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天文學
關燈
小
中
大
動選擇吉日、辨識禁忌等事務。
由此可見，當時的天文學仍然是以曆法和星占為皇家服務的“應用技術”，并沒有将它作為需要發展的科學來對待，穿新鞋又走了老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天文學還有強大的影響，具有漢化歐洲天文學的潛能。
《曆象考成》與《曆象考成後編》《西洋新法曆書》刊行後，成為編制每年時憲曆的依據，也成為中國學者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主要資料之一。
但由于《西洋新法曆書》實際上出自多人之手，對西洋新法的叙述不夠清晰和系統，不少内容隐晦難通，加之時有錯訛和圖表不符之處，如康熙帝曾研究過它并親自進行日影測量，發現新法曆書中一些數據已不夠準确，所以編修一部經中國學者整理、解釋并訂正錯訛的新書是很有必要的。
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指出：“天文曆法，朕素留心，西法大端不誤，但分刻度數之間積久不能無差”，要求禮部并欽天監招考天算人才，加強天文實測，準備重新修訂《西洋新法曆書》。
康熙五十三年修書工作開始進行，他又谕示：“今修書宜依古曆規模，用今之數目算之”，确定了編修新著的基本原則。
此次重修曆時九年，于1722年完成《曆象考成》42卷。
《曆象考成》為《律曆淵源》的第一部，分上下兩編。
上編16卷名《揆天察紀》，講天文理論；下編10卷名《明時正度》，講計算方法，并附算表16卷。
《曆象考成》在理論闡述、數據精度和邏輯結構上比《西洋新法曆書》有所進步，如根據實測确定了新的黃赤交角；計算平太陽時和真太陽時的時差，考慮到太陽近地點每年有移動所産生的影響；計算月食時采用了月面方位等。
但它總體上采用的仍是西方天文學中的第谷體系，數據也多為第谷所定，這在當時已經落後，并且随着年代的增加，誤差也越來越大。
雍正八年（1730）六月，據《曆象考成》推算日食，與觀測不符，于是欽天監監正明圖奏請校修《曆象考成》。
後由在欽天監供職的傳教士戴進賢和徐懋德根據法國天文學家卡西尼的計算方法，重修日躔、月離兩表附于書後。
但是，這次新編的日躔表和月離表，沒有給出關于天文理論和使用方法的說明，難以掌握，以至欽天監内的中國人隻有蒙古族天文學家明安圖會用，這當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因而在乾隆二年（1737）組成以戴進賢、徐懋德為主，由明安圖等協辦的“增修表解圖說”班子，并于乾隆七年編成《曆象考成後編》10卷。
後編比前編有較大的進步，如抛棄了過時的小輪體系，應用了開普勒第一定律（橢圓運動定律）和第二定律（面積定律），增補了關于視差、蒙氣差的理論與采用了較精确的數據等。
但《曆象考成後編》應用的開普勒定律中，日地關系是颠倒的，即太陽沿橢圓軌道繞地球運動，而非哥白尼的日心體系，這種颠倒，對于數學計算并沒有什麼影響。
天文儀器清代觀象台比明代有很大的進步，如增加了儀器，改換了刻度等，以适應新的天文理論和天象觀測的需要。
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命南懷仁督造新儀，并于康熙十二年制成六件大型天文儀器，計有赤道經緯儀（用于測量天體的赤經差和赤緯）、黃道經緯儀（測量黃經差和黃緯）、地平經儀[測量地平經度（方位角）]、地平緯儀（又稱象限儀，用于測量天體的地平緯度）、紀限儀（測量二天體之間的角距離）與天體儀（即天球儀，相當于古代的渾象，可用于演示或推算天體位置以及出沒和中天時刻等）。
南懷仁還寫成《靈台儀象志》一書，說明上述儀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末附一份全天星表，他也因此而被提升為欽天監監正。
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國傳教士紀利安又造地平經緯儀，并為了安裝它而重新調整了觀象台上陳列的其他儀器。
這件儀器實際上是地平經儀和地平緯儀兩儀的組合。
清觀象台上最後安裝的一件大型儀器叫玑衡撫辰儀（用法與赤道經緯儀相同，但可直接測量赤道經緯度），于乾隆九年（1744）由德國傳教士戴進賢主持開始制造，乾隆十九年竣工，是八件儀器中最有中國傳統風格的一種。
玑衡撫辰儀仿照古代渾儀的結構，制作精美，分度刻劃準确，而刻度則如其他儀器，為一圓周360度制。
以上八件天文儀器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古觀象台上。
這些儀器總的來說仍舊在古典天文學的框架内。
與我國傳統的天文儀器相比，其改進之處在于它們在設計制造和安裝方面比較精細；采用了西方通行的360度制和60進位制；刻度盤上加有遊标，提高了讀數精度；黃道經緯儀上裝設有黃極圈等，另外，紀限儀是過去所沒有的。
這些古色古香大多帶有歐洲風格的天文儀器，并沒有裝置當時西方已廣泛使用的望遠鏡，所以它們雖可用于一般觀測，編制和校驗曆法，但作為天體研究的工具，則已是遠遠地落後了。
《儀象考成》、《儀象考成續編》及全天星表乾隆四年（1739），戴進賢奏請增修《靈台儀象志》的星表部分，乾隆九年，欽天監發現黃赤交角比《靈台儀象志》出版時已有顯著的變化，因此又奏請清政府重新測算星表，與研制玑衡撫辰儀同時進行，并于乾隆十七年（1752）由戴進賢主持編成《儀象考成》32卷，1756年刊行。
