚确實末懂嚴羽以禅悟“喻”詩僅在于言其相同點，均須有悟而後入，并非是說禅等于詩，故這裡指為強詞奪理。
二、袁枚不好禅說，反對王士禛以禅悟論詩，然《随園詩話》引白雲禅師與雪窦禅師之偈，明明是禅悟，而袁枚又認為“頗合作詩之旨”；《詩話》卷二所謂“後來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亦分明是以禅說詩；《詩話》卷四引陶元藻謂作詩須天分，猶磨鐵可成針，磨磚不可成針，所以說是别才，不是由學習而成。
他的磨鐵磨磚之喻，即懷讓禅師的禅語。
袁枚聲稱自己反對以禅語比詩，而又恰恰陷入禅喻之中，為什麼呢？錢先生指出袁枚既不知何者為禅，也不知禅即非禅，說法雖然不同，而道理隻有一個，所以也不知非禅實際上正合乎禅，并舉引《世說新語》中對此早有過的議論，說明未有禅宗之前，早已有禅機，比如陶潛《飲酒》之五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句，是寫在菩薩達摩未入中國之前，詩中即已充滿了禅理、禅趣，詩人以“鳥倦飛而知還”，自比倦于做官而歸隐，即景有悟，與禅宗的即景物有所啟悟是一緻的。
三、袁枚在《詩話》卷四載歐陽修譏元稹自注《桐柏觀碑》，并說詩有待于注便非佳詩，這與他主性靈說有關。
嚴長明吟厲鹗《湖樓題壁》詩：“水落山寒處，盈盈記踏青。
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謂情深可矣，而袁氏尋出處，産生錯誤，錢先生已指出。
據《唐詩紀事》卷三十五雲：歐陽詹遊太原時愛上一妓，分别後，賦詩以寄所思，詩中還有“萬裡東北晉，千裡西南秦。
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句，寫他們千裡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門，一在返福建故鄉的路上，顯然是“恨空間的阻隔”，與厲鹗“朱欄已朽”，追憶往昔的“倚欄人”，完全不同。
錢先生指出蘇轼的“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正是厲詩之意所本，可見袁氏對厲詩的理解有誤。
四、袁枚談藝立說，往往圖一時之快，未加周密考慮，因此常出現前後所說矛盾之處，時有可商。
這裡舉引《詩話》卷四中的例子，袁氏從一般意義上的貴厚賤薄，講到詩的厚薄，認為厚者未必貴，薄者未必賤，而宜厚宜薄，以妙為主，并舉例說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溫庭筠似薄，“俱為名家”，似乎詩的厚薄不成其為評價原則，亦無貴賤之别、高下之分。
其實不然。
這裡指出：以厚薄作為評價貴賤标準的，最早見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貴，角矯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異。
錢先生說：“詩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
”又以袁枚所舉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論詩的厚薄還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詩話》卷六雲：“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
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
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
”所言似有李遜于杜、蘇轼遜于歐陽修之意。
同卷引王文治語：“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其“薄”有“輕”意。
卷二雲：“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
”此“薄”便有“下”的含義。
卷六論王安石又雲：“詩貴溫柔”，顯然此“貴”有“重”意。
所以說袁枚也是貴厚賤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
這裡錢先生還舉引賈誼《新書》記範蠡論璧的一段話十分精彩透辟，證明薄牆、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曠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詩乃是有聲韻可吟詠的藝術作品，正需要“曠日持久”，才能流傳百世。
(2) (袁枚)《随園詩話》記汪東山事(233)，疑亦本之《國朝詩别裁》(234)，正如其論馬相如詩也(235)。
《别裁》卷一汪繹條注：“殿撰于胪唱日，馬上得句‘歸計’雲雲。
癸未假歸，未十年卒，知詩谶之早成矣！”随園進而以無意之“詩谶”為“不壽”之“自知”也(236)。
《随園詩話》卷十四：“唐荊川雲(237)：‘詩文帶富貴氣，便不佳。
’餘謂不然。
”因舉金德瑛桧門《郊西柳枝》為例(238)：“長是至尊臨幸地，世間離别不曾知。
”按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一亦稱桧門此絕(239)，謂其似義山《詠柳》：“後庭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
”按詠柳用斯意者，唐以來數見不鮮。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柳含煙》第二首(240)：“河橋柳，占芳春。
映水含煙拂路，幾回攀折贈，暗傷神。
樂府吹為橫笛曲，能離腸斷續(241)。
不如移植在金門，近天恩”(242)；第三首：“章台柳，近垂旒(243)。
低拂往來冠蓋，朦胧春色滿皇州，瑞煙浮。
直與路邊江畔别，免教離人攀折。
最憐京兆畫蛾眉，纖葉時。
”宋李質《艮嶽百詠·柳岸》(244)：“牽風拂水弄輕柔，三月花飛滿禦溝。
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長得系龍舟”(《宋詩紀事》卷四)。
