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家作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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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師法所在也。
沈歸愚為星期弟子(176)，漁洋所謂“橫山門下，尚有詩人”者。
按見《竹嘯軒詩鈔》卷七。
《國朝詩别裁》記葉氏論詩語：“一曰生，二曰新，三曰深”，與歸愚說詩，不啻冰炭。
師為狂狷，弟則鄉願；歸愚謹饬，不忍攻其函丈，謝厥本師，遂力為之諱。
《國朝詩别裁》論《己畦集》、《原詩》語，皆飾詞也。
歸愚宗仰盛唐，故作《葉先生傳》、《己畦詩集序》，雖言橫山詩“好新”，而複稱其“氣盛”，且記其尊杜、韓、蘇三人。
按《己畦文集》卷八《密遊集序》推陶、杜、韓、蘇為極至，然《己畦詩集》雖屢有和杜、韓、蘇之作，而纖密無氣韻，與孟舉、晚村作風相類(177)。
歸愚之言，失之甚遠。
《文集》卷八《百家唐詩序》謂：“貞元、元和時，韓、柳、劉、錢、元、白鑿險出奇，為古今詩運關鍵。
後人稱詩，胸無成識，謂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為斷”雲雲，是以“中唐”之“中”，為“如日中天”之“中”，淩駕盛唐而上。
豈歸愚師法所在乎，不曰開元，而曰貞元、元和之際，又隐開同光詩派“三元”并推之說矣(178)。
(144—145頁) 這一則講清人葉燮的詩論和詩。
葉燮推重宋詩，認為宋詩不次于唐詩。
貶宋詩的，稱宋人以議論為詩的缺點，葉燮認為議論為詩，杜甫最多，不應貶。
又貶宋人以文為詩，葉燮認為李杜皆以文為詩。
貶宋詩的有嚴羽、高棅，所以葉燮以嚴、高為詩道罪人。
葉燮認為“議論為詩，杜甫最多”。
杜甫的抒情詩，在議論中抒發強烈的感情，所以仍是詩，不同于空談理論。
如《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首詩，後四句是議論。
但這四句的議論是從谒武侯祠，看到了武侯祠的柏森森，及映階碧草和聽到隔葉黃鹂，引起“自春色”“空好音”的感觸，發出了對諸葛亮的深厚激情，因此概括他的一生才有“三顧頻煩”一聯，引起對諸葛亮無限崇敬悲切的心情，才有“出師未捷”一聯。
在這四句的議論裡充滿激情，所以是強烈的抒情詩。
杜詩的議論都是這樣的。
蘇轼的議論，如《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後兩句是議論，但這個議論。
是從蘇轼身在廬山的感受中體會到的一種哲理，不是抽象的議論，是結合形象的一種感觸，是頗近于理趣的詩。
葉燮肯定以議論為詩，當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
再說葉燮的詩，沈德潛《清詩别裁》裡說：“先生論詩，一曰新，一曰深。
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
今觀其集中諸作，意必鈎玄，語必獨造，甯不諧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
”如《楊花》：“小蠻腰瘦不勝情，斷粉飄雲舞裀。
莫使漫天飛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這是詠柳絮，從白居易的“楊柳小蠻腰”來，用小蠻腰來比柳條，把斷粉飄雲來比柳絮，結合小蠻在裀席上舞，說成留在舞裀上。
再結合王昌齡《閨怨》：“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所以說“莫使漫天飛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又如《梅花開到九分》：“亞枝低拂碧窗紗，镂月烘霞日日加。
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
”沈德潛評：“從九分着意，不忍卒讀。
”因為梅花已開到九分，所以提出“一分留作伴”。
這就是尖新之句，顯然宋詩格調。
有人怪他“以險怪為工”，不知這正是宋詩格調，所以稱為“少見多怪”。
沈德潛是宗唐詩的，所以跟葉燮的宗宋詩，“不啻冰炭”。
但沈德潛不忍攻擊老師，替他回護，說他推尊杜、韓，錢先生指出，葉燮和杜韓之作，纖密無氣韻，還不是唐詩格調。
後人推重中唐詩為古今百代之中最佳，可作為晚清同光體詩的推重“三元”的先聲，同光體也是推重宋詩的。
(二二)論方苞 姚南菁記查夏重謂方望溪詩“不能佳”(179)，勸其無作，鮑倚雲謂望溪所撰夏重墓志，“何足以傳”夏重。
《望溪集》卷十《翰林院編修查君墓志銘》道及夏重之詩者，隻雲：“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為君屈……及與交久長，見其于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
”豈夏重不許望溪能詩，望溪耿耿于懷，遂勿願稱夏重之工詩耶？夫夏重以詩名家，茲乃不正寫大書而涉筆旁襯，且先出以疑詞曰“若為屈”，則夏重之詩未必果勝“時賢”也，繼複語氣輕藐，似“詩人”之“目”卑不足道，而夏重亦“微若”不甘自命者。
微詞曲筆，直是刺譏，豈徒“不足以傳”而已。
隻字勿道夏重規其毋作詩事，倘隐衷芥蒂，言之有忸怩欤？然望溪叙事闊略，必有詞自解。
卷六《與孫以甯書》力辨所撰孫奇逢傳中不詳其“講學宗旨”(180)，“平生義俠”，“門牆廣大”，以為“此皆末迹”，“事愈詳而義愈隘”，且引《史記·留侯世家》語為己張目(181)，謂其“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
文過飾說，似是而非。
夫史公雲：“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專指留侯所“言天下事”中之瑣小者，界域甚明。
不然，“老父予書”，史公詫其事“可怪”；“圖狀如好女”，史公歎人不可“貌取”；此等豈“天下之所以存亡”，何以悉“著”不遺哉？作詩之于查夏重，講學之于孫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傳志中安能率爾默爾乎？唐人如陳子昂《率府錄事孫君墓志銘》隻字不道過庭之書(182)(《祭率府孫錄事文》則稱其“墨妙”)，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銘》隻字不道太白之詩(183)，李邕《故雲麾右武衛大将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谥日昭公李府君神道碑》隻字不道思訓之畫(184)，李商隐《刑部尚書緻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隻字不道居易之詩(185)。
相形之下，望溪《編修查君墓志》已非含毫邈然矣。
此類碑志庶足資望溪援例解嘲，然望溪未必知，即知又或不屑也。
(《錢锺書研究》，23—24頁) 這一則講方苞的文品不好。
查慎行勸方苞不要寫詩，他因此專寫古文，寫古文有成就，成為桐城派的開創者。
查慎行的勸導是對他有好處的。
他寫查慎行的墓志，對查勸他不要寫詩的話一點不提，而對查的以詩名家，反而微文譏刺。
他寫孫奇逢傳不講孫的講學宗旨，孫是學者，他的成就就在講學宗旨，不講他的講學宗旨，就是淹沒他的成就。
從這兩篇中顯出他的文品不好。
他還要文過飾非。
他在《與孫以甯書》裡說：“所示群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緻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取生平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内響仰者多。
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
三者詳而征君之志事隐矣。
”方苞寫孫奇逢傳，人家看了不滿意，認為孫奇逢的為人，有三個特點：一是他的講學宗旨比較突出，主張身體力行；二是他的義俠之迹，在明末亂世，他能夠率領幾百家據守險要，保全鄉裡；三是他的門牆廣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對孫奇逢一生這三個突出成就，方苞在傳裡一個都不講，這怎麼算寫傳呢？那不成了抹殺孫奇逢的為人，隻說些空話嗎？孫以甯就這樣向他轉述大家的意見。
從這些意見看，方苞對孫奇逢不滿，故意不講他為人的特點，說些空話了事。
方苞面對人家提的意見，還借司馬遷作張良傳的《留侯世家》來搪塞。
他說：“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
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即認為孫奇逢突出的三點，都不重要，按照司馬遷寫蕭何、曹參、張良傳記的體例，都不必寫。
錢先生指出方苞的文過飾非。
說司馬遷講的，凡張良所講天下事中的瑣小的，即不能突出張良的特點的，可以不寫。
能突出張良的特點的，像在橋上的老人把鞋子掉在橋下，要張良拾起來給他穿上，後來送給張良一本兵法書；寫看張良的畫像個好女，這等瑣屑的事都寫了。
可見隻要有關人物的特點的事都應該寫，才能把人物突出來。
那麼孫奇逢的講學宗旨，是他的突出成就，傳裡怎能不講呢？這個駁斥極為有力。
方苞又提到司馬遷寫蕭曹世家。
再看《蕭相國世家》，寫：“高祖以吏繇鹹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劉邦做小吏，要到成陽服勞役，衆吏送當百錢三個，蕭何獨送五個，即衆吏每人送三百文，蕭何送五百文。
又“秦禦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請得毋行”。
秦禦史大夫要把蕭何調到京裡去，蕭何堅決要求不要調。
這兩件瑣碎的事，都記了。
因為這兩事突出蕭何在做小吏時，就對劉邦比較好，不願離開劉邦，說明蕭何對劉邦的關系不同一般，所以記下，也是抓蕭何的特點。
所以方苞不寫孫奇逢的為人特點，借司馬遷寫世家來做掩飾，完全是文過飾非。
錢先生又指出，方苞要替自己掩飾，可以引陳子昂寫孫過庭墓志，不講孫過庭的專長書法；李華寫李白墓志銘，不講李白的詩；李邕寫李思訓的神道碑，不講李思訓的畫；李商隐寫白居易的墓碑銘，不講白居易的詩。
這些碑志文，可以用來替他辯解。
但方苞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或又看不起這些文章。
這裡指出方苞的學識不足，或者他喜歡用司馬遷來裝門面。
(二三)論錢載詩 (1) 萚石軒屢出，足迹甚廣(186)。
遊曆登臨之作，皆全力以赴，而呆滞悶塞，類于朽木腐鼓，塵羹土飯。
言情古詩以《僮歸》十七首最為傳誦，然詞費意沓，筆舌拈弄糾繞，有故作藹如仁者之态，無沛然肺肝中流出之緻，吾甯取其《寄善元槥》、《懷婦病》、《聞張夫人訃》之樸摯敦實，不揚聲作氣也。
言情近體，世多稱《到家作》第二首之“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
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七律對仗如此流轉，自亦難能，而腔吻太厲，詞意太盡，似遜其《先孺人生日》之“茫茫縱使重霄徹，杳杳難将萬古回”，沈哀隐痛，較耐諷詠。
《六月初三夜哭子》下半首雲：“桑園栖骨冷，螢火照魂孤。
再來知愛惜，鞭撲忍相俱”；因情造境，由哀生悔。
元微之《哭子》第五首雲(187)：“節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詩書望早成。
鞭撲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萚石“再來”二句，絕望中仍為期望之詞，用意又進。
《追憶詩》二十九首悼亡之作，皆苦平鈍，惟第二首之“來生便複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過一層，未經人道；他人隻說到晏叔原詞所謂：“欲将恩愛結來生，隻恐來生緣又短”耳(188)。
此絕與并時沈确士《歸愚詩鈔》卷十四《七夕詞》(189)第四首之“隻有生離無死别，果然天上勝人間”，異曲同工，可為悼亡七絕兩奇作。
(182頁) 這一則講清錢載的詩。
錢載曾任廣西鄉試正考官，江南鄉試副考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提督山東學政，奉命祭告陝西、四川嶽渎，所以說“軒(使臣所乘車)屢出，足迹甚廣”。
他的遊曆登臨之作，如《白雲觀》(在北京)：“豈為南宗别(觀為長春真人丘處機羽化之地)，重尋大極墟。
先生蓑好在，止殺語何如？(丘處機勸元帝止殺)柏子微風際，梅花細雨馀。
十年登閣意，隻益鬓毛疏。
”這詩當是全力以赴之作。
他的《僮歸》十七首，引第一首：“僮沈仆于錢，乃祖父以來。
父衍(放恣)忤我祖，遣去辭其侪。
卅年數飄轉，擔薪鬻官街。
一日我父起，秋風掃庭槐。
我旁見僮父，泥首堂南階。
自言有此兒，多病奴已衰。
諒當委溝壑，乞主憐孤孩。
僮留父竟去，去去不複回。
明旦忽有耗，溘然随黃埃。
”寫接受沈仆的幼兒，有藹如仁者之态，但對于趕走沈仆的事，與沈仆病死，無悼惜的話，無仁者沛然肺肝中流出之緻。
再看《到家作》第二首；“久矣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
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