乾隆曾親自
由此可見，當時的天文學仍然是以曆法和星占為皇家服務的“應用技術”，并沒有将它作為需要發展的科學來對待，穿新鞋又走了老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天文學還有強大的影響，具有漢化歐洲天文學的潛能。
《曆象考成》與《曆象考成後編》《西洋新法曆書》刊行後，成為編制每年時憲曆的依據，也成為中國學者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主要資料之一。
但由于《西洋新法曆書》實際上出自多人之手，對西洋新法的叙述不夠清晰和系統，不少内容隐晦難通，加之時有錯訛和圖表不符之處，如康熙帝曾研究過它并親自進行日影測量，發現新法曆書中一些數據已不夠準确，所以編修一部經中國學者整理、解釋并訂正錯訛的新書是很有必要的。
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指出：“天文曆法，朕素留心，西法大端不誤，但分刻度數之間積久不能無差”，要求禮部并欽天監招考天算人才，加強天文實測，準備重新修訂《西洋新法曆書》。
康熙五十三年修書工作開始進行，他又谕示：“今修書宜依古曆規模，用今之數目算之”，确定了編修新著的基本原則。
此次重修曆時九年，于1722年完成《曆象考成》42卷。
《曆象考成》為《律曆淵源》的第一部，分上下兩編。
上編16卷名《揆天察紀》，講天文理論；下編10卷名《明時正度》，講計算方法，并附算表16卷。
《曆象考成》在理論闡述、數據精度和邏輯結構上比《西洋新法曆書》有所進步，如根據實測确定了新的黃赤交角；計算平太陽時和真太陽時的時差，考慮到太陽近地點每年有移動所産生的影響；計算月食時采用了月面方位等。
但它總體上采用的仍是西方天文學中的第谷體系，數據也多為第谷所定，這在當時已經落後，并且随着年代的增加，誤差也越來越大。
雍正八年（1730）六月，據《曆象考成》推算日食，與觀測不符，于是欽天監監正明圖奏請校修《曆象考成》。
後由在欽天監供職的傳教士戴進賢和徐懋德根據法國天文學家卡西尼的計算方法，重修日躔、月離兩表附于書後。
但是，這次新編的日躔表和月離表，沒有給出關于天文理論和使用方法的說明，難以掌握，以至欽天監内的中國人隻有蒙古族天文學家明安圖會用，這當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因而在乾隆二年（1737）組成以戴進賢、徐懋德為主，由明安圖等協辦的“增修表解圖說”班子，并于乾隆七年編成《曆象考成後編》10卷。
後編比前編有較大的進步，如抛棄了過時的小輪體系，應用了開普勒第一定律（橢圓運動定律）和第二定律（面積定律），增補了關于視差、蒙氣差的理論與采用了較精确的數據等。
但《曆象考成後編》應用的開普勒定律中，日地關系是颠倒的，即太陽沿橢圓軌道繞地球運動，而非哥白尼的日心體系，這種颠倒，對于數學計算并沒有什麼影響。
天文儀器清代觀象台比明代有很大的進步，如增加了儀器，改換了刻度等，以适應新的天文理論和天象觀測的需要。
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命南懷仁督造新儀，并于康熙十二年制成六件大型天文儀器，計有赤道經緯儀（用于測量天體的赤經差和赤緯）、黃道經緯儀（測量黃經差和黃緯）、地平經儀[測量地平經度（方位角）]、地平緯儀（又稱象限儀，用于測量天體的地平緯度）、紀限儀（測量二天體之間的角距離）與天體儀（即天球儀，相當于古代的渾象，可用于演示或推算天體位置以及出沒和中天時刻等）。
南懷仁還寫成《靈台儀象志》一書，說明上述儀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末附一份全天星表，他也因此而被提升為欽天監監正。
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國傳教士紀利安又造地平經緯儀，并為了安裝它而重新調整了觀象台上陳列的其他儀器。
這件儀器實際上是地平經儀和地平緯儀兩儀的組合。
清觀象台上最後安裝的一件大型儀器叫玑衡撫辰儀（用法與赤道經緯儀相同，但可直接測量赤道經緯度），于乾隆九年（1744）由德國傳教士戴進賢主持開始制造，乾隆十九年竣工，是八件儀器中最有中國傳統風格的一種。
玑衡撫辰儀仿照古代渾儀的結構，制作精美，分度刻劃準确，而刻度則如其他儀器，為一圓周360度制。
以上八件天文儀器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古觀象台上。
這些儀器總的來說仍舊在古典天文學的框架内。
與我國傳統的天文儀器相比，其改進之處在于它們在設計制造和安裝方面比較精細；采用了西方通行的360度制和60進位制；刻度盤上加有遊标，提高了讀數精度；黃道經緯儀上裝設有黃極圈等，另外，紀限儀是過去所沒有的。
這些古色古香大多帶有歐洲風格的天文儀器，并沒有裝置當時西方已廣泛使用的望遠鏡，所以它們雖可用于一般觀測，編制和校驗曆法，但作為天體研究的工具，則已是遠遠地落後了。
《儀象考成》、《儀象考成續編》及全天星表乾隆四年（1739），戴進賢奏請增修《靈台儀象志》的星表部分，乾隆九年，欽天監發現黃赤交角比《靈台儀象志》出版時已有顯著的變化，因此又奏請清政府重新測算星表，與研制玑衡撫辰儀同時進行，并于乾隆十七年（1752）由戴進賢主持編成《儀象考成》32卷，1756年刊行。
乾隆曾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