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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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的提高。
此外，唐代譯經還有一個重要的新特點，即玄奘以來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處，帶回大量的梵經原本（玄奘帶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羅梵典，攜來長安，借以提高自己的聲名。
隋以前譯經多憑來中國的天竺僧口授，輾轉相傳，每失原旨。
唐代有條件取證原本，披析文義，所謂“唐朝後譯，不屑古人”（《續高僧傳》語），舊譯本無法與之比高低了。
自玄奘經義淨至金剛智、不空，主譯名僧前後數十人，或譯出中國前此未有的新經典，或舍舊譯本，重出新譯文，使唐代譯經事業達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
唐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内典錄》，其中《皇朝傳譯佛經錄》說，“自貞觀迄于龍朔之年，所出經論記傳行法等合一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唐玄宗時，智升撰《大唐開元釋教錄》，編入藏經，自漢魏以來，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開元以後，曆代續有增添。
《貞元續開元錄》載新譯經論及念誦法，凡一百九十三卷。
唐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東林寺藏經碑銘》說：“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包括注疏）。
”東林寺經藏“合開元崇福四錄，總一萬卷”。
此經藏一萬卷總括中國譯經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稱“一切經典，盡在于是”（《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當去事實不遠。
唐代寺院藏經，以廬山東林寺與長安西明寺為最富。
西明寺經藏，不知其卷數，但不會比東林寺過少。
唐代中國有如此豐富的譯經又聚集有如此豐富的藏經，通過日本僧人來唐，大量的佛典從中國流入日本。
《續日本紀》說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國，次年進呈經論五千餘卷。
《正倉院文書》中天平十一年《寫經司啟》說：“合依開元目錄，應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
《開元釋教錄》撰成于開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國前三年。
如果日本史籍所載屬實，很可能開元大藏經全部傳入了日本。
日本平安朝來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時，也繼續求訪經論攜歸本國。
如最澄攜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攜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圓仁在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長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
日本僧求訪帶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數梵本（如空海所攜經中有梵字真言贊等四十四卷，圓仁在長安求得梵字經典八十餘卷），但絕大部分都是漢譯的佛典。
唐代日本佛教的傳布主要是依據這些漢譯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譯本。
三中國佛學著述傳入日本 唐代僧侶把中國傳統的經學、曆史學、目錄學等治學方法應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現至為豐富的佛學著述。
隋以前的著述，據《法苑珠林雜事部》說“尋訪長安，減向千卷”。
唐代著述總在千卷以上，超過了長安所存的舊著。
著述門類繁多，舉其要者，可别為三類：一是佛經目錄。
佛經翻譯由私業變為公業，佛經目錄也由私修演為官修。
所謂欽定、敕撰的佛經目錄，始自梁武帝敕僧紹編撰的《華林殿衆經目錄》。
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錄有，唐高宗時靜泰撰《大唐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武周時明佺等撰《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玄宗時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德宗時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四種。
佛經目錄由朝廷敕修，目的不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檢尋，而且“别真僞、明是非”、“摭拾遺漏、删夷骈贅”。
列入目錄的經典，算是經過審定，取得合法的地位。
目錄删夷，即被視為僞經私本，不得入藏。
四種目錄中，《開元釋教錄》編修最為精善，影響也最為深遠。
目錄分大小乘為二部，每部分經律論。
經律論又各分為若幹細類，使諸經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創。
《開元錄》出，佛經的刻印傳寫均依此為定準。
官修四種目錄外，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年典錄》十卷，号為精審。
所創體制，多為《開元錄》所吸收。
在佛經目錄中，是一部被人重視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編纂。
隋費長房撰《曆代三寶記》，叙曆朝佛教史事。
唐神清作《釋氏年志》三十卷，采編年體，叙佛教事，成為系統的佛史。
各宗派興起後，又有宗史之作，專叙本派源流。
如禅宗有《楞伽師資記》、《曆代法寶記》。
密宗有《海雲師資相承記》。
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單獨立傳，記叙平生。
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詳載玄奘遊天竺始末，及長安譯經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曆史書。
他如行友撰《智通本傳》、彥琮《法琳别傳》、如淨《道宣傳》、呂向《金剛智行紀》、趙遷《不空行狀》，均專寫一個大僧的行事，這在天竺是無人能做的。
又道宣著《續高僧傳》三十卷，總叙梁以來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
義淨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列叙唐初往西域諸國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發的吐火羅僧和新羅僧多人。
義淨自述作意是“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于來葉”，但同時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來求法的作用。
僧傳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釋氏系錄》（今佚），記述佛門儀律。
懷海撰《百丈清規》，專記禅宗的戒規，都是屬于佛教制度的著述。
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視的名著，是長安西明寺僧道世編纂的《法苑珠林》。
