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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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發出來的“人”當然不能是平空的想。

    我以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話,就應是研究“人”。

    應不是“小說作法”之類。

    “人”有了,“人”與“人”的關系也有了,問題就落到實際的寫作。

    我想仍舊講我自己罷。

    最初,我并不覺得這方面也不能單在書桌上研究。

    但是許多文學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經驗都告訴我;如果要借書中“人”的嘴巴裡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寫出來,或是要使書中“人”嘴巴裡說的确實是活人的話,那也仍得抛開了書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群中研究。

    沒有讀過若幹的前人的名著,——并且是讀得很入迷,而忽然寫篇小說來,并且又寫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并不多罷。

    勞動階級或農民出身的作家,雖然并沒受過學校教育,可是在他從事文藝創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過接觸的。

    自然,世間也有未嘗讀過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夠寫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沒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響,他大概總受到過民間的口頭文學的影響;他從民間故事、歌謠等等民間的無各作家的集體作品,(而這些作品經過長久時代的鍛煉和增飾,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一定受到過很多的好處。

    赤手空拳毫無憑借的作家,事實上是不會有的。

    所以寫小說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還有什麼應得研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傳的民間文學。

    我覺得我開始寫小說時的憑借還是以前讀過的一些外國小說。

    我讀得很雜。

    英國方面,我最多讀的,是疊更斯和司各特;法國的是大仲馬和莫泊桑、左拉;俄國的是托爾斯泰和契诃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

    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開多少時後拿來再讀一遍。

    除了英國,其餘各國的作品我都從英文的譯本讀的。

    記得我的《幻滅》發表了後,有一位批評家說我很受屠格涅夫的影響,我當時覺得很驚異,因為屠格涅夫我最讀得少,他是不在我愛讀之列。

    為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高爾基以及新俄諸作家是最近才讀起來的。

    高爾基的中篇《起碼人》(Prcman)我讀了譯為“Outcast”的一個英譯本,也讀了譯為“Creaturesonceweremen”的一個英譯本,我覺得倘使我能直接讀原文,我一定還能讀得入迷些罷。

    就這兩個英譯本而言,我覺得前者勝于後者,但究竟何者為近于原文的風格,我不知道。

    本國的舊小說中,我喜歡《水浒》和《儒林外史》。

    這也是最近的事。

    以前有一個時期,我相信舊小說對于我們完全無用。

    但是我仍舊懷疑于這些舊小說對于我們的寫作技術究竟有多少幫助。

    至于《紅樓夢》,在我們過去的小說發展史上自然地位頗高,然而對于現在我們的用處會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

    如果有什麼準備寫小說的年青人要從我們舊小說堆裡找點可以幫助他“藝術修養”的資料,那我就推薦《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願意推薦《海上花》——但這決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寫跳舞場之類。

    自然寫的東西寫過出版後就不願意再去看。

    偶然再看了時,心裡總發生了“這是我寫的麼?”的感想。

    剛脫稿不久的小說自然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夜裡睡不着時回想起來,便想出毛病來了;但特别是夜裡讀着西洋名著讀出了味的時候,更能回想出自家的毛病來。

    我以為一個人開始新寫一篇的時候,最好能把他的舊作統統忘記;最好是每次都象是第一次動筆,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勢力擺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