“離别”、“攀折”見于言外。
清人如嚴荪友《秋水集》卷五《萬柳堂竹枝詞》之二(245)：“問訊平泉金柳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别離(246)；厲太鴻《樊榭山房集》卷七《西湖柳枝詞》之六(247)：“路旁煙态罥朱樓，長送行人千裡遊。
願作湧金門外柳，生來渾不識離愁”；梁山舟《頻羅庵遺集》卷一《玉河柳枝詞》之六(248)：“争向東風拜舞頻，六龍此日度龍津。
生來不解銷魂事，隻送銮輿不送人(249)。
”皆亦早向義山夜半傳衣，或與平珪夢中神遇矣(250)。
然宋之問首拈此意以賦蓮花，《全唐文》卷二十四載其《秋蓮賦》，有雲：“禦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菡萏。
謬履扃闼，自春徂秋。
見其生，視其長，睹其盛，惜其衰。
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
向若生于潇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采撷都盡。
”移以詠柳，可牽合攀枝贈别一事，遂饒情緻矣。
(《錢锺書研究》25—26頁)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曾指出：袁枚“評近人詩，多憑耳食，一斑片羽，未識厥全”。
這一則寫袁枚記汪繹事(見《詩話》卷十四)，說汪“精星學”，曾為桐城吳貢生女算命，也為自己何時中狀元算命，皆對應雲雲，因其馬上得句有“歸計未謀千畝竹，浮生隻辦十年官”而将“歸計”改為“生計”，遂說汪氏“自知不壽”，其實此句未有此意，隻不過是淡于宦情的表白，同卷記馬樸臣有《漁父詩》雲：“自把長竿後，生涯即水涯。
尺鱗堪易酒，一葉便為家。
曬網炊煙起，停舟月影斜。
不争魚得失，隻愛傍桃花。
”是一首實實在
”翁覃溪《複初齋詩集·漁洋五七言詩鈔重訂本镌成賦寄葉花溪》十二首有雲(174)：“撥燈逆筆誠懸溯，昆體工夫熟後生(175)。
耆舊襄陽争識得，槎頭縮項有前盟”(176)；自注：“先生嘗言；少陵與襄陽不同調，而能賞識其詩。
先生于山谷、道園亦然(177)。
”覃溪手批《漁洋精華錄·叙州山谷先生舊遊都不及訪》詩評雲：“山谷詩境質實，漁洋則空中之味也。
然同時朱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宜其愛山谷。
然同時竹垞最不嗜山谷，而漁洋乃最嗜之，此其故何也。
”又雲：“漁洋先生與山谷絕不同調，而能知山谷之妙。
”皆可為餘說佐證。
然覃溪疑問，頗贅而無謂。
僅就皮相論之，山谷詩擅使事，以古語道今情，正合漁洋所謂“典”；宜其賞音，何不可解之有。
(106—107頁) 這兩則分别論析王士禛的詩和詩論。
就王士禛的詩來說，錢先生指出他善于掩飾自己天賦之不足，能以人工取勝，正如袁枚所喻，“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然稍放縱，不加檢點，便蓬頭垢面，風姿全無。
如他的《香奁詩》，寫濃香、圓月、斷腸、锺情，香豔至為俗氣，給人“狼藉闊眉”之感，比如這裡舉到“香到濃時嘗斷續”、“情到锺時骨自柔”這類詩句，幾乎不像出自王士禛手筆。
汪琬，士禛友，改官翰林時，别納小姬，王士禛為之戲作《花燭詞三首》雲：“花間靈鵲報新除，才子今年典石渠。
未必風流輸小宋，兩行紅燭照修書。
碧玉回身奈此宵，汝南雞喚夜迢迢。
從今倦聽蘭台鼓，莫更薰衣事早朝。
……”尤其不堪一讀。
在論詩方面，他亦善掩飾才力之薄，而言神韻妙悟，玄虛難解，佯作解會，故錢先生認為王士禛詩病在于誤解嚴羽詩論。
嚴羽論詩主張意在言外，弦外馀音，是要求詩在藝術上達到一種含蓄而具神韻的境界，而王士禛将意在言外，認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馀音，理解為弦上無音，将有話不說，理解成無話可說。
如照王士禛誤解了的要求作詩，隻能是真、淺、露三字，恰恰是犯了嚴羽的大忌。
陸蓥《問花樓詩話》載：趙執信嘗向王士禛請教聲調，王秘不相告，論詩又多異同，趙執信即作《談龍錄》相譏，雖有洩私怨之嫌，但他轉引吳喬的話說：“朱貪多，王愛好”是對的。
錢先生也有同感，認為王士禛确有如真龍而見首不見尾者，即有成功之作，然大半是像以牛尾插地，騙主人說牛已入土中，其實是空無所有。
施閏章稱王士禛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缥缈俱在天際”，猶如禅家所謂頓現，而自稱作詩猶如漸現。
這裡指出閏章此說是上了王士禛妙悟之說的當，以為他會頓悟，實則王士禛每于寫作前都早有準備，隻不過是以頓現的方式将作品示人。
缪荃孫也揭穿過王士禛文思并非敏捷的秘密。
更有甚者，昭梿記王士禛詩思非但不敏，而且遲鈍，康熙帝曾出題面試，他幾乎交白卷，因為他選詞用句必得有所依傍，否則不能下筆。
但是讀者毫不在意他是否有所因襲堆垛，惟愛其詩的清新淡雅，可見，王士禛作詩善于藏拙的本領有多大，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難得的天分。
他談藝注重“典、遠、諧、則”四字，在創作實踐中皆能付諸實現，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就王士禛的詩論而言，錢先生指出他論詩的特點是宗旨狹窄，涉及朝代卻廣。
“典、遠、諧、則”是他對詩的要求，具體說就是作詩須做到典雅、深遠、合諧、正宗，隻要達到此标準者，他對唐宋元明人皆不廢棄，但選輯《唐賢三昧集》時，雖标為正宗，卻又不收李杜元白，論詩也不滿王楊盧駱，這個矛盾說明：王士禛标舉的神韻，實無具體内容，易流于空泛，而他所好的“典、遠，諧、則”，要求過分，又易于掩卻真性靈。
因此，他自己作詩或論他人的詩作，都受到局限。
此外，錢先生又舉引王士禛論詩的詩例，認為他并沒有另眼相看宋元詩，他欣賞黃庭堅的“清新”和“孤詣”，認為曆來學杜者沒有趕上黃庭堅的，推崇歐陽修、梅堯臣、黃庭堅諸家的“才力學識”皆逾越百代；認為宋祁詩字字有來曆，用功頗深，即使明代的大家也有所不及；指出胡應麟雖看重宋人，卻未能深識蘇轼、黃庭堅。
翁方綱注意到王士禛詩有“空中之味”，與黃庭堅詩實不同調，然王士禛卻最喜歡黃庭堅的詩；朱彜尊以博學入詩，與黃庭堅詩實是同調，照理說他應喜歡黃庭堅的詩，而他又恰恰最不喜歡黃詩。
