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官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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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卷68。
繼以漢文，複繼以漢字三合切音。
..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
可見乾隆帝命修此書的意圖即在溝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權統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滿文字書《增訂清文鑒》（32卷，又“補編”4卷，“總綱”8卷，“補總綱”1卷）一書。
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滿洲、蒙古、漢字之合切音清文鑒》（33卷），把蒙古語也對應地排列進去，作為對“久為世臣”的蒙古諸部的寵遇。
由此可見修書事業不但有文化意義，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
第六，編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和一批版本學、目錄學著作。
編纂《四庫全書》是繼修纂《古今圖書集成》之後的一次更大規模的舉動。
這部大型叢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計劃地征求當時國内所有存書起，共花費了十三年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
其内包括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編輯了從古到當時的3457種著作，計有79070卷。
編纂這部大叢書，出力最大的是紀昀，而所動用的抄寫人員共達一千五百餘人②。
《四庫全書》前後共抄寫七部，分藏在北京宮内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彙閣、杭州文瀾閣。
另外還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
這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
但清政府在修輯《四庫全書》過程中也曾大量銷毀和删改舊書，使祖國的文化遺産受到損失①。
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乾隆帝還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種善本圖書②，名之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并且命于敏中等選其中最精粹的書籍，編成《四庫全書荟要》，其樣式與《四庫全書》相同，隻是規模小些③。
乾隆帝對自然科學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康熙帝，因此這個時期官修自然科學著作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卻極為重視統治策略。
這一點也可從官修圖書中窺見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譜》（80卷），目的在于宣揚“祖宗德澤之深”，鑒于“代序日遠，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統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
以增強滿族人特别是滿洲貴族的民族認同感。
十二年（1747）又命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6卷），試圖以宗教的形式鞏固滿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質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滿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薩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進行翻譯，成為“欽定”之書。
兩年以後，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績表傳》（12卷），為那些忠心為滿洲貴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頌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
又是兩年以後，四十六年（178l），則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績表傳》（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西域同文志·序》，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1。
②參見陳彬和：《中國書史》第225頁。
③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又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②參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70。
③詳參見費寅：《記四庫全書》，載《圖書展望》1948年1月。
④《八旗氏族通譜·序》。
⑤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22，《四庫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滿洲其他貴族和蒙古貴族之上，更确切地說，是把滿洲最高統治者置之至高無上的地位。
以上四種官書的修撰時間和内容如此有次序，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舉行“千叟宴”後，命編成《千叟宴詩》（36卷），其八十歲生日，又命編寫了達120卷的《八旬萬壽盛典》。
乾隆帝還将自己詩文編彙成集，計有《樂善堂文集定本》30卷、《禦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餘集》2卷、還有《禦制詩五集》100卷、《禦制詩文十全集》54卷、《禦制全韻詩》不分卷。
總之，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數量是很多的，涉及範圍也很廣泛。
這個時期是清代文化事業最昌盛的時期，同時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鼎盛時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所涉及的内容的範圍上考察，都無法與康熙、雍正時期或乾隆時期同日而語，特别是與乾隆時期的盛況比，不啻給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幾乎都是援例進行的，嘉慶、道光兩代皇帝對修書事業明顯地不感興趣。
這個時期，嘉慶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純皇帝實錄》（1500卷）和《高宗純皇帝聖訓》（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實錄》（374卷）和《仁宗睿皇帝聖訓》（110卷）。
這個時期也照例編成了四部“方略”或“紀略”。
即嘉慶二年（1797） 纂《平苗紀略》（52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360卷，“續編”36卷，“附編”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紀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說嘉慶道光時期官修圖書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繼乾隆時期之後，依然注重對當代典章制度書籍的修纂。
這可能與乾隆嘉慶以後清代統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關，但這一時期所修典制書籍，也不過是援前朝之例而無所創新，嘉慶時纂《續修大清會典》（80卷）、《大清會典圖》（46卷），及《大清會典事例》（920卷），是這個時期官書事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慶朝還命令撰成《詞林典故》（64卷），《學政全書》（86卷），《西巡盛典》（24卷），《軍器則例》（24卷），《兵部處分則例》（78卷，又續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續纂4卷）。
道光時撰成《大清通禮》（54卷）、《吏部處分則例》（52卷），《台規》（四十卷）等記述當代典制之書。
有關自然科學的著作，嘉慶道光兩朝各成一部。
嘉慶時命撰《授時廣訓》（2卷），道光時命撰《儀象考成續編》（32卷）。
另外，嘉慶朝還撰成了幾部詩文集，即《熙朝雅頌》（《首集》26卷，《正集》108卷）；《皇清續文款》（164卷），《三元詩》（1卷，又附《三元喜宴詩》1卷）。
嘉慶、道光也各有所謂“禦制”詩集、文集①。
道光朝還①詳參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6。
修成記述新疆情況的《新疆識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證》（36卷），和《春秋左傳續本》（30卷）。
嘉道時期官修的主要書籍不過上述，是無法和乾隆時期相比拟的，不難看出，嘉慶道光時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衰弱時期。