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
曝檐破襖猶藏箧，明日焚黃隻益哀。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萚石七律，偶舉其一，如《到家作》第二首雲雲，字字沉痛，字字動蕩，其佳處未嘗不從古人來，卻能于古人之外，自成面目。
”再看《壬戌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籠翮思飛孰與哀，哺雛未返母先摧。
茫茫縱使重霄徹，杳杳難将萬古回。
廚下米薪如手辦，堂前風雨莫花開。
讀書兩字從頭誤，直悔男兒堕地來。
”錢先生認為《到家作》的兩聯對仗如此流轉，即意思連貫而下，自亦難能。
但認為缺少含蓄，不如《先孺人生日》中一聯的沈哀隐痛。
錢先生又舉《六月初三夜哭子》的因情造境，由哀生悔，較元稹《哭子》詩用意更進一層。
按結合“桑園”“螢火”的“因情造境”說，也勝過元稹詩。
錢先生又談到錢載的悼亡詩透過一層，未經人道。
用來和沈德潛的《七夕詞》的一聯相比，沈詩隻說天上牛女的生離，勝過人間夫婦的死别，不如錢詩的深情沉痛。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萚石先生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刻為主，有時或入于澀滞，而必切事以抒辭，有時或出以纖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必詩中空架子假門面之語，皆掃而空之，故集中時有獨到處。
”這樣指出錢載詩的成就和不足處，可以和錢先生的評論互參。
(2) 萚石詩多有學東野者(190)，如《古琴》、《雪夜》兩五古；有似竟陵派者(191)，如《驟雨過南湖》一五律，其“發動涼于樹，船來活似萍”一聯，乃锺譚句樣，好以鄉談裡諺入詩，而自加注釋，如《葑門口号》之“修娖”“白相”。
則又似放翁慣技(192)。
然所心摹手追，實在昌黎之妥貼排奡，不僅以古文章法為詩，且以古文句調入詩。
清代之以文為詩，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濫于是。
固宜推為先覺，亦當懸為厲禁。
至其盡洗鉛華，求歸質厚，不囿時習，自辟别蹊；舉世為蕩子詩，輕脣利吻，獨甘作鄉願體，古貌法言。
即此一端，亦豪傑之士。
萚石早歲，未嘗不作風緻空靈之詩，今都删不入集，而 見自注中。
參觀《匏廬詩存》卷七《題國朝名家詩集》(193)。
如《秦淮河上》之“辛夷開 後水榭，乙鳥飛來畫簾”；《溪館偶題》之“春色欲尋有處，少年能駐何時”；《志略》之“十月花開春自小，三竿日出睡方深”；體格輕巧者隻存一二。
壯悔之心，矯枉之旨，灼然可見。
雖然，萚石力革詩弊，而所作幾不類詩，僅稍愈于梅宛陵爾(194)。
決海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酖止渴，渴解而身亡。
此明道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195)。
(176頁) 這一則對清錢載的詩作全面的論述。
認為他的詩有學孟郊的，如《古琴》：“歲久紋斯斷，材良尾不焦。
彈非無汲郡，制或自雷霄。
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
以之橫膝坐，讵獨萬情超。
”如《雪夜》：“霰粒晚如米，飄瞥遂無聲。
窗燈冏(jiǒng透明)初夜，街柝沉三更。
洋洋竟焉薄，寒切寓屋身。
凄凄隔我夢，默默思我親。
老梅外塾倚，修竹中廚鄰。
荒雞喔喔鳴，天意其為春。
我行非踐地，我出非幹人。
悔殊昔賢讀，而豈有私貧。
”孟郊寫的多五言古詩，在藝術風格上，善于把真實的體驗和感受，凝聚在簡短的篇幅裡，構思鑄語，入木三分。
《古琴》詩寫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見《列子·湯問》。
錢載把它凝聚成“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兩句五言古詩，融入他的《古琴》詩中，木落則高山石出，天寒起大海潮音。
用“木落”“天寒”來作陪襯，把“若江河”變成大海潮音，更顯突出。
又如《雪夜》的“凄凄隔我夢，默默思我親”。
雪夜思親，不能入睡，不能在夢中相見，錢載也凝聚成兩句五言古詩，在藝術風格上是學孟郊的。
竟陵派锺惺、譚元春的詩，标舉幽深孤峭的宗旨，觀察到别人不注意處。
而錢載的《驟雨過南湖》就像竟陵派詩，他的《驟雨過南湖》：“亂激水心白，微開天角青。
數漁歸草舍，一笛隐花汀。
發動涼于樹，船來活似萍。
煮茶人漫汲，中恐帶龍腥。
”寫驟雨則有風，故“發動涼于樹”，船在水上飄，故“船來活似萍”。
驟雨則雨點大，故“亂激水心白”，用一“白”字，寫出獨特感受。
驟雨是陣雨，天邊一角有雲開見青天的，“微開天角青”，這也是獨特體會。
錢先生又指出錢載以鄉談裡諺入詩，如《葑門口号》：“殘雨遙天挂，女兒裙帶兩心同。
荷花船好便修娖，薄相來消蕩口風。
”自注：“修娖、薄相，皆吳下諺。
薄讀如勃。
”修女娖，收拾好的意思。
薄相，今作白相，遊玩的意思。
到蕩口去白相，蕩口是地名。
此外，錢先生又講錢載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如“《觀畫圖》之‘人事無常畫中畫，畫中看畫無人會。
我今猶是畫中人，畫外居然發長喟’。
”(《談藝錄》179頁)萚石這方面的詩，見另一則“箨石軒屢出”節。
錢先生又指出“清代之以文為詩，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濫于是”。
“萚石軒屢出”節，指出他的《到家作》第二首《先孺人生日》詩，可作為以文為詩中的“莫大于是”的例子。
至于“莫濫于是”，當指他用虛字作詩。
“萚石詩用虛字，殊多濫惡。
古體中每以虛字湊足一句字數……《望岱》曰：‘孔子未雲天下小，我皇複以聖人登。
性之善者斯為準，春若生時物可憑。
’”(同上180頁) 錢先生又指出箨石早歲作風緻空靈之詩，如“辛夷開後水榭，乙鳥飛來畫簾”。
辛夷即玉蘭花，春天開花。
乙鳥指燕子，春天飛來。
這兩句有詩情畫意。
再像“春色欲尋有處，少年能駐何時”，寫得比較空靈。
但後來他都删了，力革舉世為蕩子詩的毛病，寫得拙樸，僅稍勝過梅堯臣。
錢先生《宋詩選注》的《梅堯臣》裡說：“他要矯正華而不實、大而無當的習氣，就每每一本正經的用些笨重幹燥不很像詩的詞句來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例如聚餐後害霍亂、上茅房看見糞蛆、喝了茶肚子裡打咕噜之類。
可以說是從坑裡跳出來，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裡去了。
” (二四)論學人之詩 (1) 同光以前，最好以學入詩者，惟翁覃溪(196)；随園《論詩絕句》已有夫己氏“抄書作詩”之嘲(197)。
而覃溪當時強附學人，後世蒙譏“學究”。
參觀《越缦堂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98)。
以癡符，買驢券之體(199)，誇于世曰：“此學人之詩”；竊恐就詩而論，若人固不得為詩人，據詩以求，亦未可遽信為學人。
萚石、覃溪(200)，先鑒勿遠。
顔黃門《家訓·文章》篇曰(201)：“但成學士，自足為人。
必乏天才，勿強命筆。
”人之小有詞翰，略窺學問，春華則豔慚庶子，秋實又茂謝家丞；譬之童牛角馬，兩無所歸，卮言日出，别标名目。
《晚晴簃詩彙·序》論清詩第二事曰(202)：“肴核墳典，粉澤蒼凡。
證經補史，詩道彌尊。
”此又囿于漢學家見地。
必考證尊于詞章，而後能使詞章體尊。
王仲任《論衡·超奇》(203)篇說“儒生”、“通人”、“文人”、“鴻儒”之别，而論定之曰：“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
”所謂“鴻儒”者，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
又《佚文》篇曰：“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人所能為”；又《書解》篇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
世儒業易為，文儒業卓絕。
”是則著書撰文之士，尊予經生學人多矣。
如漢人緒論，為漢學者不應不知。
東漢而後，舉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藝，孝廉策經學，晉宋積重秀才。
《南齊書》卷三十九《劉、陸澄列傳》言此甚明(204)。
擀澄号當世碩儒，以讀《易經》不解，撰《宋書》不成，王儉遂有“書廚”之诮(205)。
北朝崇質輕文，經學盛于南朝。
而《北齊書》卷四十四《儒林傳》(206)載劉晝自恨不學屬文，作《六合賦》，自謂絕倫，吟諷不辍，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功，見于斯矣。
我讀儒書二十馀年，而答策不第。
始學為文，便得如是。
”又載馬敬德研求《左傳》，生徒甚衆，将舉為孝廉，固辭不就，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純儒，無意推薦。
可見學人之望為文人而不可得。
(178—179頁) 這一則從翁方綱講起，講到詩歌與學術不同。
袁枚論詩講性靈，批評翁方綱以抄書當作詩。
當時翁方綱提倡“學人之詩”，所以被譏為“學究”。
詩歌與學術不同，這點顔之推在《顔氏家訓》裡已經講了，講學術的可以成為學士，即學者。
不必勉強作詩。
倘沒有才華，就作不好詩，缺少學問，就成不了學者。
揚雄在《太玄經》三《更》中說：“童牛角馬”，好比像牛則無角，像馬則有角，都不像，“兩無所歸”了。
《晚晴簃詩彙·序》裡講：排列三墳五典的典籍，用作的《蒼颉》《凡将》篇的古小學書，即要證經補史來作詩，認為詩道更受人尊重。
這是受到漢學家的局限，認為考證學比詞章尊貴，所以要把考證學運用到詩歌創作中去。
錢先生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因此引王充《論衡》中的說法，把讀經的稱為儒生，創作文章的稱為鴻儒，認為創作文章的人勝過儒生。
漢朝以後，研究經書的考孝廉，創作文藝的考秀才，晉宋時看重秀才。
又舉陸澄、劉晝、馬敬德三例，說明學人望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會創作文藝，勝過儒生。
這裡談到翁方綱，提倡“學人之詩”，即“肌理說”。
他在《詩法論》裡說：“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
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
”“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則先河後海，或源或委，必求諸古人也。
夫惟法之盡變者，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
”(《複初齋文集》八)他講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後海，這個本指什麼，如“詩言志”，“詩緣情”，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
有窮形盡變之法，講大而始終條理，細而用字論音到承接轉換，那怎樣窮形盡變呢？根據不同的言志緣情，作出窮形盡變來，因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達不同情态的文辭也不同，這就需要窮形盡變了。
這樣，“肌理說”有兩種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這是救神韻派詩的空虛；二是條理的理，即窮形盡交的理，糾正格調派的模仿。
但“學人之詩”，還是受當時考證學的影響，以金石考訂為詩，這又走入歧途。
他的立本，不是以表達情理為本，以金石考證為本，他的窮形盡變，不是講表達不同的情理，講表達不同的金石考訂之學，成了學人的韻語，不成為詩人的詩了。
(2) 夫以萚石之學(207)，為學人則不足，而以為學人之詩，則綽有馀裕。
此中關捩，煞耐尋味。
锺記室《詩品·序》雲(208)：“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雖謝天才，且表學問。
”學人之詩，作俑始此。
杜少陵自道詩學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209)；信斯言也，則分其腹笥，足了當世數學人。
山谷亦稱杜詩“無字無來曆”(210)。
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學人之詩”題目《草堂》一集者乎(211)。
同光而還，所謂“學人之詩”，風格都步趨昌黎(212)；顧昌黎掉文而不掉書袋，雖有奇字硬語，初非以僻典隐事驕人。
其《答李翌書》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學而自畫，已異于博覽方聞。
《進學解》曰：“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又一若河漢無涯涘，足以為學人者。
然讀《答侯繼書》，則昌黎用意自曉。
《書》曰：“仆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