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翁方綱為此而疑惑不解。
錢先生認為這并不難解釋，僅就表面上看，黃庭堅詩雖擅長使事用典，但能“以古語道今情”，正合于王士祺主張作詩“典雅”的宗旨。
(一一)活法與死法 《艇齋詩話》載江西先輩談藝要旨(178)，謂呂東萊論詩“講活法”(179)。
《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亦引東萊作《夏均父集序》雲(180)：“學詩當識活法。
活法者，規矩備具，而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于規矩。
謝玄晖有言(181)：‘好詩如彈丸’，此真活法也。
”後村按謂：“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
近時學者誤認彈丸之喻，而趨于易；故放翁詩雲：‘彈丸之論方誤人。
’然則欲知紫薇詩者，觀此集序，則知彈丸之語，非主于易”雲雲。
按琢玉工乃陳克《九僧詩序》中語。
夫詩至于圓，如學道證圓通，非輕滑也。
趙章泉以東萊與涪翁并稱(182)，屢道圓活，如《淳熙稿》卷十七《與琛卿論詩》一絕曰：“活法端須自結融，可知琢刻見玲珑。
涪翁不作東萊死，安得斯文日再中。
”“琢刻見玲珑”五字，可以釋放翁之惑矣。
後村引放翁語，見《答鄭虞任》七古，曰：“區區圓美非絕倫，彈丸之說方誤人。
”放翁自作詩，正不免輕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詩家，仿作稱道最多者，偏為古質之梅宛陵。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謂(183)：“聖俞詩，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惟陸務觀重之。
此可為知者道也。
”餘按《劍南集》中詩，顯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學士》、《過林黃中食柑子》、《送蘇召叟入蜀》、《與同官縱談鬼神》、《哲上人以端硯遺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蚊》之類。
《雨夜懷唐安》之“螢依濕草同為旅”，則宛陵《依韻和子充夜雨》之“濕螢依草沒”也；《書齋壁》之“菱刺磨成芡實圓”，則宛陵《依韻和晏相公》之“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也。
《讀宛陵先生詩》雲：“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
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
玉磬謬謬非俗好，霜松郁郁有春溫。
向來不道無譏品，敢保諸人未及門。
”又《讀宛陵詩》曰：“李杜不複作，梅公真壯哉。
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
鍛煉無馀力，淵源有自來。
平生解牛手，馀刃獨恢恢。
”又《書宛陵集後》雲：“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
諸家義皆堕，此老話方行。
趙璧連城價，隋珠照眼明。
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
”《李虞部詩序》雲：“歌詩複古，梅宛陵獨擅其宗。
”《梅聖俞别集序》雲：“先生于詩，非待學而能，然學亦無出其右。
置字如大禹鑄鼎，煉句如後夔作樂，成篇如周公緻太平。
欲學不得，欲贊不能”雲雲。
唱歎備至，于他家蓋未有是。
如于少陵，不過悲其志事，作泛稱語，不詳論詩律也。
參觀《東屯高齋記》、《草堂拜少陵遺像》五古、《讀杜詩》七絕、《讀李杜詩》五律等作。
歐陽永叔作《聖俞墓志》曰(184)：“其初喜為清麗閑肆，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詩雲：“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濑。
”而放翁《示子通》則曰：“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
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弘大。
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濑”；全取歐公稱宛陵語以自道。
宛陵《和晏相公韻》曰：“因令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讀邵不疑詩卷》曰：“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
”《答蕭淵少府卷》曰：“大都精意與俗近，筆力驅駕能逶迤。
”放翁《題蕭彥毓詩卷》則雲：“詩卷雄豪易得名，爾來閑淡獨蕭卿”；《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則雲：“工夫深處卻平夷”；《夜坐示桑甥》雲：“好詩如靈丹，不雜膻葷腸。
大巧謝琱琢，至剛反摧藏”；《讀近人詩》雲：“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
君看太羹玄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詩欲工、而工非詩之極”一節，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
《邵氏聞見後錄》謂(185)“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
按吳可《藏海詩話》引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雲：“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亦記東坡語雲(186)：“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
