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雍正帝胤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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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樣文章，價值大大降低。
奏折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
官員上奏折的也越來越多，使它成為主要的官方文書。
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再次，設立軍機處。
雍正五年，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與此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
①《清史列傳》卷12《覺羅滿保傳》，中華書局1928年版。
還有軍機章京，由内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
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
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①。
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内，靠近雍正帝寝宮養心殿，以便于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
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軍機處的主要職責是，遵奉谕旨，寫成文字，并予轉發。
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次，像在西北用兵緊張之時，張廷玉“内直自朝至暮”，“間有待至一二鼓”②，以備随時應召。
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
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拟文書。
上谕形成後，不經過内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
軍機處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軍機大臣，不過是傳旨辦事，對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軍機大臣“隻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③。
這就是說，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隻能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
雍正帝創立軍機處，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結合，即以朱批谕旨答複臣下奏折，召見軍機大臣授以政事機宜，天下庶務總歸他一人處理。
明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務皆朝廷總之”，他一人處置不過來，就指定當時還是低級官員的大學士協助處理，但那時内閣制度還沒有形成，大學士幫不了他的忙。
雍正帝不同，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權力于一身，總理天下庶務了。
①王昶：《春融堂集》卷47《軍機處題名記》；嘉慶十二年刻本。
②張廷玉：《澄懷園主人自訂年譜》卷2，光緒六年刊本。
③趙翼：《檐曝雜記》卷1，《軍機處》，中華書局1982年版。
第六節 思想文化政策的實施 雍正帝本身學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統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風易俗的措施，進行教化。
他實行向孔子頂禮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針。
雍正帝說：“聖人之道，其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
”①别的帝王隻講孔學對臣民的意義，他則坦白承認它對帝王的絕大好處，所以極力推崇它。
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次年把臨雍的“幸學”改稱為“詣學”，表示君主對孔子的尊敬。
又為孔子的名字避諱，緻使後人用“丘”字處，除“圜丘”一詞外，都得改寫成“邱”字。
雍正帝到孔廟祭奠，親自下跪，别人認為他禮儀太過，他卻說隻有這樣，才能心安理得。
雍正五年，将孔子誕辰的中祀禮，改為大祀，與康熙帝誕辰禮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過學校教育和科舉的途徑進行宣傳。
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視四書文。
雍正十年敕谕負責科舉的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②。
他認為隻有四書文才是檢驗士子真才實學的根據，故而加以提倡。
後來乾隆帝也力行倡導，緻使官方以四書文為唯一的正經學問，其他的則成了“雜學”、“雜作”。
其實以朱注為标準的四書文取士的辦法，隻能窒息人才，培養忠實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帝還重視在科舉中加試《孝經》。
順治時鄉試第二場有《孝經》試題，康熙時罷廢，雍正帝為講求孝道，把它恢複了。
童生複試，本來有“小學”試題，雍正帝把它取消，改從《孝經》出試題。
其實《孝經》可出之題甚少，臣下提出這個問題，雍正帝拒不考慮，因為他認為通過科舉進行孝道教育最重要。
雍正帝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
汪景祺，浙江錢塘舉人，投到年羹堯幕下，著有《讀書堂西征随筆》，内有譏笑康熙帝書法，非議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還有《功臣不可為論》一文為功臣說話。
年羹堯案發，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處斬。
侍講錢名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作詩盛贊年羹堯平青海的功績，年案發生，雍正帝說他是儒門中好鑽營的無恥文人，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以誅其心，并命臣工作詩以諷刺他，還叫他把這些詩收集起來，編成《名教罪人》一書。
有的官員詩作譏刺無力，雍正帝還處罰了他們。
查嗣庭，浙江海甯人，官禮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書蔡珽推薦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荒謬，抄家革職，監禁緻死，複遭戮屍之辱。
汪、錢、查因與年、隆、蔡珽等案有牽連，作為政治鬥争犧牲品而被禍，但懲治他們的緣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寫了觸犯忌諱的話所緻。