然所志惟在其意義，至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門戶”雲雲，則亦如孔明之“僅觀大略”(213)，淵明之“不求甚解”(214)。
舍名數而求意義，又顯與戴東原《答是仲明書》背道以趨(215)，蓋詩人之學而已。
故得殷侑《公羊傳注》，答書至雲：“每逢學士真儒，愧生顔變，不複自比于人。
”昌黎不自居學人，即此可證。
唐後首學昌黎詩，升堂窺奧者，乃歐陽永叔，永叔固即劉原父所譏為“歐九不讀書”者(216)。
閻百詩《困學紀聞箋》卷二十謂(217)：“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青主以百詩為附和原父(218)。
要之歐公不得為學人也。
清人号能學昌黎者，前則錢萚石，後則程春海、鄭子尹，而朱竹君不與焉(219)。
萚石實非學人，詩佳處亦都在放筆直幹，非以襞奧衍開生面。
程鄭皆經儒博識，然按兩家遺集，挽硬盤空，鳌呿鲸掣。
悟無本“膽大過身”之旨(220)，得昌黎以文為詩之傳，堪與宋之王廣陵鼎足而三(221)；妙能赤手白戰，不借五七字為注疏考據尾闾之也。
(177—178頁) 這一則講“學人之詩”，清錢載的詩是“學人之詩”，他做“學人”不夠，作“學人之詩”有多馀，即學問有馀。
因為锺嵘《詩品·序》稱：“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即在南北朝宋武帝大明，宋廢帝秦始中(457—471)，作詩多用故事，近乎抄書。
用古語來申今情，顯得拘攣；湊合故事，好像打補釘。
這樣來寫詩，用不到很多學問。
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
像杜甫“讀書破萬卷”，他的學問，可以抵幾個學人。
但杜甫的詩不是用故事填湊的，所以杜甫是“詩人之詩”，不是“學人之詩”。
晚清“同光體”詩，“同光體者，蘇堪(鄭孝胥)與餘戲稱同(同治)光(光緒)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陳衍《沈乙庵詩序》)。
同光體詩學習韓愈的詩，韓愈掉文而不掉書袋，掉文指詩中有奇字硬語，不掉書袋，即不編織古語故事來作詩。
韓愈對于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但他的志趣隻在求意義，相當于略觀大意，與清代考證學的從考證文字、音韻、訓诂、名物、制度等不同，因此他研究的是“詩人之學”，跟學人之學不同。
他不認為自己是“學人”。
歐陽修繼承韓愈，他的研究學問，也是“詩人之學”，有利于寫詩文，不用力于考證，所以他也不是“學人”。
清代的錢載學韓愈，也不成為學人，詩也有佳處。
稍後的程恩澤、鄭珍學韓愈的以文為詩，與宋的王令硬語盤空、氣概闊大的鼎足而三，他們做的是“詩人之學”，不同于“學人之詩”。
錢先生在這裡從“學人之詩”講起，結合錢先生《宋詩選注》王安石篇來看，錢先生講了四種詩：(一)以學人而為詩人的詩，如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就“破萬卷”說，已經是學人，但不靠編織故事以為詩，還是寫出詩人之詩。
(二)雖夠不上稱學人，但好學問或“不求甚解”，即以“詩人之學”而為“詩人之詩”，如韓愈、歐陽修、陶淵明。
(三)既是學人，有時又搬弄詞藻典故來作詩人之詩，成為搬弄典故詞藻的詩。
如王安石的詩。
(四)“文章殆同書抄”的“學人之詩”，如《詩品》中說的。
(二五)論趙翼詩 瓯北詩格調不高，而修辭妥貼圓潤，實冠三家(222)。
能說理運典，恨鋒铓太露，機調過快，如新狼毫寫女兒膚，脂車輪走凍石坂。
王麓台論畫山水雲(223)；“用筆須毛，毛則氣古味厚。
”瓯北詩筆滑不留手，脫稍加蘊藉，何可當耶。
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
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
瓯北輩詩動目而不耐看，猶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緣刃薄鋒利而背不厚耳。
(134頁) 這一則講趙翼詩。
趙翼有《論詩》：“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争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随人說短長。
”“少時學語苦難圓，隻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詩解窮人我未窮，恐因詩尚不曾工。
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從這五首詩看，趙翼論詩，主張争新，因為天工人巧都在争新，是符合自然和社會的變化的。
要獨具隻眼，有自己的主張。
要人工和天分的結合，像風格，跟個性有關，這就跟天分有關。
錢先生稱他的詩，修辭妥貼圓潤，能說理運典，這五首詩就可作例。
《論詩》講他的詩論，即屬說理，說得明白暢達。
再看他的用典，有融化的工夫，如“預支五百年新意”，就用了《孟子·公孫醜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但用得使人不感到他在用典。
再像“詩解窮人我未窮”，用了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再像“熊魚自笑貪心甚”，用了《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樣用典，用得自然而不像在用典。
錢先生指出他鋒铓太露，機調過快。
如“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比起杜甫稱“王楊盧駱當時體”為“不廢江河萬古流”來，即李杜詩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就顯得趙翼論李杜，不免“鋒铓太露，機調太快”了。
再像“矮人看戲何曾見，都道随人說短長”也一樣。
再像《雜題八首》之一：“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悉。
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神龍行空中，蝼蟻對之揖。
禮數雖則多，未必遂鑒及。
”這後四句也是鋒铓大露，機調過快。
(二六)論田雯尊宋詩 清初漁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極尊宋詩，而尤推山谷者，則田山薑是也(224)。
《古歡堂雜著》卷一力非論詩分唐宋而二之，謂“梅、歐、王、蘇、黃、陸(225)，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
卷二謂七言古“至唐末式微。
歐陽崛起，直接杜韓而光大之。
山谷從杜韓脫化，創新辟奇，風标娟秀，陵前轹後，有一無兩。
宋人尊為江西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又謂山谷七絕“新潔如繭絲出盆，清飏如松風度曲，下筆迥别”。
卷三駁謝茂秦之薄蘇黃(226)。
《文集·序》卷一《芝亭集序》謂：“宋人之詩，山谷為冠；摩壘堂堂，誰與為敵”；真笃于好而敢于言者矣。
然餘細繹山薑撰述，複征《香祖筆記》卷九所記其處方改藥名轶事(227)，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塗澤挦撦以為博奧。
故《雜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228)”；卷六謂“生平于佳句善字，每好摘錄，人有饾饤之譏”，乃引山谷《答曹荀龍書》以自解；同卷論古文亦引山谷“陳言使妍妙”之說。
則其所得于山谷者，恐亦不過朱少章所謂山谷之“昆體工夫”(229)，洪覺所謂“言用不言名”(230)，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法”耳(231)。
故《雜著》卷一袒明七子而斥《列朝詩集傳》(232)，參觀《文集》卷一《木齋詩序》。
蓋七子學古，亦妝點字面，牧齋《讀杜小箋》識語(233)，至以“山谷隔日瘧”斥之者也。
卷二論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
着眼得力，在此等處，于神韻氣骨，所窺殊淺也。
如評放翁七古曰：“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非章子厚所謂“海行言語”而何(234)。
(110—111頁) 這一則講田雯，先講田雯的論詩，推宋詩，推重黃庭堅詩。
認為黃庭堅詩從杜甫、韓愈脫化，創新辟奇，可以繼承杜甫。
又駁謝榛的看輕蘇轼黃庭堅。
田雯在《古歡堂雜著》卷三說：“《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
’後引蘇、黃之詩以為式……茂秦視蘇、黃詩為何物耶？”謝榛認為作詩用宋事是一病，引蘇、黃詩作例，田雯認為不對，即肯定蘇、黃詩的用事。
但他主張用奇字，錢先生指出他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
按《古歡堂雜著》卷一：“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
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
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嵬眼耳(猶言驚奇)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複之。
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欤？”其實揚雄文艱深而淺陋，遭到後人批評，不必學。
而司馬相如、班固的賦，因為漢人通小學，在描狀物态時，用了漢代的語言，到後代人認為奇字，在他們當時隻是用當時的語言，說他們好用奇字，并不确切。
至于清代人，要用清代已不通行的漢賦中字，就更不對了。
田雯還稱黃庭堅的“陳言使妍妙”，指要用古人用過的陳言。
所謂“昆體工夫”，指摹仿李商隐體，洪覺在《冷齋夜話》裡講奪胎換骨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當即“言用不言名”。
至于“減字換字法”，即用古字換今字。
至于明七子學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摹仿秦漢文，盛唐詩，也有用秦漢時文字來裝點字面的。
因此田雯的袒明七子而斥錢謙益《列朝詩集傳》的批評明七子，是不對的。
田雯的《雜著》卷二說：“陸務觀(遊)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有作詩之樂，而無傷于大雅。
”着眼在陸遊的取料上，所窺殊淺。
《雜著》又說：“陸務觀挺生其間，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
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及前人，亦一傑構。
”錢先生稱這樣說是“海行言語”，當指不中肯、不确切意。
錢先生在《宋詩選注》裡講陸遊詩的兩個特點：“一方面是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複喪失的疆土，解放淪陷區的人民；一方面是閑适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
”這兩點都有他的特色，與杜、韓、蘇，黃不同，田雯沒有看到這些。
田雯的詩，如《翠微寺》：“诘曲曆石齒，沿溪樹溟濛。
招提門何向，陂陀無人。
峭崖立萬仞，惆怅林路窮。
豈知披榛莽，纡回流水通。
一僧出汲水，竹戽行相從。
長绠下深澗，剨豁驚蟄龍。
淅淅石湫雨，泠泠葛花風。
前循略彴去，木杪聞清鐘。
”這首詩是比較清淡的，但還用了“剨(huō豁)”，象聲字，而不用“嘩”字。
“略彴”即小橋，但他不用通行的“小橋”兩字，這裡還顯出換字法來。
(二七)論詩文之累 黃公謂“詩文之累，不由于謗而由于谀”(235)，其理深長可思，餘則欲更進一解曰：詩文之累學者，不由于其劣處，而由于其佳處。
《管子·樞言》篇嘗謂(236)：“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最是妙語。
蓋在己則竊憙擅場，遂為之不厭，由自負而至于自襲，乃成印闆文字；其在于人，佳則動心，動心則仿造，仿造則立宗派，宗派則有窠臼，窠臼則變濫惡，是則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茲臭腐，尊之适以賤之，祖之翻以祧之，為之轉以敗之。
故唐詩之見棄于世，先後七子拟議尊崇(237)，有以緻之也，宋詩之見鄙于人，閩贛諸賢臨摹提倡(238)，有以緻之也。
他若桐城之于八家(239)，湖外之于八代(240)，皆所謂溺愛以速其亡，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
雖明人好立宗派如锺伯敬輩(241)，亦略窺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詩序》力辟“竟陵詩派”之說，以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