”邵氏蓋用蘇語。
《栾城遺言》載魯直盛稱聖俞詩事(187)，可參觀。
《匏廬詩話》卷上乃言(188)：“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豫章”；似僅本放翁詩，未考其源也。
放翁則屢用其語，《明日複理夢中作》曰：“詩到無人愛處工”；《山房》曰：“詩到令人不愛時”；《朝饑示子書》曰：“俗人猶愛未為詩。
”按此意即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所謂：“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之正面。
其于宛陵之步趨塐畫，無微不至，庶幾知異量之美者矣。
抑自病其詩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為對症之藥耶。
全謝山《鲒琦亭集》外編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言東坡作詩為李杜别子(189)，而論詩乃緻不滿于李杜，言行一若不符。
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聖俞别集序》曰(190)：“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
”東坡和陶，世所熟知，東坡竺好宛陵，則未之他聞。
然二家沖和質淡，與東坡詩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師，而謝山之說又得旁證矣。
宛陵《依韻和晏相公》所雲：“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即是彈丸之說。
嚴滄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論“詩法”，一則曰“造語須圓”，再則曰“須參活句”，與“江西派圖”作者呂東萊之說無以異。
放翁《贈應秀才》詩亦謂：“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
”故知圓活也者，詩家靳向之公(191)，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
(115—117頁) 古今中外談藝者論詩，均以“流轉圓美”為佳，正像謝朓所說“好詩如彈丸”，這不單是聲律上的最高境界，還包括情思的曲折，吐辭的婉轉，風格的柔美。
呂本中論詩“講活法”，是指作詩既要按照詩體的規矩，又不受規矩的限制，能有出奇的變化，而又不違反規矩，他以為“如彈丸”正是真活法。
劉克莊以謝朓的詩為例，認為他像雕玉工一樣，經過窮工雕琢，而後達到“流轉圓美”的境界，并非易事。
陸遊以為“彈丸之論方誤人”實在是一種誤會。
這裡指出：詩的圓活不是輕滑，而是趙蕃所說的“琢刻見玲珑”，是要經過一番錘煉的功夫方能達到。
陸遊作詩，正有輕滑之病，他好仿作别人的詩，而其中以仿古樸質實的梅堯臣詩為最多。
陳振孫說，梅詩為當代人所喜歡的較少，惟獨陸遊喜歡仿作。
這一則中舉引了若幹陸遊顯仿梅詩的例子，甚至有的詩句僅是稍加變換，如将梅詩“濕螢依草沒”仿為“螢依濕草同為旅”等。
陸遊仿梅詩，确實覺得梅詩好，在《讀宛陵先生詩》中稱梅詩“源流正”、“氣象尊”、“詩律擅雄渾”；《讀宛陵詩》中将梅詩與李杜詩相比，稱梅為“解牛手”，于詩“鍛煉無馀力，淵源有自來”；《書宛陵集後》更将梅集比作價值連城的趙璧、隋珠，隻要“粗窺梗概”，便“足慰平生”；他認為梅詩不是學而能，有人即便學，也無法超過他，因為梅詩對每個字的選用安排“如大禹鑄鼎”穩重紮實，對每句詩的錘煉“如後夔作樂”巧于變化，對整篇詩的布局“如周公緻太平”周密妥切，想學都學不到手。
而陸遊對杜詩的評價，多是一般性的泛泛稱贊，沒有具體評論，惟獨對梅詩細細咀嚼，贊歎不已。
歐陽修曾初喜梅詩之清麗與怪巧，陸遊也附合此說。
梅堯臣認為自己“苦詞未圓熟”(《依韻和晏相公》)，崇尚平淡的詩風，認為古今之詩作，平淡亦是難于達到的境界。
陸遊推崇梅詩，認為他的平淡之意正在于脫俗，不湊熱鬧，不雜羶葷，不尚雕琢，不造奇險，也正是邵博所謂“堯臣詩到人不愛處”。
蘇轼更以詩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
所謂“衆人不愛”，就是沈濤說的“俗人不愛”，陸遊在詩中屢用此語，如“詩到無人愛處工”，好詩絕不迎合一般人的口味。
錢先生在這一則裡提出的這個問題，可用宋玉《對楚王問》來說明，即“其曲弦高，其和弦寡”。
曲調有高的，一般人聽不懂，要有能欣賞高曲調的人才能聽得懂。
梅堯臣的詩追求平淡，不易為人們所欣賞，陸遊的詩流易工秀，與梅詩的深心淡貌不同，但陸遊卻能賞識，這很難得。
他要用梅詩的深心淡貌，補救他的不足，故竭力推重梅詩。
韓愈也有類似的創作體驗：每每自己滿意的作品，人說不好；自己不滿意且不敢出示于人的作品，反而人皆說好，總是小慚小好，大慚大好。
對此，韓愈悟到了作文的道理，要“棄俗尚”，“從于寞寂之道”，切忌“争名于時”。
此意真可謂寄托深妙的遠見卓識。
法國詩人貝萊說他喜歡的都是惹人讨厭的那種東西，英國詩人查普曼也不以沒有人喜歡他的詩而感到不滿足，都是悟到了作文的道理，不去争名于一時。
總之，無論是梅堯臣追求的平淡，蘇轼所謂“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還是韓愈總結的可貴經驗，都未離“彈丸”之說。
嚴羽論詩法強調“造語須圓”，“須參活句”，與他反對的江西詩派的呂本中“講活法”是一緻的。
可見，藝術上的圓活是各種藝術流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談藝錄補遺》還講到作詩有貴活句，賤死句的問題，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如對蘇轼《惠崇春江曉景》：“春江水暖鴨先知”句的理解，清人毛奇齡在《西河詩話》中提出：“鵝也先知”，便是死在句下。
作詩切題而無寄托是為“死句”，讀詩過泥亦為死參，所以說讀詩也有圓熟的問題，不能過于拘泥于字面的闡釋。
(一二)活路與死門 《滄浪詩話》曰：“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終非古人之詩。
