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乾隆帝弘曆
關燈
小
中
大
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産作物。
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數次指示河南、山東等地督撫推廣甘薯種植，親自抄錄介紹其種植方法的《甘薯錄》一書，寄給河南巡撫畢沅，指令他“多為刊布傳抄，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②。
他在位期間，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五次普免全國漕糧，至于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
當然，這往往由于各級官吏的預征而流于形式，但與明朝末年對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則不啻有霄壤之别。
所以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于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從根本上來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階級、破壞封建生産關系的結果，是清初以來廣大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也應看到，清朝建立後幾代統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而出現的長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勵農業生産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在這一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①《清高宗實錄》卷178。
②《東華續錄》乾隆一○二。
第四節 “十全武功” 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以鞏固國家的統一，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實踐活動。
他繼康熙、雍正兩朝之後，對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擊廓爾喀入侵，堅持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這些軍事活動将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割據政權削除淨盡，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圖超越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皇朝。
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種措施，将中央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乾隆帝的這些活動，對于進一步開展國内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于國家的統一和進一步鞏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準噶爾部是我國西北地區的厄魯特蒙古諸部之一。
康熙中期以後，該部崛起，先後興兵進犯喀爾喀、青海和西藏等地。
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統一，康熙、雍正兩朝曾先後對西北用兵。
清政府的軍事打擊雖使準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地區的進犯活動有所收斂，但是清政府也沒有實現對西北邊疆進行直接統治的最終目的。
乾隆十五年（1750）後，準部上層貴族發生了争奪汗位的内讧。
最初，喇嘛達爾劄聯合其他貴族殺死策妄多爾濟、納木劄爾而奪得汗位。
不久，喇嘛達爾劄又被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所推翻，汗位又被達瓦齊奪去，接着達瓦齊又因争權奪利和阿睦爾撒納以兵戎相見。
準部上層貴族争奪汗位的鬥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廣大牧民與中下貴族深受其害。
為了擺脫戰争災難，薩喇爾、三車淩等先後率部内遷。
乾隆十九年，在争奪汗位鬥争中失敗的阿睦爾撒納也率領二萬餘人投降清朝，達瓦齊政權已經處于衆叛親離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為實現康熙、雍正兩朝的“籌辦未竟之緒”①，對西北地區準部的分裂勢力展開了新的軍事打擊。
這次戰争，分為平定達瓦齊和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兩個階段。
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調動大軍，分北、西兩路進軍西北。
由于達瓦齊政權已不得人心，清軍“兵行數千裡，無一抗者”②，不過三個來月，便攻下西北重鎮伊犁，将達瓦齊擒獲。
清政府此次出師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然而，正當清政府處理善後事宜的時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爾撒納為了實現自己作“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的野心③，竟置國家與民族利益于不顧，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
由于此時大部分清軍已經撤走，除少數據點外，北疆大部分地區又很快淪陷。
在阿睦爾撒納的煽動下，喀爾喀蒙古的個别上層貴族如青滾雜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裝反清。
乾隆帝不能坐視叛亂繼續蔓延和擴大，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
在清軍的打擊下，阿睦爾撒納政權土崩瓦解，阿睦爾撒納被迫逃亡俄羅斯，此後不久患痘死去。
西北地區重新處于清朝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
乾隆帝平定準部上層貴族叛亂的軍事行動無疑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有着重大的積極意義。
但是，這次戰争畢竟是封建統治者進行的統一戰争，在戰争中，清軍對當地人民的屠殺非常殘酷，緻使戰後當地人口銳減，社會經濟也受到很大的破壞。
在準部上層貴族的叛亂被平定下去之後，從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①《清高宗實錄》卷489。
②《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③《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又進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維吾爾族宗教首領大小和卓木武裝叛亂的軍事活動。
維吾爾族是世居我國新疆地區天山南路的一個少數民族。
清初，準部貴族稱雄西北，維吾爾族廣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樣處于準部貴族的統治之下。