《尺牍新抄》一集卷五載吾鄉堵廷棻一書雲(242)：“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觞。
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真色人難學，其毒甚于诋诃也。
”真痛乎言之矣。
螙生于木，還食其木；本是獅子蟲，反把獅子壞。
《隋書》卷四十五高祖嘗歎(243)：“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雲門說法(244)，不許弟子稗販，有以夫。
(171—172頁) 這一則講詩文之累，即詩文之失與得，有辯證觀點。
《管子·樞言》說：“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遊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
”梁池當指橋下水流湍激處。
善遊泳的自恃善遊，遊泳到水旋渦處，被卷入旋渦中死去。
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鳥獸，被猛獸所害。
這即是失由于得。
作者也這樣，像陸遊工于作詩，長于作對仗。
但詩作得多了不免詩句命意前後相襲。
如《唐安徙家來和義》：“身如林下僧，處處常寄包；家如梁上燕，歲歲旋作巢”；《病中簡仲彌性等》雲：“心如澤國春歸雁，身是雲堂早過僧”；《寒食》雲：“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羨遊僧處處家”；《秋日懷東湖》雲：“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夏日雜題》：“情懷萬裡長征客，身世連床旦過僧。
”(《談藝錄》126頁)這就是“遂為之不厭，由自負而至于自襲”了。
再就曆代詩的盛衰演變說，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說：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
矯六朝骈麗饤饾之習者，以流麗勝。
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
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
已固大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
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
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為詩…… 這裡指六朝崇尚骈麗，骈麗之失在編織典故；矯編織典故的得之于流麗，流麗之失在輕纖。
矯輕纖的得之于闊大，闊大的失在粗莽；矯粗莽的得之于情實，情實的失在俚俗。
矯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狹。
說明失的産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産生得。
有得就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轉為失。
有失就有人起而矯正，由矯正而有所得。
得失就這樣轉化。
晚唐詩失在纖靡，宋詩用擴大境界來矯正它。
宋詩走入以學問為詩，所以明代前後七子又走上模拟漢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體又提倡學習宋詩。
至南社派詩人起來又攻擊同光體。
所謂“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
有迹有名，必有人稱譽而引起模仿，産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窮。
這就是“踵習之流極”，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産生流弊。
流弊産生以後，“議作者之濫觞”，認為開始創作一種新的流派或新的風氣的也受到議論批評。
這樣，“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綠”，絕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點了。
模仿名作的好比獅子蟲，他們的模仿損害名作，好比獅子蟲損害獅子。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詩，使人家厭棄盛唐詩轉學宋詩。
但盛唐大詩人李杜，真像韓愈《調張籍》說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并不因為明七子的模仿而損害他們的偉大；宋代歐蘇作為大詩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體的模仿而有損害。
西施作為絕代佳人，并不因東施效颦而變醜。
(二八)評黃遵憲詩 (1) 近人論詩界維新，必推黃公度(245)。
《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為作手。
五古議論縱橫，近随園、瓯北(246)；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雲(247)；七絕則龔定庵(248)。
取徑實不甚高，語工而格卑；伧氣尚存，每成俗豔。
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249)：“贍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
大膽為文處，亦無以過其鄉宋芷灣(250)。
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
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緻。
譬如《番客篇》，不過胡稚威《海賈詩》(251)。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不過《淮南子·俶真訓》所謂(252)：“槐榆與桔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詩所謂(253)：“高士累朝多合傳，佳人絕代少同時”；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黃白黑種同一國”耳。
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時者，皆好公度。
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254)，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
(23—24頁) 這一則講清末黃遵憲的詩。
在康有為、梁啟超提倡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在《與菽園論詩》中說：“新世魂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
”主張在詩歌上融合歐亞，創造異境新聲。
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提倡“詩界革命”。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中說：“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成其為詩。
”“時彥中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
”錢先生認為“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所以稱他們為“詩界維新”，不稱為“詩界革命”。
錢先生推“《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為作手”。
黃遵憲的“奇才大句”是怎樣造成的？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寫：“仆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
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
嘗于胸中設一詩境：一曰，複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
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
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曆，皆筆而書之。
其煉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
”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采歐美人之長，荟萃熔鑄而自得之。
尤倜傥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
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辟，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缟鶴，無非珍奇矣。
”這樣推重黃遵憲的詩。
錢先生有不同看法。
認為他的五古議論縱橫，近袁枚、趙翼，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位，七絕則龔自珍。
語工而格卑，伧氣尚存，每成俗豔。
大膽為文，亦無以過其鄉宋湘。
對于“無以過其鄉宋芷灣”的評語，錢仲聯先生說：“以單行之氣運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詩的專長，而作者生長在宋湘的家鄉，很早從《紅杏山房詩》中有所濡染，也是無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裡，還明顯地保存着學習宋湘詩的痕迹。
”(《人境廬詩草箋注》前言)至于“伧氣尚存，每成俗豔”的評語，又見下論黃遵憲詩。
錢先生對别人贊黃遵憲詩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認為“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化電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
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緻”。
錢先生論嚴複、王國維詩，就是從新理緻着眼的。
這樣觀察，就比較深刻了。
推重黃遵憲詩有新理想的，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為《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
”又像《番客篇》，寫南洋華僑風俗及其悲慘遭遇。
這些詩就是寫新内容的。
錢先生認為這些詩還沒有新理緻。
錢先生認為《番客篇》，不過像胡稚威的《海賈詩》，寫海上商人的生活。
像《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黃遵憲在新加坡華僑佘山樓養病，那裡“雜花滿樹，無冬無夏，餘手摘蓮菊桃李同供瓶中”，見《己亥雜詩》自注)，以蓮菊桃花合在一起來抒發不同種族的團結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訓》裡以“槐榆與桔柚”合在一起，來比把苗族遷到三危，使苗族與三危地區的人合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來比高士合傳，佳人同時。
不過黃遵憲生在清末，所以不說“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說“黃白黑種同一國”了。
這是說，黃遵憲詩裡寫的，類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寫過，不過時代不同，說法稍有不同罷了。
又提到“贍而不流”，說黃遵憲的詩，贍而不免于流。
即内容豐富而文辭不夠凝煉吧。
(2) 評黃公度詩一節，詞氣率略，鄙意未申。
吳雨僧先生頗緻不滿(255)，嘗謂餘曰：“‘新學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
子持論無乃太苛乎。
”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華大學為外語系講授中國舊詩，以公度之作為津梁。
餘事不挂心，鬼來擘口，悚謝而已。
錢君仲聯箋注《人境廬詩》(256)，精博可追馮氏父子之注玉溪、東坡(257)，自撰《夢苕庵詩話》，亦摘取餘評公度“俗豔”一語，
