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怎樣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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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題目在《子夜》的後記上我已經說過了，諸位看了那篇後記，已可知道一個大概。
不過諸位既然出下這題目，要我再談談，那就随便談談罷。
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談：第一是寫作的動機，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層樓上有點氣悶，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約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
當時我眼病很厲害，醫生囑我，八個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書，不然則暫時好了，将來也不免複發。
我遵醫囑靜心養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經衰弱，我便一意休養。
每天沒事，東跑西走，倒也很容易過去。
我在上海的社會關系，本來是很複雜的。
朋友中間有實際工作的革命黨，也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間有企業家，有公務員，有商人，有銀行家，那時我既有閑，便和他們常常來往。
從他們那裡，我聽了很多。
向來對社會現象，僅看到一個輪廓的我，現在看的更清楚一點了。
當時我便打算用這些材料寫一本小說。
後來眼病好一點，也能看書了。
看了當時一些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文，把我觀察得的材料和他們的理論一對照，更增加了我寫小說的興趣。
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
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争。
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于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到上海。
中國民族資本家，在外資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下，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更加緊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
引起了工人的強烈的反抗。
經濟鬥争爆發了，而每一經濟鬥争很快轉變為政治的鬥争，民衆運動在當時的客觀條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轉向新的階段，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得激烈的時候，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面：（一）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産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鬥争；（三）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産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
這三者是互為因果的。
我打算從這裡下手，給以形象的表現。
這樣一部小說，當然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所要回答的，隻是一個問題，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中雖有些如法蘭西資産階級性格的人，但是因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同于十八世紀的法國，因此中國資産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産生了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動搖性。
當時，他們的“出路”是兩條：（一）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二）與封建勢力妥協。
他們終于走了這兩條路。
實際上寫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開始的。
我向來的習慣：冬天夏天不大寫作，夏天太熱，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爐有點悶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
不過諸位既然出下這題目，要我再談談，那就随便談談罷。
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談：第一是寫作的動機，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層樓上有點氣悶，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約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這個時候正是汪精衛在北平籌備召開擴大會議，南北大戰方酣的時候，同時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高漲的時候。
當時我眼病很厲害，醫生囑我，八個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書，不然則暫時好了，将來也不免複發。
我遵醫囑靜心養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經衰弱，我便一意休養。
每天沒事，東跑西走，倒也很容易過去。
我在上海的社會關系，本來是很複雜的。
朋友中間有實際工作的革命黨，也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間有企業家，有公務員，有商人，有銀行家，那時我既有閑，便和他們常常來往。
從他們那裡，我聽了很多。
向來對社會現象，僅看到一個輪廓的我，現在看的更清楚一點了。
當時我便打算用這些材料寫一本小說。
後來眼病好一點，也能看書了。
看了當時一些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文，把我觀察得的材料和他們的理論一對照，更增加了我寫小說的興趣。
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
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争。
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于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到上海。
中國民族資本家，在外資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下，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更加緊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
引起了工人的強烈的反抗。
經濟鬥争爆發了，而每一經濟鬥争很快轉變為政治的鬥争，民衆運動在當時的客觀條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轉向新的階段，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得激烈的時候，我那時打算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以下的三個方面：（一）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壓迫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下，在農村破産的環境下，為要自保，使用更加殘酷的手段加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鬥争；（三）當時的南北大戰，農村經濟破産以及農民暴動又加深了民族工業的恐慌。
這三者是互為因果的。
我打算從這裡下手，給以形象的表現。
這樣一部小說，當然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我所要回答的，隻是一個問題，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中雖有些如法蘭西資産階級性格的人，但是因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同于十八世紀的法國，因此中國資産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産生了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動搖性。
當時，他們的“出路”是兩條：（一）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二）與封建勢力妥協。
他們終于走了這兩條路。
實際上寫這本書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開始的。
我向來的習慣：冬天夏天不大寫作，夏天太熱，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爐有點悶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