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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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作序，說此事使“天官家諸星紀數之缺者，補之序之，紊者正之”。
《儀象考成》首兩卷介紹玑衡撫辰儀的性能和用法，後30卷是星表。
其中載錄傳統星官277個共1319顆星，比《靈台儀象志》多16個星官109顆星，又增添了傳統天文學中沒有的星1614顆，南天極附近23個星官150顆星，合計共300個星官3083顆星。
這是清代發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據研究，它們主要是參照新出版的歐洲星表的數據編撰而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決定重測星表。
這時在欽天監中已無外國傳教士，參加工作的全是中國官員，他們于道光二十五年完成了《儀象考成續編》32卷。
續編中收入3240顆星，與《儀象考成》相比，新增163顆星，并删減了這次沒有觀測到的6顆星。
中國天文學家獨立測算完成的這一巨著，反映了中國天文學的進步。
中國天文學家不僅獨立承擔了大量的觀測工作，并根據新的觀測結果對原有星表進行了修訂，而且還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例如，他們否定了認為恒星亮暗不同是由于恒星直徑大小不同的說法，而以恒星離我們的遠近距離來加以解釋，并且提出恒星本身的變化也會造成恒星亮度的變化，從而糾正了傳教士所傳授的關于恒星等方面的錯誤概念。
第三節 欽天監以外的天文工作 清代欽天監以外的天文學研究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中國學者出于實踐需要和對天文學的愛好，再加上對洋人把持欽天監的局面總覺得臉上無光，于是一部分人緻力于研究和發掘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精華，希望找回昔日的光榮；一部分人努力學習和掌握西方數學和天文學，借鑒彼方之長，彌補我方之短，以利應用；還有一些學者可說是學擅中西，對于中西天文學的長處與存在的問題都有所闡發，因而在傳統天文學與歐洲天文學兩個方面都形成了活躍的研究風氣，取得了不少在有清一代很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梅文鼎是這一研究的開路先鋒。
他緻力于闡發西學要旨，表彰中學精萃，對傳統天文學與歐洲天文學展開了全面的研究。
他在《曆學骈枝》5卷，《古今曆法通考》58卷，《明史·曆志》等著作中，對于中國傳統天文學中的曆法沿革、基本原理、計算方法、儀器、圖表等，作了全面的論述。
尤其是他對《授時曆》和《大統曆》的深入闡釋，例如關于日、月不等速運動對合朔時刻的影響，關于日月交食的計算，用幾何方法解釋《授時曆》求日食和月食食限時刻的原理，接近球面三角學的黃赤坐标換算法，三次差内插公式以及對《大統曆》錯誤數據的校正等，更是常常為人們所稱道。
梅文鼎對伊斯蘭天文學也有所探讨。
在《曆學骈枝》、《回回曆補注》中，他對回回曆法五星行度，本輪運行以及西域星表的考算，是研究回回曆的重要成果。
關于西方天文學，他著有一本學習西法的入門著作《曆學疑問》，介紹了西方天文學中的小輪學說和偏心圓理論等。
書中提出西法有些内容為中曆所無，可添補中法之未備，兼收并取，以使曆法更為完善，這本書康熙曾親加批點。
這方面的著作還有《五星管見》、《交食》、《七政》、《恒星紀要》等，對于西方推算日月食和日月五星位置的方法以及星表等，作了較系統的整理和闡述。
但他宣揚的西學東源說，如提出西方天文學體系，其本源出自中國古代蓋天說等，則是荒謬的，并且産生了不良的影響。
清代乾嘉學派的許多學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也有很深的研究，成果頗多。
他們認為通經必須博史，而經書史著中又有十分豐富的天文曆法内容，并且曆代各家曆法中有不少難解之處，這些都是“通經博史”途徑上的攔路石，應予充分研究。
如李銳校注過漢代三統曆、後漢四分曆和乾象曆，複原了宋代奉元曆、占天曆。
他還根據何承天調日法研究了各家曆法的日法、朔餘，著有《日法朔餘強弱考》。
汪曰祯計算出從西周至清初兩千五百多年的朔閏時刻，寫成《曆代長術輯要》10卷，這部書成為後來研究曆史年代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這方面的另一項突出成就，是先後由阮元、羅士琳、諸可寶、黃鐘駿主編的巨著《疇人傳》及其續編。
《疇人傳》的編寫曆經百年，前46卷成于嘉慶年間，最後一編竣工于光緒二十四年。
該書是一部上至傳說時代，下至編書年間著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傳記，生平從簡，學術成就多錄，堪稱洋洋大觀的天文學史專著。
王錫闡（1628&mdash1682）是衆多民間天文學家中的一位佼佼者。
他的天文學代表作《曉庵新法》，被收入《四庫全書》。
他還著有《丁未曆稿》、《三辰晷志》、《漢書日食辨》、《字母原始》等，收入《木犀軒叢書》、《曉庵先生文集》中的天文著作還有：《曆法表》、《大統曆法啟蒙》、《曆策》、《曆說》、《日月左右旋問答》、《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步交會》、《測日小記序》等。
王錫闡是一位既不盲從，也不守舊，很有創見的傑出天文學家。
他親自進行各種天文觀測，深入研究中西學說，“考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①，并且作出了許多創造性的貢獻。