沈歸愚為星期弟子(176)，漁洋所謂“橫山門下，尚有詩人”者。
按見《竹嘯軒詩鈔》卷七。
《國朝詩别裁》記葉氏論詩語：“一曰生，二曰新，三曰深”，與歸愚說詩，不啻冰炭。
師為狂狷，弟則鄉願；歸愚謹饬，不忍攻其函丈，謝厥本師，遂力為之諱。
《國朝詩别裁》論《己畦集》、《原詩》語，皆飾詞也。
歸愚宗仰盛唐，故作《葉先生傳》、《己畦詩集序》，雖言橫山詩“好新”，而複稱其“氣盛”，且記其尊杜、韓、蘇三人。
按《己畦文集》卷八《密遊集序》推陶、杜、韓、蘇為極至，然《己畦詩集》雖屢有和杜、韓、蘇之作，而纖密無氣韻，與孟舉、晚村作風相類(177)。
歸愚之言，失之甚遠。
《文集》卷八《百家唐詩序》謂：“貞元、元和時，韓、柳、劉、錢、元、白鑿險出奇，為古今詩運關鍵。
後人稱詩，胸無成識，謂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為斷”雲雲，是以“中唐”之“中”，為“如日中天”之“中”，淩駕盛唐而上。
豈歸愚師法所在乎，不曰開元，而曰貞元、元和之際，又隐開同光詩派“三元”并推之說矣(178)。
(144—145頁) 這一則講清人葉燮的詩論和詩。
葉燮推重宋詩，認為宋詩不次于唐詩。
貶宋詩的，稱宋人以議論為詩的缺點，葉燮認為議論為詩，杜甫最多，不應貶。
又貶宋人以文為詩，葉燮認為李杜皆以文為詩。
貶宋詩的有嚴羽、高棅，所以葉燮以嚴、高為詩道罪人。
葉燮認為“議論為詩，杜甫最多”。
杜甫的抒情詩，在議論中抒發強烈的感情，所以仍是詩，不同于空談理論。
如《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首詩，後四句是議論。
但這四句的議論是從谒武侯祠，看到了武侯祠的柏森森，及映階碧草和聽到隔葉黃鹂，引起“自春色”“空好音”的感觸，發出了對諸葛亮的深厚激情，因此概括他的一生才有“三顧頻煩”一聯，引起對諸葛亮無限崇敬悲切的心情，才有“出師未捷”一聯。
在這四句的議論裡充滿激情，所以是強烈的抒情詩。
杜詩的議論都是這樣的。
蘇轼的議論，如《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後兩句是議論，但這個議論。
是從蘇轼身在廬山的感受中體會到的一種哲理，不是抽象的議論，是結合形象的一種感觸，是頗近于理趣的詩。
葉燮肯定以議論為詩，當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
再說葉燮的詩，沈德潛《清詩别裁》裡說：“先生論詩，一曰新，一曰深。
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
今觀其集中諸作，意必鈎玄，語必獨造，甯不諧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
”如《楊花》：“小蠻腰瘦不勝情，斷粉飄雲舞裀。
莫使漫天飛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這是詠柳絮，從白居易的“楊柳小蠻腰”來，用小蠻腰來比柳條，把斷粉飄雲來比柳絮，結合小蠻在裀席上舞，說成留在舞裀上。
再結合王昌齡《閨怨》：“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所以說“莫使漫天飛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又如《梅花開到九分》：“亞枝低拂碧窗紗，镂月烘霞日日加。
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
”沈德潛評：“從九分着意，不忍卒讀。
”因為梅花已開到九分，所以提出“一分留作伴”。
這就是尖新之句，顯然宋詩格調。
有人怪他“以險怪為工”，不知這正是宋詩格調，所以稱為“少見多怪”。
沈德潛是宗唐詩的，所以跟葉燮的宗宋詩，“不啻冰炭”。
但沈德潛不忍攻擊老師，替他回護，說他推尊杜、韓，錢先生指出，葉燮和杜韓之作，纖密無氣韻，還不是唐詩格調。
後人推重中唐詩為古今百代之中最佳，可作為晚清同光體詩的推重“三元”的先聲，同光體也是推重宋詩的。
(二二)論方苞 姚南菁記查夏重謂方望溪詩“不能佳”(179)，勸其無作，鮑倚雲謂望溪所撰夏重墓志，“何足以傳”夏重。
《望溪集》卷十《翰林院編修查君墓志銘》道及夏重之詩者，隻雲：“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為君屈……及與交久長，見其于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
”豈夏重不許望溪能詩，望溪耿耿于懷，遂勿願稱夏重之工詩耶？夫夏重以詩名家，茲乃不正寫大書而涉筆旁襯，且先出以疑詞曰“若為屈”，則夏重之詩未必果勝“時賢”也，繼複語氣輕藐，似“詩人”之“目”卑不足道，而夏重亦“微若”不甘自命者。
微詞曲筆，直是刺譏，豈徒“不足以傳”而已。
隻字勿道夏重規其毋作詩事，倘隐衷芥蒂，言之有忸怩欤？然望溪叙事闊略，必有詞自解。
卷六《與孫以甯書》力辨所撰孫奇逢傳中不詳其“講學宗旨”(180)，“平生義俠”，“門牆廣大”，以為“此皆末迹”，“事愈詳而義愈隘”，且引《史記·留侯世家》語為己張目(181)，謂其“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
文過飾說，似是而非。
夫史公雲：“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專指留侯所“言天下事”中之瑣小者，界域甚明。
不然，“老父予書”，史公詫其事“可怪”；“圖狀如好女”，史公歎人不可“貌取”；此等豈“天下之所以存亡”，何以悉“著”不遺哉？作詩之于查夏重，講學之于孫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傳志中安能率爾默爾乎？唐人如陳子昂《率府錄事孫君墓志銘》隻字不道過庭之書(182)(《祭率府孫錄事文》則稱其“墨妙”)，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銘》隻字不道太白之詩(183)，李邕《故雲麾右武衛大将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谥日昭公李府君神道碑》隻字不道思訓之畫(184)，李商隐《刑部尚書緻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隻字不道居易之詩(185)。
相形之下，望溪《編修查君墓志》已非含毫邈然矣。
此類碑志庶足資望溪援例解嘲，然望溪未必知，即知又或不屑也。
(《錢锺書研究》，23—24頁) 這一則講方苞的文品不好。
查慎行勸方苞不要寫詩，他因此專寫古文，寫古文有成就，成為桐城派的開創者。
查慎行的勸導是對他有好處的。
他寫查慎行的墓志，對查勸他不要寫詩的話一點不提，而對查的以詩名家，反而微文譏刺。
他寫孫奇逢傳不講孫的講學宗旨，孫是學者，他的成就就在講學宗旨，不講他的講學宗旨，就是淹沒他的成就。
從這兩篇中顯出他的文品不好。
他還要文過飾非。
他在《與孫以甯書》裡說：“所示群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緻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取生平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内響仰者多。
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
三者詳而征君之志事隐矣。
”方苞寫孫奇逢傳，人家看了不滿意，認為孫奇逢的為人，有三個特點：一是他的講學宗旨比較突出，主張身體力行；二是他的義俠之迹，在明末亂世，他能夠率領幾百家據守險要，保全鄉裡；三是他的門牆廣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對孫奇逢一生這三個突出成就，方苞在傳裡一個都不講，這怎麼算寫傳呢？那不成了抹殺孫奇逢的為人，隻說些空話嗎？孫以甯就這樣向他轉述大家的意見。
從這些意見看，方苞對孫奇逢不滿，故意不講他為人的特點，說些空話了事。
方苞面對人家提的意見，還借司馬遷作張良傳的《留侯世家》來搪塞。
他說：“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
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即認為孫奇逢突出的三點，都不重要，按照司馬遷寫蕭何、曹參、張良傳記的體例，都不必寫。
錢先生指出方苞的文過飾非。
說司馬遷講的，凡張良所講天下事中的瑣小的，即不能突出張良的特點的，可以不寫。
能突出張良的特點的，像在橋上的老人把鞋子掉在橋下，要張良拾起來給他穿上，後來送給張良一本兵法書；寫看張良的畫像個好女，這等瑣屑的事都寫了。
可見隻要有關人物的特點的事都應該寫，才能把人物突出來。
那麼孫奇逢的講學宗旨，是他的突出成就，傳裡怎能不講呢？這個駁斥極為有力。
方苞又提到司馬遷寫蕭曹世家。
再看《蕭相國世家》，寫：“高祖以吏繇鹹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劉邦做小吏，要到成陽服勞役，衆吏送當百錢三個，蕭何獨送五個，即衆吏每人送三百文，蕭何送五百文。
又“秦禦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請得毋行”。
秦禦史大夫要把蕭何調到京裡去，蕭何堅決要求不要調。
這兩件瑣碎的事，都記了。
因為這兩事突出蕭何在做小吏時，就對劉邦比較好，不願離開劉邦，說明蕭何對劉邦的關系不同一般，所以記下，也是抓蕭何的特點。
所以方苞不寫孫奇逢的為人特點，借司馬遷寫世家來做掩飾，完全是文過飾非。
錢先生又指出，方苞要替自己掩飾，可以引陳子昂寫孫過庭墓志，不講孫過庭的專長書法；李華寫李白墓志銘，不講李白的詩；李邕寫李思訓的神道碑，不講李思訓的畫；李商隐寫白居易的墓碑銘，不講白居易的詩。
這些碑志文，可以用來替他辯解。
但方苞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或又看不起這些文章。
這裡指出方苞的學識不足，或者他喜歡用司馬遷來裝門面。
(二三)論錢載詩 (1) 萚石軒屢出，足迹甚廣(186)。
遊曆登臨之作，皆全力以赴，而呆滞悶塞，類于朽木腐鼓，塵羹土飯。
言情古詩以《僮歸》十七首最為傳誦，然詞費意沓，筆舌拈弄糾繞，有故作藹如仁者之态，無沛然肺肝中流出之緻，吾甯取其《寄善元槥》、《懷婦病》、《聞張夫人訃》之樸摯敦實，不揚聲作氣也。
言情近體，世多稱《到家作》第二首之“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
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七律對仗如此流轉，自亦難能，而腔吻太厲，詞意太盡，似遜其《先孺人生日》之“茫茫縱使重霄徹，杳杳難将萬古回”，沈哀隐痛，較耐諷詠。
《六月初三夜哭子》下半首雲：“桑園栖骨冷，螢火照魂孤。
再來知愛惜，鞭撲忍相俱”；因情造境，由哀生悔。
元微之《哭子》第五首雲(187)：“節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詩書望早成。
鞭撲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萚石“再來”二句，絕望中仍為期望之詞，用意又進。
《追憶詩》二十九首悼亡之作，皆苦平鈍，惟第二首之“來生便複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過一層，未經人道；他人隻說到晏叔原詞所謂：“欲将恩愛結來生，隻恐來生緣又短”耳(188)。
此絕與并時沈确士《歸愚詩鈔》卷十四《七夕詞》(189)第四首之“隻有生離無死别，果然天上勝人間”，異曲同工，可為悼亡七絕兩奇作。
(182頁) 這一則講清錢載的詩。
錢載曾任廣西鄉試正考官，江南鄉試副考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提督山東學政，奉命祭告陝西、四川嶽渎，所以說“軒(使臣所乘車)屢出，足迹甚廣”。
他的遊曆登臨之作，如《白雲觀》(在北京)：“豈為南宗别(觀為長春真人丘處機羽化之地)，重尋大極墟。
先生蓑好在，止殺語何如？(丘處機勸元帝止殺)柏子微風際，梅花細雨馀。
十年登閣意，隻益鬓毛疏。
”這詩當是全力以赴之作。
他的《僮歸》十七首，引第一首：“僮沈仆于錢，乃祖父以來。
父衍(放恣)忤我祖，遣去辭其侪。
卅年數飄轉，擔薪鬻官街。
一日我父起，秋風掃庭槐。
我旁見僮父，泥首堂南階。
自言有此兒，多病奴已衰。
諒當委溝壑，乞主憐孤孩。
僮留父竟去，去去不複回。
明旦忽有耗，溘然随黃埃。
”寫接受沈仆的幼兒，有藹如仁者之态，但對于趕走沈仆的事，與沈仆病死，無悼惜的話，無仁者沛然肺肝中流出之緻。
再看《到家作》第二首；“久矣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
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
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
曝檐破襖猶藏箧，明日焚黃隻益哀。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萚石七律，偶舉其一，如《到家作》第二首雲雲，字字沉痛，字字動蕩，其佳處未嘗不從古人來，卻能于古人之外，自成面目。
