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官修圖書
關燈
小
中
大
卷）、《曲譜》（14卷），是填詞作曲和研究詞、曲的重要參考書①。
康熙五十二年“禦定”的《律呂正義》（5卷），是研究聲樂之學的重要參考書。
編纂的具有參考價值的詩文總集有：《古文淵鑒》（64卷），由徐乾學等編注；②《執中成憲·序》③參見《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
①參見《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獻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編《全唐詩》（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等奉敕編成《禦定列代賦彙》（1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補遺”22卷）；是年，又成《佩文齋詠物詩選》（482卷）。
四十六年，陳邦彥等奉敕編《曆代題畫詩類》（120卷），沈辰垣等奉敕編定《曆代詩餘》（120卷）。
四十八年張豫章等奉敕編《四朝詩》（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編《全金詩》（74卷）。
五十二年又編《唐詩》（32卷，“附錄”2卷）。
這些書籍的纂輯，對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産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其中大多數至今仍被人們視作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工具書使用。
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乾隆時期是官修圖書的繁榮階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經學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後編撰了《四書文》、《三禮義疏》、《周易述義》等書。
第二，史學著作大都是記錄當代曆史者。
乾隆帝極為重視當代史的編纂。
除有常設的國史館修當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還修成《國朝宮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
特别是紀錄當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軍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紀略”，在這一階段修纂得最多。
以其編纂的年代排列，計有以下數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54卷，“正編”85卷，“續編”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臨清紀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兩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蘭州紀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紀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灣紀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紀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爾喀紀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還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開國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紀略》36卷，也當劃歸此類。
第三，此時編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績較大。
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參考書“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時期所修的，即《續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獻通考》（266卷）等。
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開“三通館”，組織儒臣修撰。
乾隆時期修典章制度書，也與修史書一樣特别注重當代。
除上述“清三通”是記當代典章制度之外，還撰輯了《大清通禮》（50卷），《皇朝禮器圖式》（18卷），又修成專紀翰林院典制的《詞林典故》（8卷），專紀學校、科舉等典制的《學政全書》（80卷），專紀國子監的沿革及典制的《國子監》（62卷）、專紀救荒救災之政的《康濟錄》（4卷）等等。
更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時期，專門紀述當代典制的“則例”一類書籍得到很大發展，形成清代修纂“則例”的高峰。
鄧之誠說：“清以例治天下，一歲彙所治事為四條例，新例行，舊例廢，故則例歲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
“則例”一類書籍的出現，要首推《督捕則例》。
順治初年，因為“逃人”問題嚴重，于是彙輯有關谕旨、奏牍、規定等為一書，經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編纂成《督捕則例》（2卷），這是清代官書中出現的第一部“則例”。
茲後，又修纂了多種這種體例的記當代典制的書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則例》（50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續增則例》（95卷）。
三十三年，纂成《物料價值則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則例》（66卷）、《八旗則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戶部則例》（120卷），四十九年纂《禮部則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軍需則例》（16卷）。
與則例的體例和作用相近的還有《中樞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書。
通過編纂“則例”，公布了一些檔案資料，就當時講，這些“則例”也便于各級官員了解當時的典章制度及其演變情況，以更好地發揮實行政務的職能。
“則例”是專記當代的一個方面典制的書籍，而彙輯當代全部典制的是“會典”及“會典事例”。
清代修“會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會典》162卷，雍正時又曾修《會典》③，但均無會典“則例”或“事例”。
乾隆時期，鑒于“則例旋增”，“典與例無辨”④，而把“典”與“例”分為兩部分。
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會典》（100卷），同時修纂《大清會典則例》180卷（嘉慶後改稱為《會典事例》）。
從此，修《會典》同時修《會典事例》成為定例。
其後在嘉慶朝、光緒朝都曾沿用此例。
第四，大規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
全國現存方志7413種，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蔣溥等修纂《盤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舊聞考》（120卷），以記注京師掌故史迹。
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卷），四十六年撰《熱河志》（120卷）。
地理志書，乾隆時期修成的有《皇清職貢圖》（9卷）、《皇輿西域圖志》（52卷）、《五軍道裡表》（49卷）及《三流道裡表》等。
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書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統志》（500卷）。
《一統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間，雍正時又重新開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
後來，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統志》，“以昭大同之盛軌”。
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屬、八極之會同，皆可得諸指掌間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學方面的書籍的編纂。
這個特點，也是适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共同進步和文化發展的趨勢而出現的。
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韻統》（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譯音之音韻；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書“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準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滿文&mdash&mdash引者注），①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5，中華書局1958年版。
②《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
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1。
④乾隆《大清會典》卷首。
①參見陳高華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第443&mdash4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四庫全書總目
