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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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至極，朱熹曾懷疑陶弘景撰寫此書時，從佛家的《四十二章經》裡竊得不少，特别是關于下地獄、托生等荒誕之說，更是竊自佛書中。
這裡紀昀沒有說李商隐從《真诰》中作手腳，但也指出他寫得跟《真诰》一樣。
其實李商隐根本沒有升仙的事，李詩中寫升仙經曆，就是從《真诰》中學來的。
所謂“章咒氣”，就是指詩從《真诰》裡來，帶有《真诰》的章咒氣。
然而，蘇轼的《讀道藏》卻不同： 嗟餘亦何幸，偶此琳宮居。
宮中複何有？戢戢千函書。
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
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
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徐。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
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蘇轼的詩，是一篇詩體讀書筆記，先寫《道藏》的來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視等等，後寫道家虛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潔。
否則厭世而去，氣絕之後，用粗竹席裹屍。
人皆不注意學道，歸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這是我的幽憂。
這首詩寫出作者對《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氣不同，也就是說蘇轼的詩寫得比李商隐好。
指出詩的風格應避免有章咒氣，避免有偈頌氣。
(七)以詩品作詩 以“詩品”作詩，可上溯《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98)；少陵“翡翠蘭苕”(99)，退之“鲸牙龍角”(100)，濫觞于是矣。
(《錢锺書研究》11頁) 以“詩品”作詩，可以追溯到《詩經·烝民》，尹吉甫作詩送别仲山甫，稱所作的詩“穆如清風”，用詩句來講這首詩。
用詩句來講詩的，叫以“詩品”作詩。
最突出的是唐代《詩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評詩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詩，即以詩來評詩。
“穆如清風”便是以詩句來評詩，所以是以詩評詩最早的。
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
”也是以詩評詩，用詩句來評兩種風格：一種翡翠蘭苕，是秀麗的風格；一種鲸魚碧海，是雄偉的風格。
韓愈的《調張籍》：“刺手拔鲸牙，舉瓢酌天漿。
”是贊美一種雄奇的風格。
又《送無本師歸範陽》：“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是贊美一種驚險的風格。
此外如劉禹錫的《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韻》：“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
郢人斤斫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裡稱為以詩評詩的“佳例”。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也是以詩體談藝者，然杜韓以詩評詩最為著名。
為具體了解以詩評詩之體，特列舉元好問《論詩絕句》中的幾首，以助從中窺見運用絕句形式寫作詩論、詩評的一斑。
如第一首：“漢謠魏什久紛纭，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泾渭各清渾。
”開宗明義，他對漢魏以來詩作“紛纭”、孰為“正體”、無人評說的情況不很滿意，才決意自己以詩評詩。
三十首絕句，從漢魏的古詩到宋詩，摘其要者幾乎都發表了意見，形成一組有系統有見解的文學批評佳作。
元好問對陶潛的評論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陶詩語言天然渾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點，他很贊賞。
元好問是以建安風骨為論詩準則，所以對劉琨、張華，有自己的看法：“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邺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他認為好詩要有風骨，要有悲壯慷慨之氣，劉琨正以悲壯取勝，所以賞識；張華雖然兒女情多于風雲氣，但他以為也勝過李商隐、溫庭筠。
對待民間文學，他推崇具有清新剛健之氣的《敕勒歌》：“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問的好惡，他對曆代文壇詩作，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有理論，有文采，使其成為以詩體論詩的重要作品。
(八)傳記通于小說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書望溪集書左忠毅公逸事後》(101)雲：“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數行文字，奕奕有生氣。
然據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雲(102)：‘逆珰陷師于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
法不忍，師見而颦蹙曰：爾胡為乎來哉！’忠正述當日情事，必不追諱，豈易以一言哉。
《龍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樞輔史公傳》(103)亦隻雲：‘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按《戴南山全集》(104)卷八《左忠毅公傳》記此事雲：“光鬥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105)。