”再看《壬戌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籠翮思飛孰與哀，哺雛未返母先摧。
茫茫縱使重霄徹，杳杳難将萬古回。
廚下米薪如手辦，堂前風雨莫花開。
讀書兩字從頭誤，直悔男兒堕地來。
”錢先生認為《到家作》的兩聯對仗如此流轉，即意思連貫而下，自亦難能。
但認為缺少含蓄，不如《先孺人生日》中一聯的沈哀隐痛。
錢先生又舉《六月初三夜哭子》的因情造境，由哀生悔，較元稹《哭子》詩用意更進一層。
按結合“桑園”“螢火”的“因情造境”說，也勝過元稹詩。
錢先生又談到錢載的悼亡詩透過一層，未經人道。
用來和沈德潛的《七夕詞》的一聯相比，沈詩隻說天上牛女的生離，勝過人間夫婦的死别，不如錢詩的深情沉痛。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萚石先生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刻為主，有時或入于澀滞，而必切事以抒辭，有時或出以纖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必詩中空架子假門面之語，皆掃而空之，故集中時有獨到處。
”這樣指出錢載詩的成就和不足處，可以和錢先生的評論互參。
(2) 萚石詩多有學東野者(190)，如《古琴》、《雪夜》兩五古；有似竟陵派者(191)，如《驟雨過南湖》一五律，其“發動涼于樹，船來活似萍”一聯，乃锺譚句樣，好以鄉談裡諺入詩，而自加注釋，如《葑門口号》之“修娖”“白相”。
則又似放翁慣技(192)。
然所心摹手追，實在昌黎之妥貼排奡，不僅以古文章法為詩，且以古文句調入詩。
清代之以文為詩，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濫于是。
固宜推為先覺，亦當懸為厲禁。
至其盡洗鉛華，求歸質厚，不囿時習，自辟别蹊；舉世為蕩子詩，輕脣利吻，獨甘作鄉願體，古貌法言。
即此一端，亦豪傑之士。
萚石早歲，未嘗不作風緻空靈之詩，今都删不入集，而 見自注中。
參觀《匏廬詩存》卷七《題國朝名家詩集》(193)。
如《秦淮河上》之“辛夷開 後水榭，乙鳥飛來畫簾”；《溪館偶題》之“春色欲尋有處，少年能駐何時”；《志略》之“十月花開春自小，三竿日出睡方深”；體格輕巧者隻存一二。
壯悔之心，矯枉之旨，灼然可見。
雖然，萚石力革詩弊，而所作幾不類詩，僅稍愈于梅宛陵爾(194)。
決海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酖止渴，渴解而身亡。
此明道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195)。
(176頁) 這一則對清錢載的詩作全面的論述。
認為他的詩有學孟郊的，如《古琴》：“歲久紋斯斷，材良尾不焦。
彈非無汲郡，制或自雷霄。
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
以之橫膝坐，讵獨萬情超。
”如《雪夜》：“霰粒晚如米，飄瞥遂無聲。
窗燈冏(jiǒng透明)初夜，街柝沉三更。
洋洋竟焉薄，寒切寓屋身。
凄凄隔我夢，默默思我親。
老梅外塾倚，修竹中廚鄰。
荒雞喔喔鳴，天意其為春。
我行非踐地，我出非幹人。
悔殊昔賢讀，而豈有私貧。
”孟郊寫的多五言古詩，在藝術風格上，善于把真實的體驗和感受，凝聚在簡短的篇幅裡，構思鑄語，入木三分。
《古琴》詩寫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見《列子·湯問》。
錢載把它凝聚成“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兩句五言古詩，融入他的《古琴》詩中，木落則高山石出，天寒起大海潮音。
用“木落”“天寒”來作陪襯，把“若江河”變成大海潮音，更顯突出。
又如《雪夜》的“凄凄隔我夢，默默思我親”。
雪夜思親，不能入睡，不能在夢中相見，錢載也凝聚成兩句五言古詩，在藝術風格上是學孟郊的。
竟陵派锺惺、譚元春的詩，标舉幽深孤峭的宗旨，觀察到别人不注意處。
而錢載的《驟雨過南湖》就像竟陵派詩，他的《驟雨過南湖》：“亂激水心白，微開天角青。
數漁歸草舍，一笛隐花汀。
發動涼于樹，船來活似萍。
煮茶人漫汲，中恐帶龍腥。
”寫驟雨則有風，故“發動涼于樹”，船在水上飄，故“船來活似萍”。
驟雨則雨點大，故“亂激水心白”，用一“白”字，寫出獨特感受。
驟雨是陣雨，天邊一角有雲開見青天的，“微開天角青”，這也是獨特體會。
錢先生又指出錢載以鄉談裡諺入詩，如《葑門口号》：“殘雨遙天挂，女兒裙帶兩心同。
荷花船好便修娖，薄相來消蕩口風。
”自注：“修娖、薄相，皆吳下諺。
薄讀如勃。
”修女娖，收拾好的意思。
薄相，今作白相，遊玩的意思。
到蕩口去白相，蕩口是地名。
此外，錢先生又講錢載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如“《觀畫圖》之‘人事無常畫中畫，畫中看畫無人會。
我今猶是畫中人，畫外居然發長喟’。
”(《談藝錄》179頁)萚石這方面的詩，見另一則“箨石軒屢出”節。
錢先生又指出“清代之以文為詩，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濫于是”。
“萚石軒屢出”節，指出他的《到家作》第二首《先孺人生日》詩，可作為以文為詩中的“莫大于是”的例子。
至于“莫濫于是”，當指他用虛字作詩。
“萚石詩用虛字，殊多濫惡。
古體中每以虛字湊足一句字數……《望岱》曰：‘孔子未雲天下小，我皇複以聖人登。
性之善者斯為準，春若生時物可憑。
’”(同上180頁) 錢先生又指出箨石早歲作風緻空靈之詩，如“辛夷開後水榭，乙鳥飛來畫簾”。
辛夷即玉蘭花，春天開花。
乙鳥指燕子，春天飛來。
這兩句有詩情畫意。
再像“春色欲尋有處，少年能駐何時”，寫得比較空靈。
但後來他都删了，力革舉世為蕩子詩的毛病，寫得拙樸，僅稍勝過梅堯臣。
錢先生《宋詩選注》的《梅堯臣》裡說：“他要矯正華而不實、大而無當的習氣，就每每一本正經的用些笨重幹燥不很像詩的詞句來寫瑣碎醜惡不大入詩的事物，例如聚餐後害霍亂、上茅房看見糞蛆、喝了茶肚子裡打咕噜之類。
可以說是從坑裡跳出來，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裡去了。
” (二四)論學人之詩 (1) 同光以前，最好以學入詩者，惟翁覃溪(196)；随園《論詩絕句》已有夫己氏“抄書作詩”之嘲(197)。
而覃溪當時強附學人，後世蒙譏“學究”。
參觀《越缦堂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98)。
以癡符，買驢券之體(199)，誇于世曰：“此學人之詩”；竊恐就詩而論，若人固不得為詩人，據詩以求，亦未可遽信為學人。
萚石、覃溪(200)，先鑒勿遠。
顔黃門《家訓·文章》篇曰(201)：“但成學士，自足為人。
必乏天才，勿強命筆。
”人之小有詞翰，略窺學問，春華則豔慚庶子，秋實又茂謝家丞；譬之童牛角馬，兩無所歸，卮言日出，别标名目。
《晚晴簃詩彙·序》論清詩第二事曰(202)：“肴核墳典，粉澤蒼凡。
證經補史，詩道彌尊。
”此又囿于漢學家見地。
必考證尊于詞章，而後能使詞章體尊。
王仲任《論衡·超奇》(203)篇說“儒生”、“通人”、“文人”、“鴻儒”之别，而論定之曰：“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
”所謂“鴻儒”者，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
又《佚文》篇曰：“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人所能為”；又《書解》篇曰：“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
世儒業易為，文儒業卓絕。
”是則著書撰文之士，尊予經生學人多矣。
如漢人緒論，為漢學者不應不知。
東漢而後，舉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藝，孝廉策經學，晉宋積重秀才。
《南齊書》卷三十九《劉、陸澄列傳》言此甚明(204)。
擀澄号當世碩儒，以讀《易經》不解，撰《宋書》不成，王儉遂有“書廚”之诮(205)。
北朝崇質輕文，經學盛于南朝。
而《北齊書》卷四十四《儒林傳》(206)載劉晝自恨不學屬文，作《六合賦》，自謂絕倫，吟諷不辍，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功，見于斯矣。
我讀儒書二十馀年，而答策不第。
始學為文，便得如是。
”又載馬敬德研求《左傳》，生徒甚衆，将舉為孝廉，固辭不就，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純儒，無意推薦。
可見學人之望為文人而不可得。
(178—179頁) 這一則從翁方綱講起，講到詩歌與學術不同。
袁枚論詩講性靈，批評翁方綱以抄書當作詩。
當時翁方綱提倡“學人之詩”，所以被譏為“學究”。
詩歌與學術不同，這點顔之推在《顔氏家訓》裡已經講了，講學術的可以成為學士，即學者。
不必勉強作詩。
倘沒有才華，就作不好詩，缺少學問，就成不了學者。
揚雄在《太玄經》三《更》中說：“童牛角馬”，好比像牛則無角，像馬則有角，都不像，“兩無所歸”了。
《晚晴簃詩彙·序》裡講：排列三墳五典的典籍，用作的《蒼颉》《凡将》篇的古小學書，即要證經補史來作詩，認為詩道更受人尊重。
這是受到漢學家的局限，認為考證學比詞章尊貴，所以要把考證學運用到詩歌創作中去。
錢先生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因此引王充《論衡》中的說法，把讀經的稱為儒生，創作文章的稱為鴻儒，認為創作文章的人勝過儒生。
漢朝以後，研究經書的考孝廉，創作文藝的考秀才，晉宋時看重秀才。
又舉陸澄、劉晝、馬敬德三例，說明學人望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會創作文藝，勝過儒生。
這裡談到翁方綱，提倡“學人之詩”，即“肌理說”。
他在《詩法論》裡說：“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
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
”“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則先河後海，或源或委，必求諸古人也。
夫惟法之盡變者，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
”(《複初齋文集》八)他講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後海，這個本指什麼，如“詩言志”，“詩緣情”，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
有窮形盡變之法，講大而始終條理，細而用字論音到承接轉換，那怎樣窮形盡變呢？根據不同的言志緣情，作出窮形盡變來，因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達不同情态的文辭也不同，這就需要窮形盡變了。
這樣，“肌理說”有兩種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這是救神韻派詩的空虛；二是條理的理，即窮形盡交的理，糾正格調派的模仿。
但“學人之詩”，還是受當時考證學的影響，以金石考訂為詩，這又走入歧途。
他的立本，不是以表達情理為本，以金石考證為本，他的窮形盡變，不是講表達不同的情理，講表達不同的金石考訂之學，成了學人的韻語，不成為詩人的詩了。
(2) 夫以萚石之學(207)，為學人則不足，而以為學人之詩，則綽有馀裕。
此中關捩，煞耐尋味。
锺記室《詩品·序》雲(208)：“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雖謝天才，且表學問。
”學人之詩，作俑始此。
杜少陵自道詩學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209)；信斯言也，則分其腹笥，足了當世數學人。
山谷亦稱杜詩“無字無來曆”(210)。
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學人之詩”題目《草堂》一集者乎(211)。
同光而還，所謂“學人之詩”，風格都步趨昌黎(212)；顧昌黎掉文而不掉書袋，雖有奇字硬語，初非以僻典隐事驕人。
其《答李翌書》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學而自畫，已異于博覽方聞。
《進學解》曰：“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又一若河漢無涯涘，足以為學人者。
然讀《答侯繼書》，則昌黎用意自曉。
《書》曰：“仆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
然所志惟在其意義，至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門戶”雲雲，則亦如孔明之“僅觀大略”(213)，淵明之“不求甚解”(214)。
舍名數而求意義，又顯與戴東原《答是仲明書》背道以趨(215)，蓋詩人之學而已。
故得殷侑《公羊傳注》，答書至雲：“每逢學士真儒，愧生顔變，不複自比于人。
”昌黎不自居學人，即此可證。
唐後首學昌黎詩，升堂窺奧者，乃歐陽永叔，永叔固即劉原父所譏為“歐九不讀書”者(216)。