例如，他對于湯若望因不懂得平氣與定氣的區别，不懂周
《儀象考成》首兩卷介紹玑衡撫辰儀的性能和用法，後30卷是星表。
其中載錄傳統星官277個共1319顆星，比《靈台儀象志》多16個星官109顆星，又增添了傳統天文學中沒有的星1614顆，南天極附近23個星官150顆星，合計共300個星官3083顆星。
這是清代發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據研究，它們主要是參照新出版的歐洲星表的數據編撰而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決定重測星表。
這時在欽天監中已無外國傳教士，參加工作的全是中國官員，他們于道光二十五年完成了《儀象考成續編》32卷。
續編中收入3240顆星，與《儀象考成》相比，新增163顆星，并删減了這次沒有觀測到的6顆星。
中國天文學家獨立測算完成的這一巨著，反映了中國天文學的進步。
中國天文學家不僅獨立承擔了大量的觀測工作，并根據新的觀測結果對原有星表進行了修訂，而且還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例如，他們否定了認為恒星亮暗不同是由于恒星直徑大小不同的說法，而以恒星離我們的遠近距離來加以解釋，并且提出恒星本身的變化也會造成恒星亮度的變化，從而糾正了傳教士所傳授的關于恒星等方面的錯誤概念。
第三節 欽天監以外的天文工作 清代欽天監以外的天文學研究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中國學者出于實踐需要和對天文學的愛好，再加上對洋人把持欽天監的局面總覺得臉上無光，于是一部分人緻力于研究和發掘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精華，希望找回昔日的光榮；一部分人努力學習和掌握西方數學和天文學，借鑒彼方之長，彌補我方之短，以利應用；還有一些學者可說是學擅中西，對于中西天文學的長處與存在的問題都有所闡發，因而在傳統天文學與歐洲天文學兩個方面都形成了活躍的研究風氣，取得了不少在有清一代很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梅文鼎是這一研究的開路先鋒。
他緻力于闡發西學要旨，表彰中學精萃，對傳統天文學與歐洲天文學展開了全面的研究。
他在《曆學骈枝》5卷，《古今曆法通考》58卷，《明史·曆志》等著作中，對于中國傳統天文學中的曆法沿革、基本原理、計算方法、儀器、圖表等，作了全面的論述。
尤其是他對《授時曆》和《大統曆》的深入闡釋，例如關于日、月不等速運動對合朔時刻的影響，關于日月交食的計算，用幾何方法解釋《授時曆》求日食和月食食限時刻的原理，接近球面三角學的黃赤坐标換算法，三次差内插公式以及對《大統曆》錯誤數據的校正等，更是常常為人們所稱道。
梅文鼎對伊斯蘭天文學也有所探讨。
在《曆學骈枝》、《回回曆補注》中，他對回回曆法五星行度，本輪運行以及西域星表的考算，是研究回回曆的重要成果。
關于西方天文學，他著有一本學習西法的入門著作《曆學疑問》，介紹了西方天文學中的小輪學說和偏心圓理論等。
書中提出西法有些内容為中曆所無，可添補中法之未備，兼收并取，以使曆法更為完善，這本書康熙曾親加批點。
這方面的著作還有《五星管見》、《交食》、《七政》、《恒星紀要》等，對于西方推算日月食和日月五星位置的方法以及星表等，作了較系統的整理和闡述。
但他宣揚的西學東源說，如提出西方天文學體系，其本源出自中國古代蓋天說等，則是荒謬的，并且産生了不良的影響。
清代乾嘉學派的許多學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也有很深的研究，成果頗多。
他們認為通經必須博史，而經書史著中又有十分豐富的天文曆法内容，并且曆代各家曆法中有不少難解之處，這些都是“通經博史”途徑上的攔路石，應予充分研究。
如李銳校注過漢代三統曆、後漢四分曆和乾象曆，複原了宋代奉元曆、占天曆。
他還根據何承天調日法研究了各家曆法的日法、朔餘，著有《日法朔餘強弱考》。
汪曰祯計算出從西周至清初兩千五百多年的朔閏時刻，寫成《曆代長術輯要》10卷，這部書成為後來研究曆史年代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這方面的另一項突出成就，是先後由阮元、羅士琳、諸可寶、黃鐘駿主編的巨著《疇人傳》及其續編。
《疇人傳》的編寫曆經百年，前46卷成于嘉慶年間，最後一編竣工于光緒二十四年。
該書是一部上至傳說時代，下至編書年間著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傳記，生平從簡，學術成就多錄，堪稱洋洋大觀的天文學史專著。
王錫闡（1628&mdash1682）是衆多民間天文學家中的一位佼佼者。
他的天文學代表作《曉庵新法》，被收入《四庫全書》。
他還著有《丁未曆稿》、《三辰晷志》、《漢書日食辨》、《字母原始》等，收入《木犀軒叢書》、《曉庵先生文集》中的天文著作還有：《曆法表》、《大統曆法啟蒙》、《曆策》、《曆說》、《日月左右旋問答》、《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步交會》、《測日小記序》等。
王錫闡是一位既不盲從，也不守舊，很有創見的傑出天文學家。
他親自進行各種天文觀測，深入研究中西學說，“考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取西說之長而去其短”①，并且作出了許多創造性的貢獻。
例如，他對于湯若望因不懂得平氣與定氣的區别，不懂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