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106)。
今子出身犯難，殉硁硁之小節，而撄奸人之鋒。
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與史、左兩文所記不甚合。
然《望溪文集》(107)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節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
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無愧平氏所稱“奕奕有生氣”。
蓋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點睛，一篇跳出。
史傳記言乃至記事，每取陳編而渲染增損之，猶詞章家伎倆，特較有裁制耳(參觀《管錐編》117頁又《宋詩選注》論範成大《州橋》)。
劉子玄讀史具眼(108)，尚未窺此，故堅持骊姬“床笫私”語之為紀實(109)，隻知《莊子》、《楚辭》之為“寓言”、“假說”而不可采入史傳(參觀《管錐編》165頁、1297頁)。
于“史”之“通”，一間未達。
譬如象之殺舜(110)、子産之放魚(111)，即真有其事，而《孟子·萬章》所記“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爾”、“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語，斷出于懸拟設想。
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說、院本。
儒宗“傳記”(參觀趙岐《題辭》)，何減“園吏”“騷人”之“僞立賓主”哉。
當吾國春秋之世，希臘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書記言(112)，早謂苟非己耳親聆或他口所傳，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當然而代為之詞，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
行之匪艱，行而自省之惟艱，省察而能揭示之則尤艱。
古希臘人論學談藝，每于當時為獨覺(113)，于後代為先覺，此一例也。
(363—365頁) 《毛穎傳》詞旨雖巧(114)，情事不足動人，俳諧之作而已。
唐人卻有以與傳奇小說等類齊舉者。
李肇《國史補》(115)卷下雲：“沈既濟撰《枕中記》(116)，莊生寓言之類(117)。
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118)。
二篇真良史才也。
”評小說而比于《史記》，許以“史才”，前似未見。
《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韻見答》雲：“史筆縱橫窺寶铉，詩才清壯近陰何”(119)，自注：“幹寶作《搜神記》，徐铉作《稽神錄》，用意亦同。
”李卓吾、金聖歎輩評《水浒》“比于班馬”(120)，“都從《史記》出來”等議論，阿堵中已引而未發矣。
(121)(384—385頁) 《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122)。
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
參觀《管錐編》166頁《增訂之二》。
(《錢锺書研究》11頁) 這裡講到傳記、曆史散文與傳奇小說有相通處。
這是三種不同的文體，錢先生認為從不同文體中可以看到相通之處。
平步青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說文字“奕奕有生氣”，不是憑空虛贊，而是與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樞輔史公傳》、戴名世的《左忠毅公傳》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很有說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鬥，遭到閹黨魏忠賢的誣陷，死于獄中。
他是人中的伯樂，在史可法還是書生時，便發現他是個人才，給以提攜和訓導，史可法後來終成抗清名臣。
錢先生舉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寫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光鬥一段，目的就在于說明不同才力的人運用不同文體所産生的不同效果。
現比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師見而颦蹙(憂愁不樂)曰：‘爾胡為乎來哉！’”左公隻說了這樣一句感歎的話，可以看作是史可法親身經曆的真實記錄。
左光先《樞輔史公傳》：史可法在獄中見到左公，左公說：“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這是弟弟為兄作傳時代言的話，提到了“死”，多了一點危險的内容，進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傳》：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公竟說了六十二個字的話，把入獄的前因後果，都說得有條不紊，并對史可法作了日後的交代。
顯然這些都是戴氏構想中代左公立言。
這個寫法在當今的作品中常見運用，是作者生怕讀者看不明白，才虛構得頭頭是道，句句是實話，可惜沒有顧及到當時危急的情勢，是否有條件說這些話。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為生動感人。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僅用九個字，形象地寫出史可法探監之難，左公已遭酷刑之慘，都見于言外。
接着寫左公聽到史的聲音，卻睜不開眼，“乃奮臂”把眼睛撥開，“目光如炬”，怒斥史，說了四十七個字的話：“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
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把左史的關系，彼此的情感，以及兩人不可一世的氣概和會見的氣氛，都寫得“奕奕有生氣”，感人至深。
對此，想到以下幾點：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獄中會見的實情，好比骨頭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測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畫龍點睛，更能把握環境，傳達史、左兩人高貴的品質和情操，以及埋在人們心裡對史、左兩人的崇敬之情。
