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鄂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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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可貴的用人思想 鄂爾泰作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寵臣，還向朝廷貢獻用人的意見。
他對于才與德、能力與職務等關系以及如何識别人的賢佞等問題上，提出他的見解與建議。
有時，他就雍正帝的提問和觀點而展開讨論，他們君臣之間的議論，雖然是從那個時代的現實出發的，但是今天看來，還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他們的對話很精彩，時時流露出真知灼見。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爾泰在論用人的奏折中寫道：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緻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
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為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他強調用人一定要得當，什麼職務，什麼差事，用什麼樣的人，人、職相當，就能發揮人的才能，該辦的事情就能辦好。
人盡其才了，職務就沒有虛設，假如一個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就是不适合擔任那種職務，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發揮出來，反把事情耽誤了，這樣既毀了人，又壞了事。
他認為任用官員要人才與職務相适合，最終目的是要把事情辦好&mdash&mdash“政無廢事”，就能把國家治理好。
這是他考慮用人問題的出發點。
鄂爾泰的奏議引起雍正帝的極大興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寫出一篇議論：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
朕意雖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隻以留神用力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
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
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誠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這對于君主和大臣們來說，并沒有異議。
問題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這樣的人還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們。
雍正帝不這樣認識問題，也不這樣來處理對一個人的任免。
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從而與那些庸愚聽話的人不同，不容易駕馭，但是他認為不必懼怕他們，應當用心去掌握他們。
在這裡，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這是說人才難得，對已經湧現出來的幹才，盡管他們有缺陷，也要愛惜，不能摧殘。
愛惜的方法之一，是對他們加強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過失，以利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
鄂爾泰見到朱批後，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陳述自己的意見：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
忠厚老成而略無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
他認為國家設官定職，出發點是為了辦好事，不是為用人，尤其不是為養閑人，誰能把事情辦好就應當用誰，而不必管他是①《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維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①《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
君子，抑或是小人。
在這個前提下，對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強教育，對不能辦事的善人，或調換職務，或離職賦閑，讓出缺位給有能力的人來幹。
他進一步說明和發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點即加以教育的方針，雍正帝看後大為欣賞，稱贊他的說理“實可開拓人的胸襟”②。
歸結起來，鄂爾泰與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個共同點是，以能力為旨歸，大膽使用人才，而對有德無才的人，盡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防礙政事。
在對德和才的要求上，他們把才擺在了第一位。
第二，對有缺點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縱，而是加強對他的教育與管束，使他的才能發揮出來，防止他品德的缺陷敗壞政事，第三，這樣的用人原則是為辦好國事，有利于國事者即任用，無利者不管他有什麼值得重視之處，也不給予官職。
國事第一，這個用人原則實有高明之處，處在封建時代的鄂爾泰、雍正帝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慮同個人的關系、個人的好惡，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對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教育方針，是讓人才從自身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隻有寬闊胸懷的政治家，才能具有這樣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針。
就這一點而言，鄂爾泰可以進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鄂爾泰任人唯才的思想不隻說說，而是貫徹于他的實踐之中。
所謂“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①。
他在改土歸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張廣泗等人，使他們成為推行改土歸流的重要人物。
改土歸流之始，哈元生是雲南威甯鎮遊擊，鄂爾泰大膽任用，命他率兵攻打叛亂的烏蒙土知府祿萬鐘及助纣為虐的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哈元生冒矢石奮勇獲勝，鄂爾泰即保舉他為參将。
雍正六年米貼土司作亂，鄂爾泰用哈元生率兵平叛，再獲勝利，次年即升其為總兵。
雍正帝也非常賞識他，于九年用之為雲南提督，次年召進京城，解禦衣賜之，讓他在辦理軍機處行走，後又任命為揚威将軍，征讨貴州古州叛亂，此次出師無功。
鄂爾泰雖提升哈元生，然而對他的認識比較準确，還在雍正八年哈元生任總兵時，鄂爾泰在五月二十二日寫的奏折中說：“哈元生人雖嚴勇，少近殘刻，止可備調遣，不足以資統率。
”①承認他是一員戰将，但不是帥材。
不久，“揚威将軍”的使命證明鄂爾泰的看法是正确的，識人是深刻的，而雍正帝愛才心切，把哈元生的将才當作帥才來用，因而未見成效。
張廣泗原為雲南楚雄知府，雍正四年，鄂爾泰因貴州改土歸流的需要，調張廣泗為黎平知府。