縱觀清代鴉片戰争以前的官
繼以漢文，複繼以漢字三合切音。
..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
可見乾隆帝命修此書的意圖即在溝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權統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滿文字書《增訂清文鑒》（32卷，又“補編”4卷，“總綱”8卷，“補總綱”1卷）一書。
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滿洲、蒙古、漢字之合切音清文鑒》（33卷），把蒙古語也對應地排列進去，作為對“久為世臣”的蒙古諸部的寵遇。
由此可見修書事業不但有文化意義，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
第六，編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和一批版本學、目錄學著作。
編纂《四庫全書》是繼修纂《古今圖書集成》之後的一次更大規模的舉動。
這部大型叢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計劃地征求當時國内所有存書起，共花費了十三年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
其内包括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編輯了從古到當時的3457種著作，計有79070卷。
編纂這部大叢書，出力最大的是紀昀，而所動用的抄寫人員共達一千五百餘人②。
《四庫全書》前後共抄寫七部，分藏在北京宮内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彙閣、杭州文瀾閣。
另外還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③。
這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
但清政府在修輯《四庫全書》過程中也曾大量銷毀和删改舊書，使祖國的文化遺産受到損失①。
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乾隆帝還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種善本圖書②，名之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并且命于敏中等選其中最精粹的書籍，編成《四庫全書荟要》，其樣式與《四庫全書》相同，隻是規模小些③。
乾隆帝對自然科學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康熙帝，因此這個時期官修自然科學著作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卻極為重視統治策略。
這一點也可從官修圖書中窺見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譜》（80卷），目的在于宣揚“祖宗德澤之深”，鑒于“代序日遠，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統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
以增強滿族人特别是滿洲貴族的民族認同感。
十二年（1747）又命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6卷），試圖以宗教的形式鞏固滿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質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滿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薩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進行翻譯，成為“欽定”之書。
兩年以後，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績表傳》（12卷），為那些忠心為滿洲貴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頌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
又是兩年以後，四十六年（178l），則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績表傳》（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西域同文志·序》，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1。
②參見陳彬和：《中國書史》第225頁。
③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①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又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②參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70。
③詳參見費寅：《記四庫全書》，載《圖書展望》1948年1月。
④《八旗氏族通譜·序》。
⑤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22，《四庫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滿洲其他貴族和蒙古貴族之上，更确切地說，是把滿洲最高統治者置之至高無上的地位。
以上四種官書的修撰時間和内容如此有次序，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舉行“千叟宴”後，命編成《千叟宴詩》（36卷），其八十歲生日，又命編寫了達120卷的《八旬萬壽盛典》。
乾隆帝還将自己詩文編彙成集，計有《樂善堂文集定本》30卷、《禦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餘集》2卷、還有《禦制詩五集》100卷、《禦制詩文十全集》54卷、《禦制全韻詩》不分卷。
總之，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數量是很多的，涉及範圍也很廣泛。
這個時期是清代文化事業最昌盛的時期，同時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鼎盛時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所涉及的内容的範圍上考察，都無法與康熙、雍正時期或乾隆時期同日而語，特别是與乾隆時期的盛況比，不啻給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幾乎都是援例進行的，嘉慶、道光兩代皇帝對修書事業明顯地不感興趣。
這個時期，嘉慶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純皇帝實錄》（1500卷）和《高宗純皇帝聖訓》（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實錄》（374卷）和《仁宗睿皇帝聖訓》（110卷）。
這個時期也照例編成了四部“方略”或“紀略”。
即嘉慶二年（1797） 纂《平苗紀略》（52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360卷，“續編”36卷，“附編”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紀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說嘉慶道光時期官修圖書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繼乾隆時期之後，依然注重對當代典章制度書籍的修纂。
這可能與乾隆嘉慶以後清代統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關，但這一時期所修典制書籍，也不過是援前朝之例而無所創新，嘉慶時纂《續修大清會典》（80卷）、《大清會典圖》（46卷），及《大清會典事例》（920卷），是這個時期官書事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慶朝還命令撰成《詞林典故》（64卷），《學政全書》（86卷），《西巡盛典》（24卷），《軍器則例》（24卷），《兵部處分則例》（78卷，又續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續纂4卷）。
道光時撰成《大清通禮》（54卷）、《吏部處分則例》（52卷），《台規》（四十卷）等記述當代典制之書。
有關自然科學的著作，嘉慶道光兩朝各成一部。
嘉慶時命撰《授時廣訓》（2卷），道光時命撰《儀象考成續編》（32卷）。
另外，嘉慶朝還撰成了幾部詩文集，即《熙朝雅頌》（《首集》26卷，《正集》108卷）；《皇清續文款》（164卷），《三元詩》（1卷，又附《三元喜宴詩》1卷）。
嘉慶、道光也各有所謂“禦制”詩集、文集①。
道光朝還①詳參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6。
修成記述新疆情況的《新疆識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證》（36卷），和《春秋左傳續本》（30卷）。
嘉道時期官修的主要書籍不過上述，是無法和乾隆時期相比拟的，不難看出，嘉慶道光時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衰弱時期。
縱觀清代鴉片戰争以前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