因此，方苞對人物的刻畫和對環境氣氛的渲染，都使人覺得合情合理。
戴名世則對這些方面把握得不夠。
(二)文學作品，無論反映曆史事件，還是現實生活，都離不開寫人與事，而怎樣寫才能給人以真實感，從戴《傳》、方《逸事》的寫法可以得到啟示：瑣細的表面現象不等于真實，而與所寫有關的入情入理之言與事，則不可有所遺漏。
如《管錐編》117頁寫禽言之“拟聲達意”，即出于想象。
又如《宋詩選注》範成大《州橋》注：“确确切切的傳達了他們(淪陷區人民)藏在心裡的真正願望”，“我們讀來覺得入情入理”，這也靠想象和體會。
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中國工于記言的史籍也不例外。
如《管錐編》166頁：“《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又如《左傳》寫骊姬床笫私語，介之推與母親偕逃前的對話，皆是“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所謂“記言”，皆由史家“懸拟設想”，“揣想生象”，虛拟合情合理的言與事，使其達到“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的效果。
所以說文學作品和史傳作品，在寫法上有相通之處，就在于擺脫不掉虛構和代言。
(三)韓愈為毛筆作傳，雖以“傳”名，實則是以傳記文學的手法寫作的一篇警世諷時之寓言故事。
韓愈把毛筆人化，以戲谑的文詞寫出，引人大笑，發人深思，柳宗元認為司馬遷的《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決而放諸陸”(《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李肇亦認為韓愈此文“不下史遷”，“真良史才”(《國史補》)，白居易也贊韓愈“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這些評論皆意在說明文學傳記、寓言故事與史傳的寫法有相通之處。
(四)不僅中國有文學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臘大史學家修昔底德也稱自己書中的記言，并非親耳所聽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據自己的設想揣摩，代為立言。
因此，這裡指出史家與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應當首先明白這一點。
《管錐編》對此有精辟的論述，錄于此作為補充。
錢先生說：“史家追叙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
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
”并舉例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拟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
”(《左傳正義·隐公》)真是切當宏偉的高論。
(五)由此，聯想到《管錐編·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話頗有深意：“據此以訂史，是為捕風捉影，據史以訂此，是為煞風景。
”又雲：“吾國子書(筆記小說類)所載，每複類是。
均姓名雖真，人物非真。
有論《莊子》中膺篇《盜跖》者，于其文既信僞為真，于其事複認假作真，非癡人之聞夢，即黠巫之視鬼。
”可惜，《管錐編》出版遲了，早在一九七五年批儒評法之際，聞知某院校正在新編文學史，其所謂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沒有作品的作家盜跖的章節，顯然是上了《莊子》的當。
由此可見，錢先生所指出的，對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九)八股文通于戲曲 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為文章，以俳優之道(123)，抉聖賢之心。
董思白《論文九訣》之五曰“代”是也(124)。
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似始于楊誠齋(125)。
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126)。
參觀《學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書文源流考》(127)，然二人皆未推四書文之出骈文。
竊謂欲揣摩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
漢宋人四書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128)，皆不足道耳。
其善于體會，妙于想象，故與雜劇傳奇相通。
徐青藤《南詞叙錄》論邵文明《香囊記》(129)，即斥其以時文為南曲，然尚指詞藻而言。
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二論八股文為俗體(130)，代人說話，比之元人雜劇。
袁随園《小倉山房尺牍》(131)卷三《答戴敬鹹進士論時文》一書，說八股通曲之意甚明。
焦理堂《易馀籥錄》卷十七以八股與元曲比附(132)，尤引據翔實。
張詩齡《關隴輿中偶憶編》記王述庵語(133)，謂生平舉業得力《牡丹亭》，讀之可命中，而張自言得力于《西廂記》(134)。
亦其證也。
此類代言之體，最為羅馬修辭教學所注重(135)，名曰prosopopoeia(136)，學僮皆須習為之。
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為最難事。
馬建忠《适可齋記言》(137)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記卒業考試，以拉丁文拟古羅馬皇賀大将提都征服猶太诏等(138)，即“洋八股”也。
(32—33頁) 董思白《論文九訣》不見《容台集》中(139)，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吳舊話錄》卷四記董行書《制舉文九法》手卷(140)，佳絹二十馀丈，舊藏李氏，為馬士英勒索以去(141)。
備載其文，說“代”曰：“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