汪、查都是浙江人，緻使雍正帝認為浙江文人無恥至極，用停止該省鄉會試的辦法以示懲誡，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陸生柟，著《通鑒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系、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朋黨之争等敏感問題。
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①，下令将其在軍前正法。
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禦史謝①《清世宗聖訓》卷4《聖學》。
②《清朝通志》卷72《選舉》，商務印書館“十通”本。
①《清世宗實錄》卷83。
濟世，借着批注《大學》，“毀謗程朱”②，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柟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
前面說過的曾靜案，又引出呂留良的案子。
呂留良是清初理學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氣節，拒絕康熙帝博學鴻詞的征召，強調華夷之别，曾靜供出受他的思想影響，雍正帝就将他開棺戮屍，處死他的兒子及徒孫，家屬發遣甯古塔（今吉林省甯安），給披甲人為奴。
呂案發生後，純因文字關系頁産生的案子增多，如進士徐駿，因詩曰“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人告發思念明朝、反對清朝，雍正帝也認為這是譏讪悖亂的言論，将徐駿斬決。
又如浙江人、宛平縣丞吳茂育，作《求志編》，該書的一個版本，有請人寫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紀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發，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員“嚴加審究，毋涉疏縱”③。
這類文字獄的發生，是為強化思想統治的需要，适足表現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和反動。
大搞祥瑞，是中國曆史上許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動，但也為一些君主所厭惡。
雍正帝屬于前一種人。
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報告祯瑞的層出不窮，五花八門，名堂繁多，諸如嘉禾、瑞繭、蓍草、瑞芝、瑞麟、鳳鳥、甘露、卿雲、五星聯珠、黃河清，應有盡有。
地方官一報告，雍正帝就叫宣諸史館，有時還要講一講天人感應極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誡一些人。
他這樣講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誕之說，這從“卿雲現”一事中表現得最清楚。
雍正六年九月曾靜案發生，給雍正帝加上謀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折，聲稱聖壽節那天雲南出現“卿雲”，當地有的官員則說沒有見到，否認出現“卿雲”。
雍正帝甯信其有，支持鄂爾泰，說他有強烈的愛君之心才這樣奏報，而那些說沒有發現的人藏有幸災樂禍的邪心，為此嘉獎鄂爾泰及雲貴官員，為他們加級晉爵。
原來古人認為卿雲現，表示天子孝。
雍正帝意圖用此說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這種天象出現，而絕對不是曾靜所講的不孝逆子。
所以他是利用報祯祥來同反對派作鬥争，以鞏固他的統治。
雍正帝青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與僧侶往還，并著《集雲百問》論佛旨，自号“破塵居士”、“圓明居士”。
即位初期自比“釋主”，用比丘文覺密參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對。
雍正帝否認缁衣參政，但對釋氏有節制。
到晚年，在宮中做法會，親自收門徒。
他大修古刹名寺，給僧人賜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内部宗派的鬥争，又搞了《禦選語錄》一書，闡揚其佛學觀點。
雍正帝與道士也頻繁接觸，宮中養着婁近垣、賈士芳、張太虛等人，但因一時惱怒，又把一度稱為“異人”的賈士芳處死。
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認識到儒、佛、道三教學說中的一緻性：“三教之覺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①。
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
他是把儒、釋、道三方面統一用為統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強化他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統治，同時，因為用沙門做謀主，也必須提高蘭若的地位。
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侶，而不允許佛教駕馭他。
雍正帝身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統治者，又以宣講佛教宗旨的權威解釋②蔣良骐：《東華錄》頁457，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朱批谕旨·程元章奏折》。
①《清世宗關于佛學之谕旨（二）》，《文獻叢編》第三輯。
人自居，大量幹預佛家内部事務，有類于精神教主。
他身兼俗王與法王的雙重地位，使他的統治成為政權與神權的緊密結合而變得更加神聖。
雍正帝谕百官：“國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風俗，厚風俗，莫要于崇節儉。
《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①。
他認為崇尚節儉，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無有僭越，因而社會安定，黎民樂業。
而要做到崇樸素去奢華，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他根據這種認識，倡導移風易俗，維護既定的服色、婚姻、喪葬法規，并對它們的不完善或不實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龍圖案的紗緞衣物。
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頂帶制度，比前朝的詳細得多。
在婚喪方面，規定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禁止出殡設宴演戲，禁用金銀殉葬。
娛樂方面，不許官員私設戲班，禁止鹽商挾妓嬉遊，不準旗人沉湎梨園，鬥雞賭博，甚至民間祈神賽會，也以糜費和男女混雜有礙風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還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動，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聖谕十六條”，敷衍成《聖谕廣訓》一書，全面系統而又通俗地宣揚三綱
