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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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神經衰弱，常常失眠，已經寫了三分之一的長篇小說《虹》也無力續完，（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這一曆史的時期作為背景的，但剛剛寫到“五卅”運動爆發就因為生病而停頓了）于是我又再試試短篇。
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
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卻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
那時我離開劇烈鬥争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隐居似的生活。
我沒有新題材。
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曆過的“舊題材”。
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裡震動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曆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裡面，隻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
然而寫著《陀螺》那時候的我卻從沒這樣打算過。
似乎因為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
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為那些“曆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裡這才能夠抒寫個淋漓透徹。
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
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于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
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卻很堅強。
同時我又走回血肉鬥争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年春天。
而病又跟着來了。
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
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裡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期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裡，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
《豹子頭林沖》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
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
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
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
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要等到消化了，這才拿出來應用。
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
我想我這脾氣也許并不算壞！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才好些。
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
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
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棄了，偶有時間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鋪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
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
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拿《創造》和《林家鋪子》一對看，便很顯然。
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為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
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裡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幹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
”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裡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螺》，《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于我頗顯得親切了。
《叩門》等三篇随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
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
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
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卻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
那時我離開劇烈鬥争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隐居似的生活。
我沒有新題材。
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曆過的“舊題材”。
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裡震動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曆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裡面，隻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
然而寫著《陀螺》那時候的我卻從沒這樣打算過。
似乎因為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
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為那些“曆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裡這才能夠抒寫個淋漓透徹。
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
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于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
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卻很堅強。
同時我又走回血肉鬥争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年春天。
而病又跟着來了。
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
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裡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期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裡，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
《豹子頭林沖》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
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
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
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
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要等到消化了，這才拿出來應用。
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
我想我這脾氣也許并不算壞！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才好些。
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
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
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棄了，偶有時間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鋪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
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
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拿《創造》和《林家鋪子》一對看，便很顯然。
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為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
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裡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幹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
”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裡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螺》，《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于我頗顯得親切了。
《叩門》等三篇随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
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