如《逍遙遊》代鸠笑大鵬(142)，說曰：‘我決起而飛’雲雲。
太史公稱燕将得魯連書曰(143)：‘與人刃我甯自刃。
’”(參觀《
這裡紀昀沒有說李商隐從《真诰》中作手腳，但也指出他寫得跟《真诰》一樣。
其實李商隐根本沒有升仙的事，李詩中寫升仙經曆，就是從《真诰》中學來的。
所謂“章咒氣”，就是指詩從《真诰》裡來，帶有《真诰》的章咒氣。
然而，蘇轼的《讀道藏》卻不同： 嗟餘亦何幸，偶此琳宮居。
宮中複何有？戢戢千函書。
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
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
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徐。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
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蘇轼的詩，是一篇詩體讀書筆記，先寫《道藏》的來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視等等，後寫道家虛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潔。
否則厭世而去，氣絕之後，用粗竹席裹屍。
人皆不注意學道，歸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這是我的幽憂。
這首詩寫出作者對《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氣不同，也就是說蘇轼的詩寫得比李商隐好。
指出詩的風格應避免有章咒氣，避免有偈頌氣。
(七)以詩品作詩 以“詩品”作詩，可上溯《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98)；少陵“翡翠蘭苕”(99)，退之“鲸牙龍角”(100)，濫觞于是矣。
(《錢锺書研究》11頁) 以“詩品”作詩，可以追溯到《詩經·烝民》，尹吉甫作詩送别仲山甫，稱所作的詩“穆如清風”，用詩句來講這首詩。
用詩句來講詩的，叫以“詩品”作詩。
最突出的是唐代《詩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評詩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詩，即以詩來評詩。
“穆如清風”便是以詩句來評詩，所以是以詩評詩最早的。
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鲸魚碧海中。
”也是以詩評詩，用詩句來評兩種風格：一種翡翠蘭苕，是秀麗的風格；一種鲸魚碧海，是雄偉的風格。
韓愈的《調張籍》：“刺手拔鲸牙，舉瓢酌天漿。
”是贊美一種雄奇的風格。
又《送無本師歸範陽》：“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是贊美一種驚險的風格。
此外如劉禹錫的《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韻》：“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
郢人斤斫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裡稱為以詩評詩的“佳例”。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也是以詩體談藝者，然杜韓以詩評詩最為著名。
為具體了解以詩評詩之體，特列舉元好問《論詩絕句》中的幾首，以助從中窺見運用絕句形式寫作詩論、詩評的一斑。
如第一首：“漢謠魏什久紛纭，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泾渭各清渾。
”開宗明義，他對漢魏以來詩作“紛纭”、孰為“正體”、無人評說的情況不很滿意，才決意自己以詩評詩。
三十首絕句，從漢魏的古詩到宋詩，摘其要者幾乎都發表了意見，形成一組有系統有見解的文學批評佳作。
元好問對陶潛的評論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陶詩語言天然渾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點，他很贊賞。
元好問是以建安風骨為論詩準則，所以對劉琨、張華，有自己的看法：“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邺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
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他認為好詩要有風骨，要有悲壯慷慨之氣，劉琨正以悲壯取勝，所以賞識；張華雖然兒女情多于風雲氣，但他以為也勝過李商隐、溫庭筠。
對待民間文學，他推崇具有清新剛健之氣的《敕勒歌》：“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問的好惡，他對曆代文壇詩作，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有理論，有文采，使其成為以詩體論詩的重要作品。
(八)傳記通于小說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書望溪集書左忠毅公逸事後》(101)雲：“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數行文字，奕奕有生氣。
然據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雲(102)：‘逆珰陷師于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
法不忍，師見而颦蹙曰：爾胡為乎來哉！’忠正述當日情事，必不追諱，豈易以一言哉。
《龍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樞輔史公傳》(103)亦隻雲：‘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按《戴南山全集》(104)卷八《左忠毅公傳》記此事雲：“光鬥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105)。
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106)。
今子出身犯難，殉硁硁之小節，而撄奸人之鋒。
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與史、左兩文所記不甚合。