奏折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
官員上奏折的也越來越多，使它成為主要的官方文書。
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再次，設立軍機處。
雍正五年，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與此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
①《清史列傳》卷12《覺羅滿保傳》，中華書局1928年版。
還有軍機章京，由内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
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
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①。
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内，靠近雍正帝寝宮養心殿，以便于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
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軍機處的主要職責是，遵奉谕旨，寫成文字，并予轉發。
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次，像在西北用兵緊張之時，張廷玉“内直自朝至暮”，“間有待至一二鼓”②，以備随時應召。
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
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拟文書。
上谕形成後，不經過内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
軍機處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軍機大臣，不過是傳旨辦事，對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軍機大臣“隻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③。
這就是說，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隻能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
雍正帝創立軍機處，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結合，即以朱批谕旨答複臣下奏折，召見軍機大臣授以政事機宜，天下庶務總歸他一人處理。
明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務皆朝廷總之”，他一人處置不過來，就指定當時還是低級官員的大學士協助處理，但那時内閣制度還沒有形成，大學士幫不了他的忙。
雍正帝不同，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權力于一身，總理天下庶務了。
①王昶：《春融堂集》卷47《軍機處題名記》；嘉慶十二年刻本。
②張廷玉：《澄懷園主人自訂年譜》卷2，光緒六年刊本。
③趙翼：《檐曝雜記》卷1，《軍機處》，中華書局1982年版。
第六節 思想文化政策的實施 雍正帝本身學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統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風易俗的措施，進行教化。
他實行向孔子頂禮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針。
雍正帝說：“聖人之道，其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
”①别的帝王隻講孔學對臣民的意義，他則坦白承認它對帝王的絕大好處，所以極力推崇它。
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次年把臨雍的“幸學”改稱為“詣學”，表示君主對孔子的尊敬。
又為孔子的名字避諱，緻使後人用“丘”字處，除“圜丘”一詞外，都得改寫成“邱”字。
雍正帝到孔廟祭奠，親自下跪，别人認為他禮儀太過，他卻說隻有這樣，才能心安理得。
雍正五年，将孔子誕辰的中祀禮，改為大祀，與康熙帝誕辰禮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過學校教育和科舉的途徑進行宣傳。
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視四書文。
雍正十年敕谕負責科舉的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②。
他認為隻有四書文才是檢驗士子真才實學的根據，故而加以提倡。
後來乾隆帝也力行倡導，緻使官方以四書文為唯一的正經學問，其他的則成了“雜學”、“雜作”。
其實以朱注為标準的四書文取士的辦法，隻能窒息人才，培養忠實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帝還重視在科舉中加試《孝經》。
順治時鄉試第二場有《孝經》試題，康熙時罷廢，雍正帝為講求孝道，把它恢複了。
童生複試，本來有“小學”試題，雍正帝把它取消，改從《孝經》出試題。
其實《孝經》可出之題甚少，臣下提出這個問題，雍正帝拒不考慮，因為他認為通過科舉進行孝道教育最重要。
雍正帝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
汪景祺，浙江錢塘舉人，投到年羹堯幕下，著有《讀書堂西征随筆》，内有譏笑康熙帝書法，非議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還有《功臣不可為論》一文為功臣說話。
年羹堯案發，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處斬。
侍講錢名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作詩盛贊年羹堯平青海的功績，年案發生，雍正帝說他是儒門中好鑽營的無恥文人，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以誅其心，并命臣工作詩以諷刺他，還叫他把這些詩收集起來，編成《名教罪人》一書。
有的官員詩作譏刺無力，雍正帝還處罰了他們。
查嗣庭，浙江海甯人，官禮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書蔡珽推薦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荒謬，抄家革職，監禁緻死，複遭戮屍之辱。
汪、錢、查因與年、隆、蔡珽等案有牽連，作為政治鬥争犧牲品而被禍，但懲治他們的緣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寫了觸犯忌諱的話所緻。
汪、查都是浙江人，緻使雍正帝認為浙江文人無恥至極，用停止該省鄉會試的辦法以示懲誡，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陸生柟，著《通鑒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系、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朋黨之争等敏感問題。