書成于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年），與《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大類書約略同時。
道世依據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國有關著述，撷取佛學故事，分類纂集，成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類書。
長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廣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國曆代關涉佛事的文篇，分類纂集，與《法苑珠林》同為影響較大的著作。
三是佛經注疏。
唐代譯經事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經典義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個新階段。
佛經注疏的盛行，正是這個新階段的産物。
新經典傳譯，義理有待研求，舊經有新本，也必然相應糾補舊義，建立新解。
各宗派樹立後，尊一經為主體，注解闡發，自立宗旨。
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說之簡繁、見解之淺深，也每每各自異趣。
一經之注疏，往往多至數十卷。
如禮宗撰《涅般經注》八十卷，澄觀撰《演義抄》九十卷，明隐撰《華嚴論》，竟多達六百卷。
大凡此類注疏，卷帙浩繁，語意瑣碎，支離蔓衍，使人愈學愈迷惑不解。
注疏家又好自立門戶，憑空穿鑿，表面上似乎是對佛學大有發揮，實際是走着兩漢儒學“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舊路，儒學因煩瑣而衰亡，現在，輪到唐朝的佛學了。
伴随着中日僧侶的往來，唐人的佛學著述，也随同漢譯經典一起，大量傳入日本。
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國，多有佛學著述帶回。
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圓行等也将論疏帶歸本國。
日本佛教的流傳，依據漢譯的經典，又參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為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國的寺院建築，也對日本發生了明顯的影響。
來長安留學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長安描繪寺圖歸國。
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歎服”。
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規模。
唐中宗神龍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名中興寺，後改龍興寺。
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開元寺。
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國置僧尼兩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名法華滅罪寺。
日本學者認為，此種全國設寺，即所謂國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龍興寺或開元寺。
鑒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規模一依唐制，成為日本最為宏偉壯麗的寺院建築，尤為佛徒所重視。
唐代佛教也輸出到渤海與新羅。
開元元年，渤海遣使來唐，請禮拜佛寺。
日本《經國集》有安言人《忽聞渤海客禮佛感而賦之》七律一首，有句雲：“聞君今日化城遊，真趣寥寥禅迹幽”。
“方丈竹庭維摩室，圓明松蓋寶積珠”。
渤海佛教史料，頗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新羅屢有留學生與學問僧入唐，影響尤為明顯。
義湘在唐學華嚴宗，一時負有盛名，華嚴宗因之傳入新羅。
另一新羅名僧慧超，自長安出發，巡遊天竺。
回長安後，撰《往五天竺國傳》，是有關佛學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長安還自中亞和西亞傳來了多種新宗教。
情形如下：一、伊斯蘭教七世紀初，大食人摩诃末創伊斯蘭教，适當唐朝初年。
大食正式與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陸續來到中國。
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蘭教，但不在中國居民中傳布。
因此，唐代中國的伊斯蘭教也隻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區。
大食商人多居于廣州和揚州，也大批留住在長安。
唐宣宗時，大食人蘇萊曼來中國經商，著《東遊記》，記在廣州的見聞說：“中國皇帝派一個伊斯蘭教人處理在這裡經商的伊斯蘭教人相互間的訴訟。
在每一個節期，由他領導大家禮拜，宣讀天啟，并為伊斯蘭底蘇檀（國王）祈福。
”唐朝皇帝任命伊斯蘭教官員，兼管政事與宗教，當即後來所謂“蕃長”。
每逢節日舉行劄拜，廣州大食商人區（所謂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
廣州有唐時來中國的大食人旺各師墓。
《天方正學》載《旺各師墓志》說，旺各師曾“再三留駐長安，因敕建大清真寺”。
墓志所說，是否确實不可知，但唐代長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準在長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傳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伊蘭西部人瑣羅亞斯德創祆教。
波斯薩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為國教，始大盛行。
其教創善惡二元論，以火為善神的代表，俗稱拜火教。
傳入中國後又稱火祆教。
《魏書?靈太後傳》說，靈太後“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說者以為，胡天神即是祆神。
如果此說可據，北魏時祆教當已開始傳入中國。
唐時中亞一帶康國、石國、安國、曹國、米國、史國都是祆教的信奉者。
祆教也進而傳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
西域各族人相繼來到長安，祆教随之在長安日益流行。
唐朝政府中有薩寶府，即專司祆教的組織。
薩寶（回鹘語，原義為隊商首領）即是管理祆教的專官。
唐高祖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貞觀時在崇化坊立祆寺。
據韋述《兩京新記》及宋敏求《長安志》：長安醴泉坊、普甯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
祆教在長安，确曾一度達到極盛的境地。
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時被毀，祆僧勒令歸俗，從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時隻有微弱的殘餘）。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紀中，波斯人摩尼創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論，聲稱摩尼為明之代表。
摩尼教與波斯國教祆教相對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處死，教徒多逃往中亞及印度。
