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到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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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終，沒有機會主義這四個字在我腦膜上閃過。
《動搖》的時代正表現着中國革命史上最嚴重的一篇，革命觀念革命政策之動搖，——由左傾以至發生左稚病，由救濟左稚病以至右傾思想的漸擡頭，終于為大反動。
這動搖，也不是主觀的，而有客觀的背景；我在《動搖》裡隻好用了側面的寫法。
在對于湖北那時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雲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動搖》中的小縣城是哪一個縣，那就更不會弄得明白。
人物自然是虛構，事實也不盡是真實：可是其中有幾段重要的事實是根據了當時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聞訪稿的。
象胡國光那樣的投機分子，當時很多；他們比什麼人都要左些，許多惹人議論的左傾幼稚病就是他們幹的。
因為這也是“動搖”中一現象，所以我描寫了一個胡國光，既沒有專注意他，更沒半分意思想攻擊機會主義。
自然不是說機會主義不必攻擊，而是我那時卻隻想寫“動搖”。
本來可以寫一個比他更大更兇惡的投機派，但小縣城裡隻配胡國光那樣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樣小小的，卻也殘忍得可怕：捉得了剪發女子用鐵絲貫乳遊街然後打死。
小說的功效原來在借部分以暗示全體，既不是新聞紙的有聞必錄，也不同于曆史的不能放過巨奸大憝。
所以《動搖》内隻有一個胡國光；隻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夠了。
方羅蘭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我當時的用意确要将他作為《動搖》中的一個代表。
他和他和太太不同。
方太太對于目前的太大的變動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才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這動亂的新局面内包孕着若幹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滅而消沉，她完全沒有走進這新局面新時代，她無所謂動搖與否。
方羅蘭則相反；他和太太同樣的認不清這時代的性質，然而他現充着黨部裡的要人，他不能不對付着過去，于是他的思想行動就顯得很動搖了。
不但在黨務在民衆運動上，并且在戀愛上，他也是動搖的。
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正面描寫一個人物的政治态度，不必象屠格涅夫那樣要用戀愛來暗示；但描寫《動搖》中的代表的方羅蘭之無往而不動搖，那麼，他和孫舞陽戀愛這一段描寫大概不是閑文了。
再如果想到《動搖》所寫的是“動搖”，而方羅蘭是代表，胡國光不過是現象中間一個應有的配角，那麼，胡國光之不再見于篇末，大概也是不足為病罷！我對于《幻滅》和《動搖》的本意隻是如此；我是依這意思做去的，并且還時時注意不要離開了題旨，時時顧到要使其中每一動作都朝着一個方向，都為促成這總目的之有機的結構。
如果讀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寫的失敗了。
六《追求》剛在發表中，還沒聽得什麼意見。
但據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說，是太沉悶。
他們都是愛我的，他們都希望我有震懾一時的傑作出來，他們不大願意我有這纏綿幽怨的調子。
我感謝他們的厚愛。
然而同時我仍舊要固執地說，我自己很愛這一篇，并非愛它做得好，乃是愛它表現了我的生活中的一個苦悶的時期。
上面已經說過，《追求》的著作時間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個月；這并不比《動搖》長，然而費時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擱起來的日子，兩個月是十足有的。
所以不能進行得快，就因為我那時發生精神上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複的沖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
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會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
這些事将來也許會人有知道的。
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并在。
《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
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緒在筆調中顯現出來，從第一頁以至最末頁。
這也是沒有主人公的。
書中的人物是四類：王仲昭是一類，張曼青又一類，史循又一類，章秋柳、曹志方等又為一類。
他們都不甘昏昏沉沉過去，都要追求一些什麼，然而結果都失敗；甚至于史循要自殺也是失敗了的。
我很抱歉，我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我是越說越不成話了。
但是請恕我，我實在排遣不開。
我隻能讓它這樣寫下來，作一個紀念；我決計改換一下環境，把我的精神蘇醒過來。
我已經這麼做了，我希望以後能夠振作，不再頹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見北歐運命女神中間的一個很莊嚴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導我向前！她的永遠奮鬥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七最後，說一說我對于國内文壇的意見，或者不會引起讀者的讨厭罷。
從今年起，煩悶的青年漸多讀文藝作品了；文壇上也起了“革命文藝”的呼聲。
革命文藝當然是一個廣泛的名詞，于是有更進一步直捷說出明日的新的文藝應該是無産階級文藝。
但什麼是無産階級文藝呢？似乎還不見有極明确的介紹或讨論；因為一則是不便說，二則是難得說。