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①，下令将其在軍前正法。
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禦史謝①《清世宗聖訓》卷4《聖學》。
②《清朝通志》卷72《選舉》，商務印書館“十通”本。
①《清世宗實錄》卷83。
濟世，借着批注《大學》，“毀謗程朱”②，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柟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
前面說過的曾靜案，又引出呂留良的案子。
呂留良是清初理學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氣節，拒絕康熙帝博學鴻詞的征召，強調華夷之别，曾靜供出受他的思想影響，雍正帝就将他開棺戮屍，處死他的兒子及徒孫，家屬發遣甯古塔（今吉林省甯安），給披甲人為奴。
呂案發生後，純因文字關系頁産生的案子增多，如進士徐駿，因詩曰“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人告發思念明朝、反對清朝，雍正帝也認為這是譏讪悖亂的言論，将徐駿斬決。
又如浙江人、宛平縣丞吳茂育，作《求志編》，該書的一個版本，有請人寫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紀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發，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員“嚴加審究，毋涉疏縱”③。
這類文字獄的發生，是為強化思想統治的需要，适足表現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和反動。
大搞祥瑞，是中國曆史上許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動，但也為一些君主所厭惡。
雍正帝屬于前一種人。
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報告祯瑞的層出不窮，五花八門，名堂繁多，諸如嘉禾、瑞繭、蓍草、瑞芝、瑞麟、鳳鳥、甘露、卿雲、五星聯珠、黃河清，應有盡有。
地方官一報告，雍正帝就叫宣諸史館，有時還要講一講天人感應極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誡一些人。
他這樣講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誕之說，這從“卿雲現”一事中表現得最清楚。
雍正六年九月曾靜案發生，給雍正帝加上謀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折，聲稱聖壽節那天雲南出現“卿雲”，當地有的官員則說沒有見到，否認出現“卿雲”。
雍正帝甯信其有，支持鄂爾泰，說他有強烈的愛君之心才這樣奏報，而那些說沒有發現的人藏有幸災樂禍的邪心，為此嘉獎鄂爾泰及雲貴官員，為他們加級晉爵。
原來古人認為卿雲現，表示天子孝。
雍正帝意圖用此說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這種天象出現，而絕對不是曾靜所講的不孝逆子。
所以他是利用報祯祥來同反對派作鬥争，以鞏固他的統治。
雍正帝青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與僧侶往還，并著《集雲百問》論佛旨，自号“破塵居士”、“圓明居士”。
即位初期自比“釋主”，用比丘文覺密參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對。
雍正帝否認缁衣參政，但對釋氏有節制。
到晚年，在宮中做法會，親自收門徒。
他大修古刹名寺，給僧人賜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内部宗派的鬥争，又搞了《禦選語錄》一書，闡揚其佛學觀點。
雍正帝與道士也頻繁接觸，宮中養着婁近垣、賈士芳、張太虛等人，但因一時惱怒，又把一度稱為“異人”的賈士芳處死。
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認識到儒、佛、道三教學說中的一緻性：“三教之覺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①。
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
他是把儒、釋、道三方面統一用為統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強化他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統治，同時，因為用沙門做謀主，也必須提高蘭若的地位。
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侶，而不允許佛教駕馭他。
雍正帝身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統治者，又以宣講佛教宗旨的權威解釋②蔣良骐：《東華錄》頁457，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朱批谕旨·程元章奏折》。
①《清世宗關于佛學之谕旨（二）》，《文獻叢編》第三輯。
人自居，大量幹預佛家内部事務，有類于精神教主。
他身兼俗王與法王的雙重地位，使他的統治成為政權與神權的緊密結合而變得更加神聖。
雍正帝谕百官：“國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風俗，厚風俗，莫要于崇節儉。
《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①。
他認為崇尚節儉，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無有僭越，因而社會安定，黎民樂業。
而要做到崇樸素去奢華，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他根據這種認識，倡導移風易俗，維護既定的服色、婚姻、喪葬法規，并對它們的不完善或不實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龍圖案的紗緞衣物。
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頂帶制度，比前朝的詳細得多。
在婚喪方面，規定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禁止出殡設宴演戲，禁用金銀殉葬。
娛樂方面，不許官員私設戲班，禁止鹽商挾妓嬉遊，不準旗人沉湎梨園，鬥雞賭博，甚至民間祈神賽會，也以糜費和男女混雜有礙風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還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動，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聖谕十六條”，敷衍成《聖谕廣訓》一書，全面系統而又通俗地宣揚三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