”陸仲昭《詩鏡》曰(192)：“古人佳處，不在言語間。
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
詩不患無材，而患材之揚；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不患無言，而患言之盡；不患無景，而患景之煩。
”王漁洋《居易錄》論《唐賢三昧集》引洞山雲(193)：“語中無語，名為活句”(194)，又達觀雲：“才涉唇吻，便落意思。
并是死門(195)，故非活路。
”(274—275頁) 嚴羽《滄浪詩話》上的這段話是有針對性的，他不滿意宋人多發議論、愛用典故的通病，所以才說這番話。
他是把“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作為詩之患提出來的，很有意義。
他反對作詩過分追求造句新奇、議論說教、賣弄學問，這不但是對詩歌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對形式的要求。
明陸時雍提出好詩必忌“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也就是在氣勢、立意和聲色上主張不要過分，适可而止。
他另在《詩鏡總論》裡譏笑晉人的華言巧語，“專尋好意，不理聲格”，可見，他比較注重詩的韻味和聲調，不十分注重立意和情思要有多深。
他所謂的詩之患也是從這個角度着眼，在材、情、言、景方面，主張不可太露、太濫、太盡、太亂，強調留有馀地者為佳。
這個看法是正确的。
王士禛編選《唐賢三昧集》的原則是“神韻”和“妙悟”，特别重視神韻與聲調的結合，不求立意和情思的深切，很看重全詩的韻味。
他引悟本大師和達觀的話，是用禅說詩，強調的是欲言又止的含蓄風格，如果是“語中有語”，便是死句，當是指詩要含蓄不露說的，言外之意要各人自己去體會。
(一三)詩中理語 子才所稱“詩中理語”，皆屬人事中箴規。
賀黃公《載酒園詩話》卷一以駁嚴滄浪“詩有别趣非關理”開宗明義(196)，曰：“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行》、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詩》(197)，真是六經鼓吹。
”是亦隻以“理”作道德解會。
黃白山《載酒園詩評》卷上駁之曰(198)：“滄浪理字原說得輕泛，隻當作實事二字看，後人誤将此字太煞認真，全失滄浪本意”；卷下論陸魯望《自遣》七絕又曰(199)：“此滄浪所謂無理而有趣者，理字隻如此看，非以鼓吹經史、裨補風化為理也。
”其駁黃公解“理”字太隘，是也。
然于“滄浪本意”未知得否。
滄浪以“别才非書”、“别趣非理”雙提并舉，而下文申說“以文字為詩，才學為詩”，“多務使事，必有來曆出處”，皆“書”邊事，惟“以議論為詩”稍著“理”字邊際。
所數詩流之“江西宗派”(200)，亦隻堪示以“書”為作詩之例。
南宋詩人篇什往往“以詩為道學”，道學家則好以“語錄講義押韻”成詩(參觀第87頁補訂二)；堯夫《擊壤》(201)，蔚成風會。
真西山《文章正宗》尤欲規範詞章(202)，歸諸義理。
竊疑滄浪所謂“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學之“性理”；曰“非書”，砭“江西詩病”也，曰“非理”，針砭《濂洛風雅》也(203)，皆時弊也。
于“理”語焉而不詳明者，懾于顯學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朱子《答陳膚仲》書中語)。
方虛谷尊崇江西派詩(204)，亦必借道學自重；嚴滄浪厭薄道學家詩，卻隻道江西不是。
二事彼此烘襯。
餘姑妄揣之，非敢如滄浪之“斷千百年公案”也。
(544—545頁) 這一則舉引袁枚的看法已很明确，即“‘詩中理語’，皆屬人事中箴規”，也就是袁枚認為“理”就是人事中的規誡。
賀裳認為“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并舉元結、孟郊、韓愈、李紳屬于教化類的詩，意在說明“理”不能廢，也就是賀裳以“理”作道德解。
黃山不同意袁枚和賀裳的看法，他認為嚴羽《滄浪詩話》所謂“詩有别趣非關理”，不是很強調理，并舉陸龜蒙的《自譴》七律三十首為例，這三十首詩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連貫，亦不如題目所雲非“自譴”不可，而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如“五年重别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
更感卞峰顔色好，曉雲才散便當門。
”“多情多感自難忘，隻有風流共古長。
座上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他認為這類詩是屬于“無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得“鼓吹經史”，以教化為理，這是對賀裳“六經鼓吹”對“理”解釋過于狹隘的批駁，駁得有理，但不知是否合于嚴羽本意。
嚴羽的原話是：“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
”(《滄浪詩話·詩辨》)強調的是“别材”“别趣”，是詩的藝術，而不是不要“書”、不要“理”，是在說明詩不同于文。
若聯系到他申明這個主張的話看，便很清楚他是針對什麼，他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顯然，他提出“别材”“别趣”是針對宋詩的這些缺陷而說的，宋詩“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宋詩選注序》)，所以嚴羽提出“非關書”、“非關理”，主張詩“吟詠情性”、“惟在興趣”、“言有盡而意無窮”，不必追究所作是否“務使事”，用字是否“有來曆”，押韻是否“有出處”。
而這些缺陷在江西詩派中便很典型。
南宋詩人又以道學入詩，将詩變成了押韻的公文或“語錄講義”，真德秀更進一步提出詞章的規範必有義理。
所以，這裡認為：嚴羽的所謂“理”，正是“指南宋道學的‘性理’”；所謂“書”，正是指江西詩病。