康熙五十二年“禦定”的《律呂正義》（5卷），是研究聲樂之學的重要參考書。
編纂的具有參考價值的詩文總集有：《古文淵鑒》（64卷），由徐乾學等編注；②《執中成憲·序》③參見《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
①參見《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獻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編《全唐詩》（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等奉敕編成《禦定列代賦彙》（1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補遺”22卷）；是年，又成《佩文齋詠物詩選》（482卷）。
四十六年，陳邦彥等奉敕編《曆代題畫詩類》（120卷），沈辰垣等奉敕編定《曆代詩餘》（120卷）。
四十八年張豫章等奉敕編《四朝詩》（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編《全金詩》（74卷）。
五十二年又編《唐詩》（32卷，“附錄”2卷）。
這些書籍的纂輯，對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産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其中大多數至今仍被人們視作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工具書使用。
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乾隆時期是官修圖書的繁榮階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經學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後編撰了《四書文》、《三禮義疏》、《周易述義》等書。
第二，史學著作大都是記錄當代曆史者。
乾隆帝極為重視當代史的編纂。
除有常設的國史館修當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還修成《國朝宮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
特别是紀錄當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軍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紀略”，在這一階段修纂得最多。
以其編纂的年代排列，計有以下數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54卷，“正編”85卷，“續編”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臨清紀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兩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蘭州紀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紀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灣紀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紀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爾喀紀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還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開國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紀略》36卷，也當劃歸此類。
第三，此時編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績較大。
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參考書“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時期所修的，即《續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獻通考》（266卷）等。
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開“三通館”，組織儒臣修撰。
乾隆時期修典章制度書，也與修史書一樣特别注重當代。
除上述“清三通”是記當代典章制度之外，還撰輯了《大清通禮》（50卷），《皇朝禮器圖式》（18卷），又修成專紀翰林院典制的《詞林典故》（8卷），專紀學校、科舉等典制的《學政全書》（80卷），專紀國子監的沿革及典制的《國子監》（62卷）、專紀救荒救災之政的《康濟錄》（4卷）等等。
更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時期，專門紀述當代典制的“則例”一類書籍得到很大發展，形成清代修纂“則例”的高峰。
鄧之誠說：“清以例治天下，一歲彙所治事為四條例，新例行，舊例廢，故則例歲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
“則例”一類書籍的出現，要首推《督捕則例》。
順治初年，因為“逃人”問題嚴重，于是彙輯有關谕旨、奏牍、規定等為一書，經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編纂成《督捕則例》（2卷），這是清代官書中出現的第一部“則例”。
茲後，又修纂了多種這種體例的記當代典制的書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則例》（50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續增則例》（95卷）。
三十三年，纂成《物料價值則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則例》（66卷）、《八旗則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戶部則例》（120卷），四十九年纂《禮部則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軍需則例》（16卷）。
與則例的體例和作用相近的還有《中樞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書。
通過編纂“則例”，公布了一些檔案資料，就當時講，這些“則例”也便于各級官員了解當時的典章制度及其演變情況，以更好地發揮實行政務的職能。
“則例”是專記當代的一個方面典制的書籍，而彙輯當代全部典制的是“會典”及“會典事例”。
清代修“會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會典》162卷，雍正時又曾修《會典》③，但均無會典“則例”或“事例”。
乾隆時期，鑒于“則例旋增”，“典與例無辨”④，而把“典”與“例”分為兩部分。
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會典》（100卷），同時修纂《大清會典則例》180卷（嘉慶後改稱為《會典事例》）。
從此，修《會典》同時修《會典事例》成為定例。
其後在嘉慶朝、光緒朝都曾沿用此例。
第四，大規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
全國現存方志7413種，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蔣溥等修纂《盤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舊聞考》（120卷），以記注京師掌故史迹。
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卷），四十六年撰《熱河志》（120卷）。
地理志書，乾隆時期修成的有《皇清職貢圖》（9卷）、《皇輿西域圖志》（52卷）、《五軍道裡表》（49卷）及《三流道裡表》等。
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書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統志》（500卷）。
《一統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間，雍正時又重新開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
後來，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統志》，“以昭大同之盛軌”。
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屬、八極之會同，皆可得諸指掌間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學方面的書籍的編纂。
這個特點，也是适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共同進步和文化發展的趨勢而出現的。
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韻統》（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譯音之音韻；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書“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準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滿文&mdash&mdash引者注），①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5，中華書局1958年版。
②《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
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1。
④乾隆《大清會典》卷首。
①參見陳高華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第443&mdash4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四庫全書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