張廣泗對土司剿撫兼施，所至立功，兩年内被提升為貴州巡撫。
雍正帝因未見過其人，不明其底細，于雍正七年在上谕中問鄂爾泰：張廣泗“胸襟立志，未知可能開闊堅定否？”鄂爾泰即回
第三節 可貴的用人思想 鄂爾泰作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寵臣，還向朝廷貢獻用人的意見。
他對于才與德、能力與職務等關系以及如何識别人的賢佞等問題上，提出他的見解與建議。
有時，他就雍正帝的提問和觀點而展開讨論，他們君臣之間的議論，雖然是從那個時代的現實出發的，但是今天看來，還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他們的對話很精彩，時時流露出真知灼見。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爾泰在論用人的奏折中寫道：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緻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
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為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他強調用人一定要得當，什麼職務，什麼差事，用什麼樣的人，人、職相當，就能發揮人的才能，該辦的事情就能辦好。
人盡其才了，職務就沒有虛設，假如一個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就是不适合擔任那種職務，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發揮出來，反把事情耽誤了，這樣既毀了人，又壞了事。
他認為任用官員要人才與職務相适合，最終目的是要把事情辦好&mdash&mdash“政無廢事”，就能把國家治理好。
這是他考慮用人問題的出發點。
鄂爾泰的奏議引起雍正帝的極大興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寫出一篇議論：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
朕意雖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隻以留神用力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
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
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誠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這對于君主和大臣們來說，并沒有異議。
問題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這樣的人還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們。
雍正帝不這樣認識問題，也不這樣來處理對一個人的任免。
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從而與那些庸愚聽話的人不同，不容易駕馭，但是他認為不必懼怕他們，應當用心去掌握他們。
在這裡，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這是說人才難得，對已經湧現出來的幹才，盡管他們有缺陷，也要愛惜，不能摧殘。
愛惜的方法之一，是對他們加強教育，幫助他們改正過失，以利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
鄂爾泰見到朱批後，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陳述自己的意見：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
忠厚老成而略無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
他認為國家設官定職，出發點是為了辦好事，不是為用人，尤其不是為養閑人，誰能把事情辦好就應當用誰，而不必管他是①《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維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①《朱批谕旨·鄂爾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
君子，抑或是小人。
在這個前提下，對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強教育，對不能辦事的善人，或調換職務，或離職賦閑，讓出缺位給有能力的人來幹。
他進一步說明和發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點即加以教育的方針，雍正帝看後大為欣賞，稱贊他的說理“實可開拓人的胸襟”②。
歸結起來，鄂爾泰與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個共同點是，以能力為旨歸，大膽使用人才，而對有德無才的人，盡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防礙政事。
在對德和才的要求上，他們把才擺在了第一位。
第二，對有缺點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縱，而是加強對他的教育與管束，使他的才能發揮出來，防止他品德的缺陷敗壞政事，第三，這樣的用人原則是為辦好國事，有利于國事者即任用，無利者不管他有什麼值得重視之處，也不給予官職。
國事第一，這個用人原則實有高明之處，處在封建時代的鄂爾泰、雍正帝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慮同個人的關系、個人的好惡，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對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教育方針，是讓人才從自身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隻有寬闊胸懷的政治家，才能具有這樣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針。
就這一點而言，鄂爾泰可以進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鄂爾泰任人唯才的思想不隻說說，而是貫徹于他的實踐之中。
所謂“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①。
他在改土歸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張廣泗等人，使他們成為推行改土歸流的重要人物。
改土歸流之始，哈元生是雲南威甯鎮遊擊，鄂爾泰大膽任用，命他率兵攻打叛亂的烏蒙土知府祿萬鐘及助纣為虐的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哈元生冒矢石奮勇獲勝，鄂爾泰即保舉他為參将。
雍正六年米貼土司作亂，鄂爾泰用哈元生率兵平叛，再獲勝利，次年即升其為總兵。
雍正帝也非常賞識他，于九年用之為雲南提督，次年召進京城，解禦衣賜之，讓他在辦理軍機處行走，後又任命為揚威将軍，征讨貴州古州叛亂，此次出師無功。
鄂爾泰雖提升哈元生，然而對他的認識比較準确，還在雍正八年哈元生任總兵時，鄂爾泰在五月二十二日寫的奏折中說：“哈元生人雖嚴勇，少近殘刻，止可備調遣，不足以資統率。
”①承認他是一員戰将，但不是帥材。
不久，“揚威将軍”的使命證明鄂爾泰的看法是正确的，識人是深刻的，而雍正帝愛才心切，把哈元生的将才當作帥才來用，因而未見成效。
張廣泗原為雲南楚雄知府，雍正四年，鄂爾泰因貴州改土歸流的需要，調張廣泗為黎平知府。
張廣泗對土司剿撫兼施，所至立功，兩年内被提升為貴州巡撫。
雍正帝因未見過其人，不明其底細，于雍正七年在上谕中問鄂爾泰：張廣泗“胸襟立志，未知可能開闊堅定否？”鄂爾泰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