閻百詩《困學紀聞箋》卷二十謂(217)：“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青主以百詩為附和原父(218)。
要之歐公不得為學人也。
清人号能學昌黎者，前則錢萚石，後則程春海、鄭子尹，而朱竹君不與焉(219)。
萚石實非學人，詩佳處亦都在放筆直幹，非以襞奧衍開生面。
程鄭皆經儒博識，然按兩家遺集，挽硬盤空，鳌呿鲸掣。
悟無本“膽大過身”之旨(220)，得昌黎以文為詩之傳，堪與宋之王廣陵鼎足而三(221)；妙能赤手白戰，不借五七字為注疏考據尾闾之也。
(177—178頁) 這一則講“學人之詩”，清錢載的詩是“學人之詩”，他做“學人”不夠，作“學人之詩”有多馀，即學問有馀。
因為锺嵘《詩品·序》稱：“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即在南北朝宋武帝大明，宋廢帝秦始中(457—471)，作詩多用故事，近乎抄書。
用古語來申今情，顯得拘攣；湊合故事，好像打補釘。
這樣來寫詩，用不到很多學問。
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
像杜甫“讀書破萬卷”，他的學問，可以抵幾個學人。
但杜甫的詩不是用故事填湊的，所以杜甫是“詩人之詩”，不是“學人之詩”。
晚清“同光體”詩，“同光體者，蘇堪(鄭孝胥)與餘戲稱同(同治)光(光緒)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陳衍《沈乙庵詩序》)。
同光體詩學習韓愈的詩，韓愈掉文而不掉書袋，掉文指詩中有奇字硬語，不掉書袋，即不編織古語故事來作詩。
韓愈對于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但他的志趣隻在求意義，相當于略觀大意，與清代考證學的從考證文字、音韻、訓诂、名物、制度等不同，因此他研究的是“詩人之學”，跟學人之學不同。
他不認為自己是“學人”。
歐陽修繼承韓愈，他的研究學問，也是“詩人之學”，有利于寫詩文，不用力于考證，所以他也不是“學人”。
清代的錢載學韓愈，也不成為學人，詩也有佳處。
稍後的程恩澤、鄭珍學韓愈的以文為詩，與宋的王令硬語盤空、氣概闊大的鼎足而三，他們做的是“詩人之學”，不同于“學人之詩”。
錢先生在這裡從“學人之詩”講起，結合錢先生《宋詩選注》王安石篇來看，錢先生講了四種詩：(一)以學人而為詩人的詩，如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就“破萬卷”說，已經是學人，但不靠編織故事以為詩，還是寫出詩人之詩。
(二)雖夠不上稱學人，但好學問或“不求甚解”，即以“詩人之學”而為“詩人之詩”，如韓愈、歐陽修、陶淵明。
(三)既是學人，有時又搬弄詞藻典故來作詩人之詩，成為搬弄典故詞藻的詩。
如王安石的詩。
(四)“文章殆同書抄”的“學人之詩”，如《詩品》中說的。
(二五)論趙翼詩 瓯北詩格調不高，而修辭妥貼圓潤，實冠三家(222)。
能說理運典，恨鋒铓太露，機調過快，如新狼毫寫女兒膚，脂車輪走凍石坂。
王麓台論畫山水雲(223)；“用筆須毛，毛則氣古味厚。
”瓯北詩筆滑不留手，脫稍加蘊藉，何可當耶。
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
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
瓯北輩詩動目而不耐看，猶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緣刃薄鋒利而背不厚耳。
(134頁) 這一則講趙翼詩。
趙翼有《論詩》：“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争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随人說短長。
”“少時學語苦難圓，隻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詩解窮人我未窮，恐因詩尚不曾工。
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從這五首詩看，趙翼論詩，主張争新，因為天工人巧都在争新，是符合自然和社會的變化的。
要獨具隻眼，有自己的主張。
要人工和天分的結合，像風格，跟個性有關，這就跟天分有關。
錢先生稱他的詩，修辭妥貼圓潤，能說理運典，這五首詩就可作例。
《論詩》講他的詩論，即屬說理，說得明白暢達。
再看他的用典，有融化的工夫，如“預支五百年新意”，就用了《孟子·公孫醜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但用得使人不感到他在用典。
再像“詩解窮人我未窮”，用了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再像“熊魚自笑貪心甚”，用了《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樣用典，用得自然而不像在用典。
錢先生指出他鋒铓太露，機調過快。
如“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比起杜甫稱“王楊盧駱當時體”為“不廢江河萬古流”來，即李杜詩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就顯得趙翼論李杜，不免“鋒铓太露，機調太快”了。
再像“矮人看戲何曾見，都道随人說短長”也一樣。
再像《雜題八首》之一：“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悉。
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神龍行空中，蝼蟻對之揖。
禮數雖則多，未必遂鑒及。
”這後四句也是鋒铓大露，機調過快。
(二六)論田雯尊宋詩 清初漁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極尊宋詩，而尤推山谷者，則田山薑是也(224)。
《古歡堂雜著》卷一力非論詩分唐宋而二之，謂“梅、歐、王、蘇、黃、陸(225)，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
卷二謂七言古“至唐末式微。
歐陽崛起，直接杜韓而光大之。
山谷從杜韓脫化，創新辟奇，風标娟秀，陵前轹後，有一無兩。
宋人尊為江西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又謂山谷七絕“新潔如繭絲出盆，清飏如松風度曲，下筆迥别”。
卷三駁謝茂秦之薄蘇黃(226)。
《文集·序》卷一《芝亭集序》謂：“宋人之詩，山谷為冠；摩壘堂堂，誰與為敵”；真笃于好而敢于言者矣。
然餘細繹山薑撰述，複征《香祖筆記》卷九所記其處方改藥名轶事(227)，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塗澤挦撦以為博奧。
故《雜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228)”；卷六謂“生平于佳句善字，每好摘錄，人有饾饤之譏”，乃引山谷《答曹荀龍書》以自解；同卷論古文亦引山谷“陳言使妍妙”之說。
則其所得于山谷者，恐亦不過朱少章所謂山谷之“昆體工夫”(229)，洪覺所謂“言用不言名”(230)，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法”耳(231)。
故《雜著》卷一袒明七子而斥《列朝詩集傳》(232)，參觀《文集》卷一《木齋詩序》。
蓋七子學古，亦妝點字面，牧齋《讀杜小箋》識語(233)，至以“山谷隔日瘧”斥之者也。
卷二論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
着眼得力，在此等處，于神韻氣骨，所窺殊淺也。
如評放翁七古曰：“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非章子厚所謂“海行言語”而何(234)。
(110—111頁) 這一則講田雯，先講田雯的論詩，推宋詩，推重黃庭堅詩。
認為黃庭堅詩從杜甫、韓愈脫化，創新辟奇，可以繼承杜甫。
又駁謝榛的看輕蘇轼黃庭堅。
田雯在《古歡堂雜著》卷三說：“《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
’後引蘇、黃之詩以為式……茂秦視蘇、黃詩為何物耶？”謝榛認為作詩用宋事是一病，引蘇、黃詩作例，田雯認為不對，即肯定蘇、黃詩的用事。
但他主張用奇字，錢先生指出他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
按《古歡堂雜著》卷一：“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
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
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嵬眼耳(猶言驚奇)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複之。
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雲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欤？”其實揚雄文艱深而淺陋，遭到後人批評，不必學。
而司馬相如、班固的賦，因為漢人通小學，在描狀物态時，用了漢代的語言，到後代人認為奇字，在他們當時隻是用當時的語言，說他們好用奇字，并不确切。
至于清代人，要用清代已不通行的漢賦中字，就更不對了。
田雯還稱黃庭堅的“陳言使妍妙”，指要用古人用過的陳言。
所謂“昆體工夫”，指摹仿李商隐體，洪覺在《冷齋夜話》裡講奪胎換骨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當即“言用不言名”。
至于“減字換字法”，即用古字換今字。
至于明七子學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摹仿秦漢文，盛唐詩，也有用秦漢時文字來裝點字面的。
因此田雯的袒明七子而斥錢謙益《列朝詩集傳》的批評明七子，是不對的。
田雯的《雜著》卷二說：“陸務觀(遊)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有作詩之樂，而無傷于大雅。
”着眼在陸遊的取料上，所窺殊淺。
《雜著》又說：“陸務觀挺生其間，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
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工力不及前人，亦一傑構。
”錢先生稱這樣說是“海行言語”，當指不中肯、不确切意。
錢先生在《宋詩選注》裡講陸遊詩的兩個特點：“一方面是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複喪失的疆土，解放淪陷區的人民；一方面是閑适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
”這兩點都有他的特色，與杜、韓、蘇，黃不同，田雯沒有看到這些。
田雯的詩，如《翠微寺》：“诘曲曆石齒，沿溪樹溟濛。
招提門何向，陂陀無人。
峭崖立萬仞，惆怅林路窮。
豈知披榛莽，纡回流水通。
一僧出汲水，竹戽行相從。
長绠下深澗，剨豁驚蟄龍。
淅淅石湫雨，泠泠葛花風。
前循略彴去，木杪聞清鐘。
”這首詩是比較清淡的，但還用了“剨(huō豁)”，象聲字，而不用“嘩”字。
“略彴”即小橋，但他不用通行的“小橋”兩字，這裡還顯出換字法來。
(二七)論詩文之累 黃公謂“詩文之累，不由于謗而由于谀”(235)，其理深長可思，餘則欲更進一解曰：詩文之累學者，不由于其劣處，而由于其佳處。
《管子·樞言》篇嘗謂(236)：“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最是妙語。
蓋在己則竊憙擅場，遂為之不厭，由自負而至于自襲，乃成印闆文字；其在于人，佳則動心，動心則仿造，仿造則立宗派，宗派則有窠臼，窠臼則變濫惡，是則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茲臭腐，尊之适以賤之，祖之翻以祧之，為之轉以敗之。
故唐詩之見棄于世，先後七子拟議尊崇(237)，有以緻之也，宋詩之見鄙于人，閩贛諸賢臨摹提倡(238)，有以緻之也。
他若桐城之于八家(239)，湖外之于八代(240)，皆所謂溺愛以速其亡，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
雖明人好立宗派如锺伯敬輩(241)，亦略窺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詩序》力辟“竟陵詩派”之說，以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
《尺牍新抄》一集卷五載吾鄉堵廷棻一書雲(242)：“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觞。
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綠，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謂真色人難學，其毒甚于诋诃也。