我慚愧得很，不曾仔細閱讀國内的一切新的文藝定期刊，隻就朋友們的談話中聽來，好象下列的幾個觀點是提倡革命文藝的朋友們所共通而且說過了的：（1）反對小資産階級的閑暇态義，個人主義；（2）集體主義；（3）反抗的精神；（4）技術上有傾向于新寫實主義的模樣。
（雖然尚未見有可說是近于新寫實主義的作
《動搖》的時代正表現着中國革命史上最嚴重的一篇，革命觀念革命政策之動搖，——由左傾以至發生左稚病，由救濟左稚病以至右傾思想的漸擡頭，終于為大反動。
這動搖，也不是主觀的，而有客觀的背景；我在《動搖》裡隻好用了側面的寫法。
在對于湖北那時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雲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動搖》中的小縣城是哪一個縣，那就更不會弄得明白。
人物自然是虛構，事實也不盡是真實：可是其中有幾段重要的事實是根據了當時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聞訪稿的。
象胡國光那樣的投機分子，當時很多；他們比什麼人都要左些，許多惹人議論的左傾幼稚病就是他們幹的。
因為這也是“動搖”中一現象，所以我描寫了一個胡國光，既沒有專注意他，更沒半分意思想攻擊機會主義。
自然不是說機會主義不必攻擊，而是我那時卻隻想寫“動搖”。
本來可以寫一個比他更大更兇惡的投機派，但小縣城裡隻配胡國光那樣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樣小小的，卻也殘忍得可怕：捉得了剪發女子用鐵絲貫乳遊街然後打死。
小說的功效原來在借部分以暗示全體，既不是新聞紙的有聞必錄，也不同于曆史的不能放過巨奸大憝。
所以《動搖》内隻有一個胡國光；隻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夠了。
方羅蘭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我當時的用意确要将他作為《動搖》中的一個代表。
他和他和太太不同。
方太太對于目前的太大的變動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才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這動亂的新局面内包孕着若幹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滅而消沉，她完全沒有走進這新局面新時代，她無所謂動搖與否。
方羅蘭則相反；他和太太同樣的認不清這時代的性質，然而他現充着黨部裡的要人，他不能不對付着過去，于是他的思想行動就顯得很動搖了。
不但在黨務在民衆運動上，并且在戀愛上，他也是動搖的。
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正面描寫一個人物的政治态度，不必象屠格涅夫那樣要用戀愛來暗示；但描寫《動搖》中的代表的方羅蘭之無往而不動搖，那麼，他和孫舞陽戀愛這一段描寫大概不是閑文了。
再如果想到《動搖》所寫的是“動搖”，而方羅蘭是代表，胡國光不過是現象中間一個應有的配角，那麼，胡國光之不再見于篇末，大概也是不足為病罷！我對于《幻滅》和《動搖》的本意隻是如此；我是依這意思做去的，并且還時時注意不要離開了題旨，時時顧到要使其中每一動作都朝着一個方向，都為促成這總目的之有機的結構。
如果讀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寫的失敗了。
六《追求》剛在發表中，還沒聽得什麼意見。
但據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說，是太沉悶。
他們都是愛我的，他們都希望我有震懾一時的傑作出來，他們不大願意我有這纏綿幽怨的調子。
我感謝他們的厚愛。
然而同時我仍舊要固執地說，我自己很愛這一篇，并非愛它做得好，乃是愛它表現了我的生活中的一個苦悶的時期。
上面已經說過，《追求》的著作時間是在本年四月至六月，差不多三個月；這并不比《動搖》長，然而費時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擱起來的日子，兩個月是十足有的。
所以不能進行得快，就因為我那時發生精神上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複的沖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
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會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
這些事将來也許會人有知道的。
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并在。
《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
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緒在筆調中顯現出來，從第一頁以至最末頁。
這也是沒有主人公的。
書中的人物是四類：王仲昭是一類，張曼青又一類，史循又一類，章秋柳、曹志方等又為一類。
他們都不甘昏昏沉沉過去，都要追求一些什麼，然而結果都失敗；甚至于史循要自殺也是失敗了的。
我很抱歉，我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我是越說越不成話了。
但是請恕我，我實在排遣不開。
我隻能讓它這樣寫下來，作一個紀念；我決計改換一下環境，把我的精神蘇醒過來。
我已經這麼做了，我希望以後能夠振作，不再頹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見北歐運命女神中間的一個很莊嚴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導我向前！她的永遠奮鬥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七最後，說一說我對于國内文壇的意見，或者不會引起讀者的讨厭罷。
從今年起，煩悶的青年漸多讀文藝作品了；文壇上也起了“革命文藝”的呼聲。
革命文藝當然是一個廣泛的名詞，于是有更進一步直捷說出明日的新的文藝應該是無産階級文藝。
但什麼是無産階級文藝呢？似乎還不見有極明确的介紹或讨論；因為一則是不便說，二則是難得說。
我慚愧得很，不曾仔細閱讀國内的一切新的文藝定期刊，隻就朋友們的談話中聽來，好象下列的幾個觀點是提倡革命文藝的朋友們所共通而且說過了的：（1）反對小資産階級的閑暇态義，個人主義；（2）集體主義；（3）反抗的精神；（4）技術上有傾向于新寫實主義的模樣。
（雖然尚未見有可說是近于新寫實主義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