這樣分開來看是由錢先生提出來，是符合實際的正确看法。
(一四)評袁枚詩論 (1) (袁枚)《随園詩話》卷八言：“滄浪借禅喻詩，不過詩中一格。
宜作近體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韻。
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即以禅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為多，豈作小神通哉。
”《補遺》卷三引梅沖《詩佛歌》仿此。
《補遺》卷一言：“阮亭好以禅悟比詩，餘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
不知爾時，禅在何處，佛在何方。
”按前之說淺嘗妄測，後之說強詞奪理。
天魔之舞、天花之墜，亦須悟後方證此境。
已得根本清淨靜慮，為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于意，了知于法，修輕舉、柔軟、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時有分，發生修果五神通等。
此聖神通也，非聖神通，猶如幻化，惟可觀見，不堪實用。
參觀《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205)。
《五燈會元》卷三龐居士偈曰(206)：“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
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
”蓋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别，皆随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萬行莊嚴，如大摩尼珠具十種性，若純取事相變幻，認為神通，有違真趣，能障般若。
參觀《宗鏡錄》卷十五(207)。
以“天花天魔”取詩，則元相之稱杜詩“鋪張排比”。
正遺山《論詩絕句》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争奈微之識珷玞”者也(208)。
子才識趣，無乃類是。
滄浪才力甚短，自有側重近體之病；故《詩法》篇謂(209)：“律難于古，絕難于律。
”《詩辨》篇論詩九品，其五曰“長”，亦未必指篇幅之長而言；然長篇不盡神韻，非不須神韻，是則所謂“難”者，篇幅愈短，愈無回旋補救馀地，不容毫厘失耳。
按蔣心馀好友張瘦銅商言《竹葉廠文集》卷九《題王阮亭禅悅圖》第一首略雲(210)：“嚴滄浪論詩，本色本妙悟。
大約可小篇，吞吐含情素。
”第二首略雲：“陶公千載人，吟成菽粟味。
菽粟非禅悅，飽便充腸胃。
唐賢諷谕尚，冗長詞則費。
老杜生天寶，一飯作歔欷。
此豈悟所為，可以判品彙。
”亦即随園駁滄浪之旨。
(198—199頁) (随園）《詩話》卷四複雲：“白雲禅師偈雲：‘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
’雪窦禅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二偈雖禅語，頗合作詩之旨。
”參觀卷二：“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雲雲。
與“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舍筏登岸”等宗門比案無以異，分明以禅說詩，何獨于滄浪、漁洋有非難哉。
子才不好釋氏，或未讀其書，苟曾一檢《傳燈》兩錄(211)，必多所印可。
譬如陶篁村“磨磚作針”語即本《傳燈錄》卷五懷讓禅師“磨磚豈得作鏡，坐禅豈得成佛”之說(212)；白雲之偈即本《傳燈錄》卷九神贊禅師一日見其師在窗下看經(213)，蜂子觸窗紙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得”；雪窦之偈即本《傳燈錄》卷十七道膺禅師曰(214)：“如好獵狗，隻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
”子才不知禅，故不知禅即非禅，殊歸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實契合于禅耳。
餘曩讀《世說新語·文學》篇雲(215)：“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複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幾，曰：‘至不。
’客曰：‘至。
’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又雲：“殷荊州與遠公論《易》，遠公笑而不答”(216)；又雲：“支道林造《即色論》(217)，示王坦之(218)，坦之都無言。
支曰：‘默而識之乎。
’王曰：‘既無文殊(219)，誰能見賞。
’”竊怪舉麈無言，機鋒應接，乃唐以後禅宗伎倆，是時達摩尚未東來(220)，何得有是。
後見宋劉辰翁批本《世說》，評樂令舉麈條雲：“此時諸道人卻未知此。
此我輩禅也，在達摩前。
”參觀《文海披沙》卷一論“旨”字當作“指”，《郁岡齋筆麈》卷一駁禅機之說(221)。
歎為妙解。
未有禅宗，已有禅機，道人如支郎，即不能當下承當，而有待于拟議。
《世說·言語》篇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222)，“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北窗炙》卷下載周正夫雲(223)：“淵明詩雲：‘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時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會禅”雲雲。
子才诘“禅在何處”，誠所見之不廣矣。
(201—202頁) 故(《随園詩話》）卷十四雲：“嚴冬友常誦厲太鴻《感舊》雲(224)：‘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