廣大維吾爾族人民要向準部貴族交納為數甚巨的各種貢賦，他們的宗教首領阿布都什特、瑪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羅尼特、霍集占兄弟，還相繼被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等長期拘禁于伊犁。
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期間，為了争取維吾爾族貴族的支持，對其政策有所改變。
他釋放波羅尼特返回維吾爾族本部，還誘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領準噶爾本部的回教徒也參加了叛亂。
清政府平定阿睦爾撒納武裝叛亂的勝利，使廣大維吾爾族人民最終擺脫了準部貴族的統治和壓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讨和平統一南疆的問題時，包括波羅尼特在内的許多維吾爾族有識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聽候大皇帝谕旨。
”①這反映了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然而，剛從伊犁逃歸的霍集占卻妄圖借此實現其割據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來商議和平統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殺害，南疆形勢急轉直下，一場新的武裝叛亂又爆發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将軍雅爾哈善等率滿漢官軍，由吐魯番進攻維吾爾部北方門戶庫車，并在大敗霍集占援軍之後攻克該城。
不久，又派遣戰功卓著的将軍兆惠率軍挺進南疆，攻打叛軍的主要據點葉爾羌城。
乾隆二十四年春，定邊右副将軍富德又率軍南下，清軍遂分兩路進攻叛軍據點葉爾羌、喀爾喀什兩城，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霍集占兄弟率領殘部突圍而出，西逃至巴達克山，被當地首領擒殺。
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裝叛亂最後被平定下去。
準噶爾部和維吾爾部叛亂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領土極大地得到擴展。
為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遠城設伊犁将軍，作為“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
在伊犁将軍之下，在烏魯木齊設都統，統轄烏魯木齊、古城、巴裡坤及吐魯番等地駐軍，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統轄塔城的駐軍，在南疆喀爾喀什、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阗、烏什、阿克蘇、庫車、辟展等城設“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對當地實行軍事統治。
這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理，對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準部上層貴族武裝叛亂的勝利，解除了長期以來準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各部的壓迫。
作為這一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乾隆三十六年發生的土爾扈特部的重返祖國。
土爾扈特部是我國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該部一直與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國的西北地區。
明朝崇祯初年，該部因無法忍受準噶爾部的壓迫而在首領和鄂爾勒克的率領下離開故地，幾經輾轉之後，遷居于伏爾加河下遊一帶。
在旅居國外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土爾扈特人飽受沙俄的壓迫和欺淩。
他們雖然身處異域，卻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不顧山險路長，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而清政府也對遠在異域的土爾扈特人表示關切。
清軍平定準部上層貴族的武裝叛亂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便率領部民十七萬口，不顧沙俄的重重阻撓，毅然踏上歸途。
經過八個月的長途跋涉，①《回疆通志》卷12，民國十四年刊本。
克服了給養缺乏、疾病流行等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進入中國境内，從而實現了他們長期以來要求返回祖國的願望。
乾隆帝對土爾扈特部的歸來十分重視。
專派陝西巡撫文绶前赴巴裡坤等地，購辦牛羊、衣物，接濟他們的生活。
不久，又指令伊犁将軍舒赫德負責“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資耕牧”。
張家口都統常青負責解送當地牧群“驅往供饋”；陝甘總督吳達善負責“發帑運茶，市羊及裘”①。
在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之後，乾隆帝又在熱河避暑山莊附近接見渥巴錫等土爾扈特部首領，分别賜封為卓哩克圖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屬，鹹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①。
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筆，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禦制土爾扈特部紀略》等重要文章，記載土爾扈特部歸回祖國的艱難曆程。
土爾扈特部重返祖國是乾隆帝經營西北邊疆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這在當時及以後都有着深遠的曆史意義。
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間鞏固西南邊疆的一項重大政治實踐活動。
入關之初，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歸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統治。
康、雍時期，清朝政府先後平定準部貴族策妄阿拉布坦對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設立駐藏大臣等，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
在康、雍兩朝的基礎上，乾隆帝又通過出兵平定西藏叛亂，抗擊廓爾喀入侵，對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舊有制度進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控制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發生了以郡王珠爾墨特那木劄勒為首的地方貴族割據勢力的武裝叛亂。
在叛亂中，珠爾墨特那木劄勒被駐藏大臣處死，但是兩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時遇害。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聯合作戰，這次叛亂很快即被鎮壓下去。
