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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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最好在離開紐約之前先去開個自由證明。
當時我很感激他們的謹慎建議，說實話如果他們不提，我自己根本不會想到這回事。
于是我們立刻動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應該是去了海關。
他們宣誓證明我是個自由人，辦事人員在一張紙上寫了點什麼然後遞給我們，讓我們去書記室。
随後書記員在那張紙上又寫了點什麼，還收了六先令，讓我們回到海關。
又辦了一些其他的手續、付了兩美元之後，我終于拿到了證明我是自由人的文件。
我把文件放在口袋裡，跟着我的兩位朋友回到了旅館。
我必須承認，當時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費心去開這個證明，我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從未有過絲毫的擔憂。
我記得當時的那位書記員曾在一本很厚的本子上做了備忘，我覺得這個記錄現在應該還能查得到。
如果查一查1841年3月下旬或者4月上旬的備忘記錄，至少能夠确認這件事是确切無誤的。
于是，在抵達紐約之後的第二天，我便揣着我的自由證明跟他們一起渡河前往澤西城，然後一路直奔費城。
我們在費城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繼續出發前往巴爾的摩。
我們順利抵達巴爾的摩後，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歇了歇腳，我記得那家旅館叫羅斯本，也有可能是旅館的老闆叫羅斯本。
從紐約出發的這一路上，他們越來越迫切地希望能早點跟馬戲團會合。
所以，我們把馬車留在了巴爾的摩，改搭火車前往華盛頓。
我們抵達華盛頓的時候是傍晚，第二天恰好是哈裡森将軍的葬禮。
當時我們住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加德斯比酒店。
晚飯之後，他們把我叫到了他們的房間，給了我四十三美元，這遠遠超出了之前說好的報酬；他們解釋說，這是為了彌補從薩拉托加一路過來時因為沒有那麼多演出而給我帶來的損失。
他們還告訴我，本來馬戲團是打算第二天一早就離開華盛頓的，但因為哈裡森将軍的葬禮，他們決定推遲一天離開。
從我第一次遇見他們，一直到現在，他們都對我非常和善。
他們時時刻刻都對我表現得關懷備至、贊許有加，而我則是認定了他們都是善良的人。
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們，完全沒有懷疑過一絲一毫。
他們的所有言行——比如建議我防患于未然地去開自由證明，還有其他沒有必要贅述的各種細節——都讓我覺得他們是我的朋友，他們一直在替我着想。
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僞裝；萬萬沒有想到，他們正謀劃着最邪惡的罪行。
他們到底是不是我的不幸之源，到底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狡猾惡魔——處心積慮地誘惑我遠離我的家人、失去我的自由——讀者們心裡跟我現在一樣了然。
如果居然還有人相信他們是無辜的，那該如何解釋我的離奇失蹤呢？我也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樣，但我仔細回想了所有的一切之後，實在無法再為他們辯解。
我收下錢之後，他們建議我晚上别出去，因為我對這裡的風土人情完全不了解。
我答應一定不會出去，然後離開了他們的房間，一個黑人仆人領着我去了一間一樓靠後的房間。
我躺下休息，睡着前一直想念着我的家人，想着我們之間距離那麼遙遠。
遺憾的是，那晚并沒有天使到我床前勸告我要離開，也沒有仁慈的聲音在夢中警告我，往前一步便是深淵。
第二天，華盛頓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遊行。
禮炮與喪鐘的轟鳴聲響徹天空，許多人都在房子上挂了黑紗，街上人山人海。
送葬的隊伍沿着賓夕法尼亞大道緩緩前行，馬車一輛接着一輛，後面跟着成千上萬人組成的遊行隊伍，他們在哀樂聲中一路護送哈裡森将軍的遺體入葬。
我從一大早就一直跟漢密爾頓和布朗在一起，因為我在華盛頓也不認識别的什麼人。
送葬隊伍經過時，我們一起在窗前肅立觀看。
我清楚地記得，墓地的禮炮每響一下，窗玻璃就會被震得抖一下。
随後，我們去參觀了國會大廈，在四處逛了許久；下午又一路走到總統府，他們始終跟我在一起，路上不斷指給我看各處景點。