餘曰：此有所本也。
歐陽詹《懷妓》雲(225)：‘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
”按詹此詩，題為《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驅馬覺漸遠，回頭長路塵。
高城已不見，況複城中人。
”明是綿綿思遠道，恨空間之阻隔，與太鴻之撫今追往，怅時光之消逝，大不相侔。
東坡《法惠寺橫翠閣》雲：“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苟曰太鴻《湖樓題壁》末二語“有所本”，當舉坡詩也。
(213—214頁) 蓋子才立說，每為取快一時，破心奪膽，矯枉過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謂安。
譬如卷四謂(226)：“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賤薄。
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
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鲛绡貴薄。
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
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
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227)雲雲。
《淮南子·齊俗訓》早曰(228)：“玉璞不厭厚，角不厭薄”(229)，子才口角玲珑，進而就“一物”發策。
然詩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
如子才所舉“名家”，飛卿自下義山一等；子才亦嘗自言：“少陵長于言情，太白不能”；卷六。
論望溪阮亭(230)，謂“一代正宗，才力自薄”；卷二。
論荊公又曰：“詩貴溫柔。
”卷六。
可見貴厚賤薄，渠心亦正同斯理。
即就所譬而言，安見詩之非狐貉耶。
刀之有背有鋒者，固勝于有鋒而無背者也。
賈誼《新書·連語》記陶朱公論璧“側厚則價倍”(231)，因曰：“牆薄咫亟壞，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232)。
夫薄而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雲雲。
詩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須賈生所謂“曠日持久”耳。
(218—219頁) 這裡四則是講袁枚論詩特點，多是袁氏自己并不标榜，他人也少有論及的。
一、袁枚認為嚴羽借禅喻詩，“不必首首如是”，“宜作近體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韻”，若作古體長篇，則如“天魔獻舞，花雨彌空”，大有使人眼花撩亂之歎，似乎用不到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小神通，因此，袁氏主張“相題行事，能放能收”，似乎寫長篇無須有悟。
他反對王士禛以禅悟論詩，并以禅未入中國之前即有毛詩三百篇的事實駁難王士禛。
錢先生指出袁枚對嚴羽以禅喻詩是“淺嘗妄測”，因為無論天魔舞，還是花雨堕，都須悟後才能造得此境。
嚴羽認為“禅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在“悟”這一點上，詩禅相通，詩人覓句，猶如釋子參禅，故用作比喻，意在便于說明作詩須有“别才”，也就是詩亦非悟不能，悟後入門，無論寫長篇或短章，都是根據詩的内容和詩人各自才情的不同而決定的。
嚴羽才短，故偏重近體，如《滄浪詩話·詩法》謂“律詩難于古詩；絕句難于八句；七言律難于五言律；五言絕難于七言絕”。
其所謂難，是因篇幅愈短，愈無回旋馀地，如五絕，除去首尾，僅有十字，确實不易把握。
然嚴羽并非認為長篇無須悟入，也并非認為長篇無須神韻。
至于禅未入中國之前即有三百篇之說，更暴露出袁枚确實末懂嚴羽以禅悟“喻”詩僅在于言其相同點，均須有悟而後入，并非是說禅等于詩，故這裡指為強詞奪理。
二、袁枚不好禅說，反對王士禛以禅悟論詩，然《随園詩話》引白雲禅師與雪窦禅師之偈，明明是禅悟，而袁枚又認為“頗合作詩之旨”；《詩話》卷二所謂“後來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亦分明是以禅說詩；《詩話》卷四引陶元藻謂作詩須天分，猶磨鐵可成針，磨磚不可成針，所以說是别才，不是由學習而成。
他的磨鐵磨磚之喻，即懷讓禅師的禅語。
袁枚聲稱自己反對以禅語比詩，而又恰恰陷入禅喻之中，為什麼呢？錢先生指出袁枚既不知何者為禅，也不知禅即非禅，說法雖然不同，而道理隻有一個，所以也不知非禅實際上正合乎禅，并舉引《世說新語》中對此早有過的議論，說明未有禅宗之前，早已有禅機，比如陶潛《飲酒》之五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句，是寫在菩薩達摩未入中國之前，詩中即已充滿了禅理、禅趣，詩人以“鳥倦飛而知還”，自比倦于做官而歸隐，即景有悟，與禅宗的即景物有所啟悟是一緻的。
三、袁枚在《詩話》卷四載歐陽修譏元稹自注《桐柏觀碑》，并說詩有待于注便非佳詩，這與他主性靈說有關。
嚴長明吟厲鹗《湖樓題壁》詩：“水落山寒處，盈盈記踏青。
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謂情深可矣，而袁氏尋出處，産生錯誤，錢先生已指出。
據《唐詩紀事》卷三十五雲：歐陽詹遊太原時愛上一妓，分别後，賦詩以寄所思，詩中還有“萬裡東北晉，千裡西南秦。
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句，寫他們千裡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門，一在返福建故鄉的路上，顯然是“恨空間的阻隔”，與厲鹗“朱欄已朽”，追憶往昔的“倚欄人”，完全不同。