然《望溪文集》(107)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節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
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無愧平氏所稱“奕奕有生氣”。
蓋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點睛，一篇跳出。
史傳記言乃至記事，每取陳編而渲染增損之，猶詞章家伎倆，特較有裁制耳(參觀《管錐編》117頁又《宋詩選注》論範成大《州橋》)。
劉子玄讀史具眼(108)，尚未窺此，故堅持骊姬“床笫私”語之為紀實(109)，隻知《莊子》、《楚辭》之為“寓言”、“假說”而不可采入史傳(參觀《管錐編》165頁、1297頁)。
于“史”之“通”，一間未達。
譬如象之殺舜(110)、子産之放魚(111)，即真有其事，而《孟子·萬章》所記“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爾”、“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語，斷出于懸拟設想。
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說、院本。
儒宗“傳記”(參觀趙岐《題辭》)，何減“園吏”“騷人”之“僞立賓主”哉。
當吾國春秋之世，希臘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書記言(112)，早謂苟非己耳親聆或他口所傳，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當然而代為之詞，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
行之匪艱，行而自省之惟艱，省察而能揭示之則尤艱。
古希臘人論學談藝，每于當時為獨覺(113)，于後代為先覺，此一例也。
(363—365頁) 《毛穎傳》詞旨雖巧(114)，情事不足動人，俳諧之作而已。
唐人卻有以與傳奇小說等類齊舉者。
李肇《國史補》(115)卷下雲：“沈既濟撰《枕中記》(116)，莊生寓言之類(117)。
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118)。
二篇真良史才也。
”評小說而比于《史記》，許以“史才”，前似未見。
《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韻見答》雲：“史筆縱橫窺寶铉，詩才清壯近陰何”(119)，自注：“幹寶作《搜神記》，徐铉作《稽神錄》，用意亦同。
”李卓吾、金聖歎輩評《水浒》“比于班馬”(120)，“都從《史記》出來”等議論，阿堵中已引而未發矣。
(121)(384—385頁) 《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122)。
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
參觀《管錐編》166頁《增訂之二》。
(《錢锺書研究》11頁) 這裡講到傳記、曆史散文與傳奇小說有相通處。
這是三種不同的文體，錢先生認為從不同文體中可以看到相通之處。
平步青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說文字“奕奕有生氣”，不是憑空虛贊，而是與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樞輔史公傳》、戴名世的《左忠毅公傳》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很有說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鬥，遭到閹黨魏忠賢的誣陷，死于獄中。
他是人中的伯樂，在史可法還是書生時，便發現他是個人才，給以提攜和訓導，史可法後來終成抗清名臣。
錢先生舉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寫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光鬥一段，目的就在于說明不同才力的人運用不同文體所産生的不同效果。
現比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師見而颦蹙(憂愁不樂)曰：‘爾胡為乎來哉！’”左公隻說了這樣一句感歎的話，可以看作是史可法親身經曆的真實記錄。
左光先《樞輔史公傳》：史可法在獄中見到左公，左公說：“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這是弟弟為兄作傳時代言的話，提到了“死”，多了一點危險的内容，進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傳》：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公竟說了六十二個字的話，把入獄的前因後果，都說得有條不紊，并對史可法作了日後的交代。
顯然這些都是戴氏構想中代左公立言。
這個寫法在當今的作品中常見運用，是作者生怕讀者看不明白，才虛構得頭頭是道，句句是實話，可惜沒有顧及到當時危急的情勢，是否有條件說這些話。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為生動感人。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僅用九個字，形象地寫出史可法探監之難，左公已遭酷刑之慘，都見于言外。
接着寫左公聽到史的聲音，卻睜不開眼，“乃奮臂”把眼睛撥開，“目光如炬”，怒斥史，說了四十七個字的話：“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
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把左史的關系，彼此的情感，以及兩人不可一世的氣概和會見的氣氛，都寫得“奕奕有生氣”，感人至深。
對此，想到以下幾點：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獄中會見的實情，好比骨頭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測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畫龍點睛，更能把握環境，傳達史、左兩人高貴的品質和情操，以及埋在人們心裡對史、左兩人的崇敬之情。
