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寫《春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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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種新的東西卻早又發生而且業已過了全盛時期，正跟着“廠經”（機器缫的細絲）外銷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這就是繭行。
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帶的繭行是有組織的：它們成為若幹集團，每集團有其勢力範圍（呈準官廳，二十裡内不得有新繭行開設），而這些集團又訂有互相協定，操縱繭價，一緻行動。
繭行是剝削農民的第二關，因為這它資本雄厚，組織嚴密，比“葉市”更可怕些。
我認識不少幹“繭行”的，其中也有若幹是親戚故舊。
這一方面的知識的獲得，就引起了我寫《春蠶》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無奇：當時浙江一帶以養蠶為主要生産的農村，差不多十家裡有九家是同一命運的。
太湖區域（或者揚子江三角洲）的農村文化水準相當高。
文盲的數目，當然還是很多的。
但即使是一個文盲，他的眼界卻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通常的看法總以為這一帶的農民比較懶，愛舒服，而人秉性柔弱。
但我的看法卻不然。
蠶忙、農忙的時期，水旱年成，這一帶農民的戰鬥精神和組織力，誰看了能不佩服？（我寫過一篇“速寫”，講到他們如何有組織地和旱魃鬥争的，這完全是事實）。
抗戰初年，上海報上登過一段小新聞，講到北方某地農民看到了一個日本俘虜就大為驚奇，說：“原來鬼子的面目和我們的一模一樣！”可是在我們家鄉一帶的農民們便不會發生這樣的驚異。
他們早就熟知“東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樣的面目，何等樣的人。
一九三○年頃，這一帶的農民運動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高xdx潮。
農民的覺悟性已起可驚人。
誠然，在軍閥部隊“吃糧”的，很少這一帶的農民，向來以為他們“秉性柔弱”的偏見，大概由此造成。
可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這一帶的工業能吸收他們。
事實早已證明，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能夠鬥争，而且鬥争得頗為頑強的。
這是我對于我們家鄉一帶農民的看法。
根據這一理解，我寫出了《春蠶》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寫那些角色的個性時期作用的，也還有我比較熟悉的若幹個别農民。
上面說過，我未曾在農村生活過，我所按近的農民隻是常來我家的一些“鄉親”，包括了幾代的“丫姑爺”；但因為“丫姑爺”，他們倒不把我當作外人，我能傾聽他們坦白直率地訴說自身的痛苦，甚至還能聽到他們對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質疑和反應，一句話，我能看到他們的内心，并從他們口裡知道了農村中一般農民的所思所感與所痛。
總結起來說，《春蠶》構思的過程大約是這樣的：先是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國内政治的混亂造成了那時的農村破産，而在這中間的浙江蠶絲業的破産和以育蠶為主要生産的農民的貧困，則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國“廠”經在紐約和裡昂受了日本絲的壓迫而陷于破産，（日本絲的外銷是受本國政府扶助津貼的，中國絲不但沒有受到扶助津貼，且受苛雜捐稅之困）絲廠主和繭商（二者是一體的）為要苟延殘喘便加倍剝削蠶農，以為補償，事實上，在春蠶上簇的時候，繭商們的托拉斯組織已經定下了繭價，注定了蠶農的虧本，而在中間又有“葉行”（它和繭行也常常是一體）操縱葉價，加重剝削，結果是春蠶愈熟，蠶農愈困頓。
從這一認識出發，算是《春蠶》的主題已經有了，其次便是處理人物，構造故事。
我寫小說，大都是這樣一個構思的過程。
我知道這樣的辦法有利亦有弊，不過習慣已成自然，到現在還是如此。
《青年知識》既然出了這個題目，我就拉拉雜雜寫完交了卷。
這或者可以作為一種參考，但不敢說這就是正當的唯一的法門。
生活經驗的限制，使我不能不這樣在構思過程中老是先從一個社會科學的命題開始。
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帶的繭行是有組織的：它們成為若幹集團，每集團有其勢力範圍（呈準官廳，二十裡内不得有新繭行開設），而這些集團又訂有互相協定，操縱繭價，一緻行動。
繭行是剝削農民的第二關，因為這它資本雄厚，組織嚴密，比“葉市”更可怕些。
我認識不少幹“繭行”的，其中也有若幹是親戚故舊。
這一方面的知識的獲得，就引起了我寫《春蠶》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無奇：當時浙江一帶以養蠶為主要生産的農村，差不多十家裡有九家是同一命運的。
太湖區域（或者揚子江三角洲）的農村文化水準相當高。
文盲的數目，當然還是很多的。
但即使是一個文盲，他的眼界卻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的事物。
通常的看法總以為這一帶的農民比較懶，愛舒服，而人秉性柔弱。
但我的看法卻不然。
蠶忙、農忙的時期，水旱年成，這一帶農民的戰鬥精神和組織力，誰看了能不佩服？（我寫過一篇“速寫”，講到他們如何有組織地和旱魃鬥争的，這完全是事實）。
抗戰初年，上海報上登過一段小新聞，講到北方某地農民看到了一個日本俘虜就大為驚奇，說：“原來鬼子的面目和我們的一模一樣！”可是在我們家鄉一帶的農民們便不會發生這樣的驚異。
他們早就熟知“東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樣的面目，何等樣的人。
一九三○年頃，這一帶的農民運動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高xdx潮。
農民的覺悟性已起可驚人。
誠然，在軍閥部隊“吃糧”的，很少這一帶的農民，向來以為他們“秉性柔弱”的偏見，大概由此造成。
可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這一帶的工業能吸收他們。
事實早已證明，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能夠鬥争，而且鬥争得頗為頑強的。
這是我對于我們家鄉一帶農民的看法。
根據這一理解，我寫出了《春蠶》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寫那些角色的個性時期作用的，也還有我比較熟悉的若幹個别農民。
上面說過，我未曾在農村生活過，我所按近的農民隻是常來我家的一些“鄉親”，包括了幾代的“丫姑爺”；但因為“丫姑爺”，他們倒不把我當作外人，我能傾聽他們坦白直率地訴說自身的痛苦，甚至還能聽到他們對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質疑和反應，一句話，我能看到他們的内心，并從他們口裡知道了農村中一般農民的所思所感與所痛。
總結起來說，《春蠶》構思的過程大約是這樣的：先是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國内政治的混亂造成了那時的農村破産，而在這中間的浙江蠶絲業的破産和以育蠶為主要生産的農民的貧困，則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國“廠”經在紐約和裡昂受了日本絲的壓迫而陷于破産，（日本絲的外銷是受本國政府扶助津貼的，中國絲不但沒有受到扶助津貼，且受苛雜捐稅之困）絲廠主和繭商（二者是一體的）為要苟延殘喘便加倍剝削蠶農，以為補償，事實上，在春蠶上簇的時候，繭商們的托拉斯組織已經定下了繭價，注定了蠶農的虧本，而在中間又有“葉行”（它和繭行也常常是一體）操縱葉價，加重剝削，結果是春蠶愈熟，蠶農愈困頓。
從這一認識出發，算是《春蠶》的主題已經有了，其次便是處理人物，構造故事。
我寫小說，大都是這樣一個構思的過程。
我知道這樣的辦法有利亦有弊，不過習慣已成自然，到現在還是如此。
《青年知識》既然出了這個題目，我就拉拉雜雜寫完交了卷。
這或者可以作為一種參考，但不敢說這就是正當的唯一的法門。
生活經驗的限制，使我不能不這樣在構思過程中老是先從一個社會科學的命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