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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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和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着,他們注意于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

    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着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

    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态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态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我想就感覺到茫無頭緒,我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戴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使我們發笑,同時也着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興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

    現代的人們,常常得自己困擾于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系,他一方面羨慕戴俄澤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時又舍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哄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的心情。

     中國人籍知足哲學消極的企求快樂,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達到戴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與戴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

    不過他所欲望的隻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并無堅持之意。

    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

    他又想要看看名伶演劇,将藉此盡情的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

    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地方狹仄,則天井裡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

    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合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绯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豔福,則也不衷心戚戚。

    他需要一頓飽餐,稀粥湯和鹹蘿蔔幹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壇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一大碗了。

    他又想過暇的閑生活,而閑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将愉悅如小鳥,倘他能: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迂曲萦繞屋前,或則位于溪谷之間,響午已過,可以拽杖閑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鹈撲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内,則也不緻衷心戚戚。

    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頭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

    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寝,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月元,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的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

    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