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到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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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一位英國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左拉因為要做小說，才去經驗人生；托爾斯泰則是經驗了人生以後才來做小說。
這兩位大師的出發點何豈不同，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同樣的震動了一世了！左拉對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說是“冷觀的”，和托爾斯泰那樣的熱愛人生，顯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又同樣是現實人生的批評和反映。
我愛左拉，我亦愛托爾斯泰。
我曾經熱心地——雖然無效地而且很受誤會和反對，鼓吹過左拉的自然主義，可是到我自己來試作小說的時候，我卻更近于托爾斯泰了。
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爾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這位俄國大作家也并沒幾分的相象；我的意思隻是：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然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嘗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得了幻滅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别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内發一星微光，于是我就開始創作了。
我不是為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
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地自白：我對于文學并不是那樣的忠心不貳。
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
我在兩方面都沒專心；我在那時并沒想起要做小說，更豈不曾想到要做文藝批評家。
二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嶺養病；同去的本有五六個人，但後來他們都陸續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訪名勝去了，隻剩我一個病體在牯嶺，每夜受失眠症的攻擊。
靜聽山風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響，我捧着發脹的腦袋讀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論文集“TheBuriedTemple”短促的夏夜便總是這般不合眼的過去。
白天裡也許翻譯小說，但也時時找尚留在牯嶺或新近來的幾個相識的人談話。
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
“肺病第二期”對于這位雲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為的“病”确已損害她的健康，而是為的這“病”的黑影的威脅使得雲小姐發生了時而消極時而興奮的動搖的心情。
她又談起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這在我聽來，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說它不好，而是太好。
對于這位“多愁多病”的雲小姐，——人家這樣稱咱她，——我發生了研究的興味；她說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說。
那當然是。
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中間，絕對沒有雲小姐在内；或許有象她那樣性格的人，但沒有她本人。
因為許多人早在那裡猜度小說中的女子誰是雲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負責的聲明，然而也是多麼無聊的事！可是，要做一篇小說的意思，是在牯嶺的時候就有了。
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時候，寫好了《幻滅》的前半部。
以後，妻的病好了，我獨自住在三層樓，自己禁閉起來，這結果是完成了《幻滅》和其後的兩篇——《動搖》和《追求》。
前後十個月，我沒有出過自家的大門；尤其是寫《幻滅》和《動搖》的時候，來訪的朋友也幾乎沒有；那時除了四五個家裡人，我和世間是完全隔絕的。
我是用了“追憶‘”的氣氛去寫《幻滅》和《動搖》；我隻注意一點：不把個人的主觀混進去，并且要使《幻滅》和《動搖》中的人物對于革命的感應是合于當時的客觀情形。
三在寫《幻滅》的時候，已經想到了《動搖》和《追求》的大意，有兩個主意在我心頭活動：一是作成二十餘萬字的長篇，二是作成七萬字左右的三個中篇。
我那時早已決定要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2）革命鬥争劇烈時的動搖；（3）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
如果将這三時期作一篇寫，固然可以；分為三篇，也未始不可以。
因為不敢自信我的創作力，終于分作三篇寫了；但尚拟寫第二篇時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三篇成為斷而能續。
這企圖在開始寫《動搖》的時候，也就放棄了；因為《幻滅》後半部的時間正是《動搖》全部的時間，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結果隻有史俊和李克是《幻滅》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動搖》中則居于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詳細的計劃，使這三篇用同樣的人物，使事實銜接，成為可離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
這結構上的缺點，我是深切地自覺到的。
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結構的松懈也是很顯然。
人物的個性是我最用心描寫的；其中幾個特異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
有人以為她們都有“模特兒”，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為象這一類的女子現在是沒有的，不過是作者的想象。
我不打算對于這個問題有什麼聲辯，請讀者自己下斷語罷。
并且《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寫的，卻隻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于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于又一的同型。
靜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許有人要罵她們不徹底
這兩位大師的出發點何豈不同，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同樣的震動了一世了！左拉對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說是“冷觀的”，和托爾斯泰那樣的熱愛人生，顯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又同樣是現實人生的批評和反映。
我愛左拉，我亦愛托爾斯泰。
我曾經熱心地——雖然無效地而且很受誤會和反對，鼓吹過左拉的自然主義，可是到我自己來試作小說的時候，我卻更近于托爾斯泰了。
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爾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這位俄國大作家也并沒幾分的相象；我的意思隻是：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然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嘗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得了幻滅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别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内發一星微光，于是我就開始創作了。
我不是為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
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地自白：我對于文學并不是那樣的忠心不貳。
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
我在兩方面都沒專心；我在那時并沒想起要做小說，更豈不曾想到要做文藝批評家。
二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嶺養病；同去的本有五六個人，但後來他們都陸續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訪名勝去了，隻剩我一個病體在牯嶺，每夜受失眠症的攻擊。
靜聽山風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響，我捧着發脹的腦袋讀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論文集“TheBuriedTemple”短促的夏夜便總是這般不合眼的過去。
白天裡也許翻譯小說，但也時時找尚留在牯嶺或新近來的幾個相識的人談話。
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
“肺病第二期”對于這位雲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為的“病”确已損害她的健康，而是為的這“病”的黑影的威脅使得雲小姐發生了時而消極時而興奮的動搖的心情。
她又談起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這在我聽來，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說它不好，而是太好。
對于這位“多愁多病”的雲小姐，——人家這樣稱咱她，——我發生了研究的興味；她說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說。
那當然是。
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中間，絕對沒有雲小姐在内；或許有象她那樣性格的人，但沒有她本人。
因為許多人早在那裡猜度小說中的女子誰是雲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負責的聲明，然而也是多麼無聊的事！可是，要做一篇小說的意思，是在牯嶺的時候就有了。
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時候，寫好了《幻滅》的前半部。
以後，妻的病好了，我獨自住在三層樓，自己禁閉起來，這結果是完成了《幻滅》和其後的兩篇——《動搖》和《追求》。
前後十個月，我沒有出過自家的大門；尤其是寫《幻滅》和《動搖》的時候，來訪的朋友也幾乎沒有；那時除了四五個家裡人，我和世間是完全隔絕的。
我是用了“追憶‘”的氣氛去寫《幻滅》和《動搖》；我隻注意一點：不把個人的主觀混進去，并且要使《幻滅》和《動搖》中的人物對于革命的感應是合于當時的客觀情形。
三在寫《幻滅》的時候，已經想到了《動搖》和《追求》的大意，有兩個主意在我心頭活動：一是作成二十餘萬字的長篇，二是作成七萬字左右的三個中篇。
我那時早已決定要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2）革命鬥争劇烈時的動搖；（3）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
如果将這三時期作一篇寫，固然可以；分為三篇，也未始不可以。
因為不敢自信我的創作力，終于分作三篇寫了；但尚拟寫第二篇時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三篇成為斷而能續。
這企圖在開始寫《動搖》的時候，也就放棄了；因為《幻滅》後半部的時間正是《動搖》全部的時間，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結果隻有史俊和李克是《幻滅》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動搖》中則居于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詳細的計劃，使這三篇用同樣的人物，使事實銜接，成為可離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
這結構上的缺點，我是深切地自覺到的。
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結構的松懈也是很顯然。
人物的個性是我最用心描寫的；其中幾個特異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
有人以為她們都有“模特兒”，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為象這一類的女子現在是沒有的，不過是作者的想象。
我不打算對于這個問題有什麼聲辯，請讀者自己下斷語罷。
并且《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寫的，卻隻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于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于又一的同型。
靜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許有人要罵她們不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