因此，方苞對人物的刻畫和對環境氣氛的渲染，都使人覺得合情合理。
戴名世則對這些方面把握得不夠。
(二)文學作品，無論反映曆史事件，還是現實生活，都離不開寫人與事，而怎樣寫才能給人以真實感，從戴《傳》、方《逸事》的寫法可以得到啟示：瑣細的表面現象不等于真實，而與所寫有關的入情入理之言與事，則不可有所遺漏。
如《管錐編》117頁寫禽言之“拟聲達意”，即出于想象。
又如《宋詩選注》範成大《州橋》注：“确确切切的傳達了他們(淪陷區人民)藏在心裡的真正願望”，“我們讀來覺得入情入理”，這也靠想象和體會。
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中國工于記言的史籍也不例外。
如《管錐編》166頁：“《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又如《左傳》寫骊姬床笫私語，介之推與母親偕逃前的對話，皆是“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所謂“記言”，皆由史家“懸拟設想”，“揣想生象”，虛拟合情合理的言與事，使其達到“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的效果。
所以說文學作品和史傳作品，在寫法上有相通之處，就在于擺脫不掉虛構和代言。
(三)韓愈為毛筆作傳，雖以“傳”名，實則是以傳記文學的手法寫作的一篇警世諷時之寓言故事。
韓愈把毛筆人化，以戲谑的文詞寫出，引人大笑，發人深思，柳宗元認為司馬遷的《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決而放諸陸”(《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李肇亦認為韓愈此文“不下史遷”，“真良史才”(《國史補》)，白居易也贊韓愈“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這些評論皆意在說明文學傳記、寓言故事與史傳的寫法有相通之處。
(四)不僅中國有文學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臘大史學家修昔底德也稱自己書中的記言，并非親耳所聽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據自己的設想揣摩，代為立言。
因此，這裡指出史家與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應當首先明白這一點。
《管錐編》對此有精辟的論述，錄于此作為補充。
錢先生說：“史家追叙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
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
”并舉例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拟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
”(《左傳正義·隐公》)真是切當宏偉的高論。
(五)由此，聯想到《管錐編·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話頗有深意：“據此以訂史，是為捕風捉影，據史以訂此，是為煞風景。
”又雲：“吾國子書(筆記小說類)所載，每複類是。
均姓名雖真，人物非真。
有論《莊子》中膺篇《盜跖》者，于其文既信僞為真，于其事複認假作真，非癡人之聞夢，即黠巫之視鬼。
”可惜，《管錐編》出版遲了，早在一九七五年批儒評法之際，聞知某院校正在新編文學史，其所謂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沒有作品的作家盜跖的章節，顯然是上了《莊子》的當。
由此可見，錢先生所指出的，對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九)八股文通于戲曲 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為文章，以俳優之道(123)，抉聖賢之心。
董思白《論文九訣》之五曰“代”是也(124)。
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似始于楊誠齋(125)。
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126)。
參觀《學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書文源流考》(127)，然二人皆未推四書文之出骈文。
竊謂欲揣摩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
漢宋人四書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128)，皆不足道耳。
其善于體會，妙于想象，故與雜劇傳奇相通。
徐青藤《南詞叙錄》論邵文明《香囊記》(129)，即斥其以時文為南曲，然尚指詞藻而言。
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二論八股文為俗體(130)，代人說話，比之元人雜劇。
袁随園《小倉山房尺牍》(131)卷三《答戴敬鹹進士論時文》一書，說八股通曲之意甚明。
焦理堂《易馀籥錄》卷十七以八股與元曲比附(132)，尤引據翔實。
張詩齡《關隴輿中偶憶編》記王述庵語(133)，謂生平舉業得力《牡丹亭》，讀之可命中，而張自言得力于《西廂記》(134)。
亦其證也。
此類代言之體，最為羅馬修辭教學所注重(135)，名曰prosopopoeia(136)，學僮皆須習為之。
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為最難事。
馬建忠《适可齋記言》(137)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記卒業考試，以拉丁文拟古羅馬皇賀大将提都征服猶太诏等(138)，即“洋八股”也。
(32—33頁) 董思白《論文九訣》不見《容台集》中(139)，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吳舊話錄》卷四記董行書《制舉文九法》手卷(140)，佳絹二十馀丈，舊藏李氏，為馬士英勒索以去(141)。
備載其文，說“代”曰：“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
如《逍遙遊》代鸠笑大鵬(142)，說曰：‘我決起而飛’雲雲。
太史公稱燕将得魯連書曰(143)：‘與人刃我甯自刃。
’”(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