”真痛乎言之矣。
螙生于木，還食其木；本是獅子蟲，反把獅子壞。
《隋書》卷四十五高祖嘗歎(243)：“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雲門說法(244)，不許弟子稗販，有以夫。
(171—172頁) 這一則講詩文之累，即詩文之失與得，有辯證觀點。
《管子·樞言》說：“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遊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
”梁池當指橋下水流湍激處。
善遊泳的自恃善遊，遊泳到水旋渦處，被卷入旋渦中死去。
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鳥獸，被猛獸所害。
這即是失由于得。
作者也這樣，像陸遊工于作詩，長于作對仗。
但詩作得多了不免詩句命意前後相襲。
如《唐安徙家來和義》：“身如林下僧，處處常寄包；家如梁上燕，歲歲旋作巢”；《病中簡仲彌性等》雲：“心如澤國春歸雁，身是雲堂早過僧”；《寒食》雲：“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羨遊僧處處家”；《秋日懷東湖》雲：“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夏日雜題》：“情懷萬裡長征客，身世連床旦過僧。
”(《談藝錄》126頁)這就是“遂為之不厭，由自負而至于自襲”了。
再就曆代詩的盛衰演變說，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說：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
矯六朝骈麗饤饾之習者，以流麗勝。
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
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
已固大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
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
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為詩…… 這裡指六朝崇尚骈麗，骈麗之失在編織典故；矯編織典故的得之于流麗，流麗之失在輕纖。
矯輕纖的得之于闊大，闊大的失在粗莽；矯粗莽的得之于情實，情實的失在俚俗。
矯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狹。
說明失的産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産生得。
有得就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轉為失。
有失就有人起而矯正，由矯正而有所得。
得失就這樣轉化。
晚唐詩失在纖靡，宋詩用擴大境界來矯正它。
宋詩走入以學問為詩，所以明代前後七子又走上模拟漢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體又提倡學習宋詩。
至南社派詩人起來又攻擊同光體。
所謂“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
有迹有名，必有人稱譽而引起模仿，産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窮。
這就是“踵習之流極”，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産生流弊。
流弊産生以後，“議作者之濫觞”，認為開始創作一種新的流派或新的風氣的也受到議論批評。
這樣，“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綠”，絕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點了。
模仿名作的好比獅子蟲，他們的模仿損害名作，好比獅子蟲損害獅子。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詩，使人家厭棄盛唐詩轉學宋詩。
但盛唐大詩人李杜，真像韓愈《調張籍》說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并不因為明七子的模仿而損害他們的偉大；宋代歐蘇作為大詩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體的模仿而有損害。
西施作為絕代佳人，并不因東施效颦而變醜。
(二八)評黃遵憲詩 (1) 近人論詩界維新，必推黃公度(245)。
《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為作手。
五古議論縱橫，近随園、瓯北(246)；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雲(247)；七絕則龔定庵(248)。
取徑實不甚高，語工而格卑；伧氣尚存，每成俗豔。
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249)：“贍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
大膽為文處，亦無以過其鄉宋芷灣(250)。
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
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緻。
譬如《番客篇》，不過胡稚威《海賈詩》(251)。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不過《淮南子·俶真訓》所謂(252)：“槐榆與桔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詩所謂(253)：“高士累朝多合傳，佳人絕代少同時”；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黃白黑種同一國”耳。
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時者，皆好公度。
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254)，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
(23—24頁) 這一則講清末黃遵憲的詩。
在康有為、梁啟超提倡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在《與菽園論詩》中說：“新世魂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
”主張在詩歌上融合歐亞，創造異境新聲。
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提倡“詩界革命”。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中說：“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成其為詩。
”“時彥中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
”錢先生認為“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所以稱他們為“詩界維新”，不稱為“詩界革命”。
錢先生推“《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為作手”。
黃遵憲的“奇才大句”是怎樣造成的？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寫：“仆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
今之世異于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
嘗于胸中設一詩境：一曰，複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
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于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
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曆，皆筆而書之。
其煉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
”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采歐美人之長，荟萃熔鑄而自得之。
尤倜傥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
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辟，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缟鶴，無非珍奇矣。
”這樣推重黃遵憲的詩。
錢先生有不同看法。
認為他的五古議論縱橫，近袁枚、趙翼，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位，七絕則龔自珍。
語工而格卑，伧氣尚存，每成俗豔。
大膽為文，亦無以過其鄉宋湘。
對于“無以過其鄉宋芷灣”的評語，錢仲聯先生說：“以單行之氣運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詩的專長，而作者生長在宋湘的家鄉，很早從《紅杏山房詩》中有所濡染，也是無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裡，還明顯地保存着學習宋湘詩的痕迹。
”(《人境廬詩草箋注》前言)至于“伧氣尚存，每成俗豔”的評語，又見下論黃遵憲詩。
錢先生對别人贊黃遵憲詩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認為“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化電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
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緻”。
錢先生論嚴複、王國維詩，就是從新理緻着眼的。
這樣觀察，就比較深刻了。
推重黃遵憲詩有新理想的，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為《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
”又像《番客篇》，寫南洋華僑風俗及其悲慘遭遇。
這些詩就是寫新内容的。
錢先生認為這些詩還沒有新理緻。
錢先生認為《番客篇》，不過像胡稚威的《海賈詩》，寫海上商人的生活。
像《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黃遵憲在新加坡華僑佘山樓養病，那裡“雜花滿樹，無冬無夏，餘手摘蓮菊桃李同供瓶中”，見《己亥雜詩》自注)，以蓮菊桃花合在一起來抒發不同種族的團結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訓》裡以“槐榆與桔柚”合在一起，來比把苗族遷到三危，使苗族與三危地區的人合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來比高士合傳，佳人同時。
不過黃遵憲生在清末，所以不說“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說“黃白黑種同一國”了。
這是說，黃遵憲詩裡寫的，類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寫過，不過時代不同，說法稍有不同罷了。
又提到“贍而不流”，說黃遵憲的詩，贍而不免于流。
即内容豐富而文辭不夠凝煉吧。
(2) 評黃公度詩一節，詞氣率略，鄙意未申。
吳雨僧先生頗緻不滿(255)，嘗謂餘曰：“‘新學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
子持論無乃太苛乎。
”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華大學為外語系講授中國舊詩，以公度之作為津梁。
餘事不挂心，鬼來擘口，悚謝而已。
錢君仲聯箋注《人境廬詩》(256)，精博可追馮氏父子之注玉溪、東坡(257)，自撰《夢苕庵詩話》，亦摘取餘評公度“俗豔”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