然而，這次叛亂卻表明：讓西藏個别貴族擁有過大的權勢，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
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數次指示河南、山東等地督撫推廣甘薯種植，親自抄錄介紹其種植方法的《甘薯錄》一書，寄給河南巡撫畢沅，指令他“多為刊布傳抄，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②。
他在位期間，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五次普免全國漕糧，至于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
當然，這往往由于各級官吏的預征而流于形式，但與明朝末年對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則不啻有霄壤之别。
所以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于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從根本上來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階級、破壞封建生産關系的結果，是清初以來廣大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也應看到，清朝建立後幾代統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而出現的長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勵農業生産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在這一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①《清高宗實錄》卷178。
②《東華續錄》乾隆一○二。
第四節 “十全武功” 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以鞏固國家的統一，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實踐活動。
他繼康熙、雍正兩朝之後，對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擊廓爾喀入侵，堅持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這些軍事活動将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割據政權削除淨盡，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圖超越了曆史上的任何一個皇朝。
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種措施，将中央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乾隆帝的這些活動，對于進一步開展國内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于國家的統一和進一步鞏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準噶爾部是我國西北地區的厄魯特蒙古諸部之一。
康熙中期以後，該部崛起，先後興兵進犯喀爾喀、青海和西藏等地。
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統一，康熙、雍正兩朝曾先後對西北用兵。
清政府的軍事打擊雖使準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地區的進犯活動有所收斂，但是清政府也沒有實現對西北邊疆進行直接統治的最終目的。
乾隆十五年（1750）後，準部上層貴族發生了争奪汗位的内讧。
最初，喇嘛達爾劄聯合其他貴族殺死策妄多爾濟、納木劄爾而奪得汗位。
不久，喇嘛達爾劄又被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所推翻，汗位又被達瓦齊奪去，接着達瓦齊又因争權奪利和阿睦爾撒納以兵戎相見。
準部上層貴族争奪汗位的鬥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廣大牧民與中下貴族深受其害。
為了擺脫戰争災難，薩喇爾、三車淩等先後率部内遷。
乾隆十九年，在争奪汗位鬥争中失敗的阿睦爾撒納也率領二萬餘人投降清朝，達瓦齊政權已經處于衆叛親離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為實現康熙、雍正兩朝的“籌辦未竟之緒”①，對西北地區準部的分裂勢力展開了新的軍事打擊。
這次戰争，分為平定達瓦齊和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兩個階段。
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調動大軍，分北、西兩路進軍西北。
由于達瓦齊政權已不得人心，清軍“兵行數千裡，無一抗者”②，不過三個來月，便攻下西北重鎮伊犁，将達瓦齊擒獲。
清政府此次出師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然而，正當清政府處理善後事宜的時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爾撒納為了實現自己作“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的野心③，竟置國家與民族利益于不顧，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
由于此時大部分清軍已經撤走，除少數據點外，北疆大部分地區又很快淪陷。
在阿睦爾撒納的煽動下，喀爾喀蒙古的個别上層貴族如青滾雜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裝反清。
乾隆帝不能坐視叛亂繼續蔓延和擴大，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
在清軍的打擊下，阿睦爾撒納政權土崩瓦解，阿睦爾撒納被迫逃亡俄羅斯，此後不久患痘死去。
西北地區重新處于清朝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
乾隆帝平定準部上層貴族叛亂的軍事行動無疑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有着重大的積極意義。
但是，這次戰争畢竟是封建統治者進行的統一戰争，在戰争中，清軍對當地人民的屠殺非常殘酷，緻使戰後當地人口銳減，社會經濟也受到很大的破壞。
在準部上層貴族的叛亂被平定下去之後，從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①《清高宗實錄》卷489。
②《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③《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又進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維吾爾族宗教首領大小和卓木武裝叛亂的軍事活動。
維吾爾族是世居我國新疆地區天山南路的一個少數民族。
清初，準部貴族稱雄西北，維吾爾族廣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樣處于準部貴族的統治之下。
廣大維吾爾族人民要向準部貴族交納為數甚巨的各種貢賦，他們的宗教首領阿布都什特、瑪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羅尼特、霍集占兄弟，還相繼被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等長期拘禁于伊犁。
