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錢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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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知人論世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
為此先後撰寫了《洪文惠公年譜》、《洪文敏公年譜》、《深甯先生年譜》、《陸放翁年譜》、《王弇州年譜》等著作。
在主講婁東書院期間，他又将所作各譜之意加以推廣著成《疑年錄》一書。
此書凡四卷，按先後次序登錄了東漢經師鄭玄至清朝戴震約三百多位學者的生卒年代。
而後，在紫陽書院任教期間，錢大昕又著成《補唐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各一卷，從而為後來學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間，錢大昕還緻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元朝是一個由蒙古民族統治者建立起來的皇朝，統治中國前後近一個世紀。
元朝滅亡後，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
因為成書倉促，冗雜漏略，事迹錯誤比比皆是，不足以稱為信史。
錢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
為此，他在反複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礎上，對《元史》舊目進行增删并依目錄陸續著成《元史稿》、《元詩紀事》兩書初稿多篇。
但歸裡後，有關資料缺乏，加之學術研究過于忙碌等諸多原因，錢大昕隻對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藝文志》繕成清本，卻未來得及對其他手稿最後編定，緻使上述兩書在錢大昕去世後散佚，這是十分可惜的。
但從傳世的《氏族表》、《藝文志》看來，其資料搜羅之廣，内容考訂之精都遠在同類著作之上，為後人開展對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
與此同時，錢大昕還将宋、遼、金、元四史和各種有關記載相互參訂，撰成《四史朔閏考》一書，為後人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十駕齋養新錄》是錢大昕晚年較有影響的學術著作。
此書于嘉慶四年任教紫陽書院時最後編就，嘉慶八年刊印行世。
全書凡二十卷、八百餘條，是其一生讀書劄記的彙編。
由于他學識淵博，“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①。
該書就是一個明證，它于經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詞章、術數等各門類知識幾乎無所不及，所探讨的問題，也多為“精确中正之論”②。
此書刊行後，錢大昕又繼續研究，将所得編為《養新餘錄》，在他去世後，由其後人刊印行世。
《十駕齋養新錄》自刊行一百多年來，一直為學界所推重。
錢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學術著作如《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書的同時，在古典文獻的整理和輿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斷取得新成就。
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先後校勘印行了《風俗通義》和《長春真人西遊記》兩書。
其中《長春真人西遊記》成書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國興起時期中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資料。
但元末以後，此書失傳，以緻《四庫全書》不收，《總目》不錄，聞其名者甚至以為即是吳承恩的《西遊記》。
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與段玉裁等在蘇州玄妙觀所藏《道藏》中發現此書，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後刊印，始重與世人見面，從而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在輿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慶六年（1801），他不顧病後體虛，兩度應邀赴浙江總修《鄞縣志》、《長興縣志》兩書。
在金石研究方面，繼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後，錢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種并一一考訂，先後編訂并刊行了《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慶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編為《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錄》二卷（乾隆四十九年）。
總計錢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兩千餘通，其時代上自秦漢，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餘篇。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錢大昕一生學術成就斐然，為後世保存和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上海書店1983年版。
積累古代文化遺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錢大昕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經成為全國學術界所景仰的大師和巨子，遠近學者求教學問、請作書序之書信紛至沓來，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絕于途。
因此，錢大昕于教學、著述之外，還寫下了大量的序跋、信劄、傳記、墓志銘等，為研究清代社會生活留下了可貴的資料。
錢大昕知識淵博，擅長考據，其中不少篇章還與《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兩書一樣有見地。
這些文章，在他去世兩年之後，由其門生後人彙編為《潛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錢大昕以勞累過度，一度曾患瘋癱，幾乎不起。
病愈之後，他不顧體虛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驚人的毅力先後完成學術專著多種。
這時，嘉慶帝曾詢問他家居情況，有意勸他重新出仕，錢大昕婉言謝絕了。