然而，我始終沒看到馬戲團的影子；實際上，我那天完全沉浸在遊覽的興奮中，早把馬戲團抛在腦後了。
當時我很感激他們的謹慎建議，說實話如果他們不提，我自己根本不會想到這回事。
于是我們立刻動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應該是去了海關。
他們宣誓證明我是個自由人，辦事人員在一張紙上寫了點什麼然後遞給我們，讓我們去書記室。
随後書記員在那張紙上又寫了點什麼，還收了六先令，讓我們回到海關。
又辦了一些其他的手續、付了兩美元之後，我終于拿到了證明我是自由人的文件。
我把文件放在口袋裡，跟着我的兩位朋友回到了旅館。
我必須承認，當時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費心去開這個證明，我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從未有過絲毫的擔憂。
我記得當時的那位書記員曾在一本很厚的本子上做了備忘，我覺得這個記錄現在應該還能查得到。
如果查一查1841年3月下旬或者4月上旬的備忘記錄，至少能夠确認這件事是确切無誤的。
于是，在抵達紐約之後的第二天，我便揣着我的自由證明跟他們一起渡河前往澤西城，然後一路直奔費城。
我們在費城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繼續出發前往巴爾的摩。
我們順利抵達巴爾的摩後，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歇了歇腳，我記得那家旅館叫羅斯本，也有可能是旅館的老闆叫羅斯本。
從紐約出發的這一路上，他們越來越迫切地希望能早點跟馬戲團會合。
所以，我們把馬車留在了巴爾的摩，改搭火車前往華盛頓。
我們抵達華盛頓的時候是傍晚，第二天恰好是哈裡森将軍的葬禮。
當時我們住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加德斯比酒店。
晚飯之後，他們把我叫到了他們的房間，給了我四十三美元，這遠遠超出了之前說好的報酬；他們解釋說，這是為了彌補從薩拉托加一路過來時因為沒有那麼多演出而給我帶來的損失。
他們還告訴我，本來馬戲團是打算第二天一早就離開華盛頓的，但因為哈裡森将軍的葬禮，他們決定推遲一天離開。
從我第一次遇見他們，一直到現在，他們都對我非常和善。
他們時時刻刻都對我表現得關懷備至、贊許有加，而我則是認定了他們都是善良的人。
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們，完全沒有懷疑過一絲一毫。
他們的所有言行——比如建議我防患于未然地去開自由證明，還有其他沒有必要贅述的各種細節——都讓我覺得他們是我的朋友，他們一直在替我着想。
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僞裝；萬萬沒有想到，他們正謀劃着最邪惡的罪行。
他們到底是不是我的不幸之源，到底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狡猾惡魔——處心積慮地誘惑我遠離我的家人、失去我的自由——讀者們心裡跟我現在一樣了然。
如果居然還有人相信他們是無辜的，那該如何解釋我的離奇失蹤呢？我也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樣，但我仔細回想了所有的一切之後，實在無法再為他們辯解。
我收下錢之後，他們建議我晚上别出去，因為我對這裡的風土人情完全不了解。
我答應一定不會出去，然後離開了他們的房間，一個黑人仆人領着我去了一間一樓靠後的房間。
我躺下休息，睡着前一直想念着我的家人，想着我們之間距離那麼遙遠。
遺憾的是，那晚并沒有天使到我床前勸告我要離開，也沒有仁慈的聲音在夢中警告我，往前一步便是深淵。
第二天，華盛頓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遊行。
禮炮與喪鐘的轟鳴聲響徹天空，許多人都在房子上挂了黑紗，街上人山人海。
送葬的隊伍沿着賓夕法尼亞大道緩緩前行，馬車一輛接着一輛，後面跟着成千上萬人組成的遊行隊伍，他們在哀樂聲中一路護送哈裡森将軍的遺體入葬。
我從一大早就一直跟漢密爾頓和布朗在一起，因為我在華盛頓也不認識别的什麼人。
送葬隊伍經過時，我們一起在窗前肅立觀看。
我清楚地記得，墓地的禮炮每響一下，窗玻璃就會被震得抖一下。
随後，我們去參觀了國會大廈，在四處逛了許久；下午又一路走到總統府，他們始終跟我在一起，路上不斷指給我看各處景點。
然而，我始終沒看到馬戲團的影子；實際上，我那天完全沉浸在遊覽的興奮中，早把馬戲團抛在腦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