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期間，為了争取維吾爾族貴族的支持，對其政策有所改變。
他釋放波羅尼特返回維吾爾族本部，還誘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領準噶爾本部的回教徒也參加了叛亂。
清政府平定阿睦爾撒納武裝叛亂的勝利，使廣大維吾爾族人民最終擺脫了準部貴族的統治和壓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讨和平統一南疆的問題時，包括波羅尼特在内的許多維吾爾族有識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聽候大皇帝谕旨。
”①這反映了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然而，剛從伊犁逃歸的霍集占卻妄圖借此實現其割據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來商議和平統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殺害，南疆形勢急轉直下，一場新的武裝叛亂又爆發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将軍雅爾哈善等率滿漢官軍，由吐魯番進攻維吾爾部北方門戶庫車，并在大敗霍集占援軍之後攻克該城。
不久，又派遣戰功卓著的将軍兆惠率軍挺進南疆，攻打叛軍的主要據點葉爾羌城。
乾隆二十四年春，定邊右副将軍富德又率軍南下，清軍遂分兩路進攻叛軍據點葉爾羌、喀爾喀什兩城，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霍集占兄弟率領殘部突圍而出，西逃至巴達克山，被當地首領擒殺。
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裝叛亂最後被平定下去。
準噶爾部和維吾爾部叛亂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領土極大地得到擴展。
為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遠城設伊犁将軍，作為“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
在伊犁将軍之下，在烏魯木齊設都統，統轄烏魯木齊、古城、巴裡坤及吐魯番等地駐軍，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統轄塔城的駐軍，在南疆喀爾喀什、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阗、烏什、阿克蘇、庫車、辟展等城設“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對當地實行軍事統治。
這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理，對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準部上層貴族武裝叛亂的勝利，解除了長期以來準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各部的壓迫。
作為這一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乾隆三十六年發生的土爾扈特部的重返祖國。
土爾扈特部是我國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該部一直與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國的西北地區。
明朝崇祯初年，該部因無法忍受準噶爾部的壓迫而在首領和鄂爾勒克的率領下離開故地，幾經輾轉之後，遷居于伏爾加河下遊一帶。
在旅居國外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土爾扈特人飽受沙俄的壓迫和欺淩。
他們雖然身處異域，卻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不顧山險路長，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而清政府也對遠在異域的土爾扈特人表示關切。
清軍平定準部上層貴族的武裝叛亂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便率領部民十七萬口，不顧沙俄的重重阻撓，毅然踏上歸途。
經過八個月的長途跋涉，①《回疆通志》卷12，民國十四年刊本。
克服了給養缺乏、疾病流行等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進入中國境内，從而實現了他們長期以來要求返回祖國的願望。
乾隆帝對土爾扈特部的歸來十分重視。
專派陝西巡撫文绶前赴巴裡坤等地，購辦牛羊、衣物，接濟他們的生活。
不久，又指令伊犁将軍舒赫德負責“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資耕牧”。
張家口都統常青負責解送當地牧群“驅往供饋”；陝甘總督吳達善負責“發帑運茶，市羊及裘”①。
在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之後，乾隆帝又在熱河避暑山莊附近接見渥巴錫等土爾扈特部首領，分别賜封為卓哩克圖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屬，鹹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①。
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筆，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禦制土爾扈特部紀略》等重要文章，記載土爾扈特部歸回祖國的艱難曆程。
土爾扈特部重返祖國是乾隆帝經營西北邊疆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這在當時及以後都有着深遠的曆史意義。
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間鞏固西南邊疆的一項重大政治實踐活動。
入關之初，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歸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統治。
康、雍時期，清朝政府先後平定準部貴族策妄阿拉布坦對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設立駐藏大臣等，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
在康、雍兩朝的基礎上，乾隆帝又通過出兵平定西藏叛亂，抗擊廓爾喀入侵，對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舊有制度進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控制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發生了以郡王珠爾墨特那木劄勒為首的地方貴族割據勢力的武裝叛亂。
在叛亂中，珠爾墨特那木劄勒被駐藏大臣處死，但是兩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時遇害。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聯合作戰，這次叛亂很快即被鎮壓下去。
然而，這次叛亂卻表明：讓西藏個别貴族擁有過大的權勢，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