嘉慶九年（1804）十月，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師錢大昕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七歲。
為此先後撰寫了《洪文惠公年譜》、《洪文敏公年譜》、《深甯先生年譜》、《陸放翁年譜》、《王弇州年譜》等著作。
在主講婁東書院期間，他又将所作各譜之意加以推廣著成《疑年錄》一書。
此書凡四卷，按先後次序登錄了東漢經師鄭玄至清朝戴震約三百多位學者的生卒年代。
而後，在紫陽書院任教期間，錢大昕又著成《補唐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各一卷，從而為後來學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間，錢大昕還緻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元朝是一個由蒙古民族統治者建立起來的皇朝，統治中國前後近一個世紀。
元朝滅亡後，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
因為成書倉促，冗雜漏略，事迹錯誤比比皆是，不足以稱為信史。
錢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
為此，他在反複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礎上，對《元史》舊目進行增删并依目錄陸續著成《元史稿》、《元詩紀事》兩書初稿多篇。
但歸裡後，有關資料缺乏，加之學術研究過于忙碌等諸多原因，錢大昕隻對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藝文志》繕成清本，卻未來得及對其他手稿最後編定，緻使上述兩書在錢大昕去世後散佚，這是十分可惜的。
但從傳世的《氏族表》、《藝文志》看來，其資料搜羅之廣，内容考訂之精都遠在同類著作之上，為後人開展對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
與此同時，錢大昕還将宋、遼、金、元四史和各種有關記載相互參訂，撰成《四史朔閏考》一書，為後人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十駕齋養新錄》是錢大昕晚年較有影響的學術著作。
此書于嘉慶四年任教紫陽書院時最後編就，嘉慶八年刊印行世。
全書凡二十卷、八百餘條，是其一生讀書劄記的彙編。
由于他學識淵博，“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①。
該書就是一個明證，它于經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詞章、術數等各門類知識幾乎無所不及，所探讨的問題，也多為“精确中正之論”②。
此書刊行後，錢大昕又繼續研究，将所得編為《養新餘錄》，在他去世後，由其後人刊印行世。
《十駕齋養新錄》自刊行一百多年來，一直為學界所推重。
錢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學術著作如《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書的同時，在古典文獻的整理和輿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斷取得新成就。
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先後校勘印行了《風俗通義》和《長春真人西遊記》兩書。
其中《長春真人西遊記》成書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國興起時期中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資料。
但元末以後，此書失傳，以緻《四庫全書》不收，《總目》不錄，聞其名者甚至以為即是吳承恩的《西遊記》。
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與段玉裁等在蘇州玄妙觀所藏《道藏》中發現此書，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後刊印，始重與世人見面，從而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在輿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慶六年（1801），他不顧病後體虛，兩度應邀赴浙江總修《鄞縣志》、《長興縣志》兩書。
在金石研究方面，繼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後，錢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種并一一考訂，先後編訂并刊行了《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慶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編為《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錄》二卷（乾隆四十九年）。
總計錢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兩千餘通，其時代上自秦漢，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餘篇。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錢大昕一生學術成就斐然，為後世保存和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上海書店1983年版。
積累古代文化遺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錢大昕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經成為全國學術界所景仰的大師和巨子，遠近學者求教學問、請作書序之書信紛至沓來，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絕于途。
因此，錢大昕于教學、著述之外，還寫下了大量的序跋、信劄、傳記、墓志銘等，為研究清代社會生活留下了可貴的資料。
錢大昕知識淵博，擅長考據，其中不少篇章還與《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兩書一樣有見地。
這些文章，在他去世兩年之後，由其門生後人彙編為《潛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錢大昕以勞累過度，一度曾患瘋癱，幾乎不起。
病愈之後，他不顧體虛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驚人的毅力先後完成學術專著多種。
這時，嘉慶帝曾詢問他家居情況，有意勸他重新出仕，錢大昕婉言謝絕了。
嘉慶九年（1804）十月，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師錢大昕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