錢先生指出蘇轼的“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正是厲詩之意所本，可見袁氏對厲詩的理解有誤。
四、袁枚談藝立說，往往圖一時之快，未加周密考慮，因此常出現前後所說矛盾之處，時有可商。
這裡舉引《詩話》卷四中的例子，袁氏從一般意義上的貴厚賤薄，講到詩的厚薄，認為厚者未必貴，薄者未必賤，而宜厚宜薄，以妙為主，并舉例說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溫庭筠似薄，“俱為名家”，似乎詩的厚薄不成其為評價原則，亦無貴賤之别、高下之分。
其實不然。
這裡指出：以厚薄作為評價貴賤标準的，最早見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貴，角矯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異。
錢先生說：“詩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
”又以袁枚所舉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論詩的厚薄還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詩話》卷六雲：“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
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
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
”所言似有李遜于杜、蘇轼遜于歐陽修之意。
同卷引王文治語：“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其“薄”有“輕”意。
卷二雲：“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
”此“薄”便有“下”的含義。
卷六論王安石又雲：“詩貴溫柔”，顯然此“貴”有“重”意。
所以說袁枚也是貴厚賤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
這裡錢先生還舉引賈誼《新書》記範蠡論璧的一段話十分精彩透辟，證明薄牆、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曠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詩乃是有聲韻可吟詠的藝術作品，正需要“曠日持久”，才能流傳百世。
(2) (袁枚)《随園詩話》記汪東山事(233)，疑亦本之《國朝詩别裁》(234)，正如其論馬相如詩也(235)。
《别裁》卷一汪繹條注：“殿撰于胪唱日，馬上得句‘歸計’雲雲。
癸未假歸，未十年卒，知詩谶之早成矣！”随園進而以無意之“詩谶”為“不壽”之“自知”也(236)。
《随園詩話》卷十四：“唐荊川雲(237)：‘詩文帶富貴氣，便不佳。
’餘謂不然。
”因舉金德瑛桧門《郊西柳枝》為例(238)：“長是至尊臨幸地，世間離别不曾知。
”按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一亦稱桧門此絕(239)，謂其似義山《詠柳》：“後庭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
”按詠柳用斯意者，唐以來數見不鮮。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柳含煙》第二首(240)：“河橋柳，占芳春。
映水含煙拂路，幾回攀折贈，暗傷神。
樂府吹為橫笛曲，能離腸斷續(241)。
不如移植在金門，近天恩”(242)；第三首：“章台柳，近垂旒(243)。
低拂往來冠蓋，朦胧春色滿皇州，瑞煙浮。
直與路邊江畔别，免教離人攀折。
最憐京兆畫蛾眉，纖葉時。
”宋李質《艮嶽百詠·柳岸》(244)：“牽風拂水弄輕柔，三月花飛滿禦溝。
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長得系龍舟”(《宋詩紀事》卷四)。
“離别”、“攀折”見于言外。
清人如嚴荪友《秋水集》卷五《萬柳堂竹枝詞》之二(245)：“問訊平泉金柳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别離(246)；厲太鴻《樊榭山房集》卷七《西湖柳枝詞》之六(247)：“路旁煙态罥朱樓，長送行人千裡遊。
願作湧金門外柳，生來渾不識離愁”；梁山舟《頻羅庵遺集》卷一《玉河柳枝詞》之六(248)：“争向東風拜舞頻，六龍此日度龍津。
生來不解銷魂事，隻送銮輿不送人(249)。
”皆亦早向義山夜半傳衣，或與平珪夢中神遇矣(250)。
然宋之問首拈此意以賦蓮花，《全唐文》卷二十四載其《秋蓮賦》，有雲：“禦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菡萏。
謬履扃闼，自春徂秋。
見其生，視其長，睹其盛，惜其衰。
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
向若生于潇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采撷都盡。
”移以詠柳，可牽合攀枝贈别一事，遂饒情緻矣。
(《錢锺書研究》25—26頁)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曾指出：袁枚“評近人詩，多憑耳食，一斑片羽，未識厥全”。
這一則寫袁枚記汪繹事(見《詩話》卷十四)，說汪“精星學”，曾為桐城吳貢生女算命，也為自己何時中狀元算命，皆對應雲雲，因其馬上得句有“歸計未謀千畝竹，浮生隻辦十年官”而将“歸計”改為“生計”，遂說汪氏“自知不壽”，其實此句未有此意，隻不過是淡于宦情的表白，同卷記馬樸臣有《漁父詩》雲：“自把長竿後，生涯即水涯。
尺鱗堪易酒，一葉便為家。
曬網炊煙起，停舟月影斜。
不争魚得失，隻愛傍桃花。
”是一首實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