此後即在中亞一帶流行。
《佛祖統紀》說，武後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明與暗）經》來朝。
《二宗經》是摩尼教的基本經典，拂多誕當是傳摩尼教入長安的第一人。
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羅國來獻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師（慕阇）。
大抵此時摩尼教已在長安、洛陽等地傳播。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說，摩尼教“诳惑黎元，直嚴加禁斷”。
但“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罰”。
這就是說，禁止漢人奉教，西域諸國人仍得依舊信奉。
安史之亂，回鹘兵入洛陽，毗伽可汗在洛陽遇摩尼教師傳法，攜睿息等四教師回國。
《毗伽可汗碑》說，“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開正教于回鹘”。
可汗并自稱“摩尼化身”。
摩尼教從此自唐朝傳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亂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勢，更加推行于唐地。
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當回鹘的使臣往來于長安。
大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準許回鹘在長安建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
李肇《國史補》說：“回纥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
”《新唐書?回纥傳》說：“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勾結）為奸。
”想見摩尼教憑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長安已有頗大的影響，并且和西域商人結合到一起。
長安、洛陽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曆六年，又有回鹘請于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的紀事。
唐武宗時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憑依，會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罷廢”，“有司收摩尼書若像燒于道，産赀入之官”。
摩尼教依仗回鹘勢力，在唐地獲得傳教權，回鹘既破亡，摩尼教歸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
五世紀時創始于叙利亞人聶思脫裡，又稱聶思脫裡派。
此派在東羅馬遭到排斥後，即傳布于波斯。
唐太宗貞觀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羅本來長安。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下诏準其傳教，在長安義甯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诏書說：“波斯僧阿羅本，遠将經教，來獻上京。
”天寶時唐玄宗诏書也稱“波斯經教”。
大秦“景教”之名，不見于中國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經教”的改稱。
明天啟時，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淨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石後移至西安），碑中說，高宗時準于諸州各置景寺。
景教寺院原稱波斯寺，天寶時改稱大秦寺。
诏書說：“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
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想見景教的傳布，早已不限于長安。
據景教碑說，肅宗、代宗時，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
武宗滅佛時，随同遭到毀滅性的一擊。
唐未至兩宋，景教不再見于中國。
唐穆宗時舒元輿作《重岩寺碑序》說：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釋寺一小邑之數”。
三教自西域傳來，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沒有多少唐人信仰它們。
這是因為當時佛教盛行，對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語文與學術 中外交往的加強，促進了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和介紹。
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譯佛書，唐代出現了若幹梵漢字書。
沙門智廣留心中天竺與南天竺的方音差異，以為“音雖少殊，文軌斯在”，撰《悉昙字記》，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書。
義淨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夾五言四句。
這是梵漢對照的梵文讀本，據義淨自序說，“若兼悉昙章，讀梵本，一兩年間即堪翻譯。
”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與義淨書大體相同。
《隋書?經籍志》著錄《婆羅門書》一卷，說“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
此外，唐代譯經還有一個重要的新特點，即玄奘以來曆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于阗等處，帶回大量的梵經原本（玄奘帶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羅梵典，攜來長安，借以提高自己的聲名。
隋以前譯經多憑來中國的天竺僧口授，輾轉相傳，每失原旨。
唐代有條件取證原本，披析文義，所謂“唐朝後譯，不屑古人”（《續高僧傳》語），舊譯本無法與之比高低了。
自玄奘經義淨至金剛智、不空，主譯名僧前後數十人，或譯出中國前此未有的新經典，或舍舊譯本，重出新譯文，使唐代譯經事業達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
唐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内典錄》，其中《皇朝傳譯佛經錄》說，“自貞觀迄于龍朔之年，所出經論記傳行法等合一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
唐玄宗時，智升撰《大唐開元釋教錄》，編入藏經，自漢魏以來，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開元以後，曆代續有增添。
《貞元續開元錄》載新譯經論及念誦法，凡一百九十三卷。
唐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東林寺藏經碑銘》說：“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包括注疏）。
”東林寺經藏“合開元崇福四錄，總一萬卷”。
此經藏一萬卷總括中國譯經及注疏在内，白居易稱“一切經典，盡在于是”（《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當去事實不遠。
唐代寺院藏經，以廬山東林寺與長安西明寺為最富。
西明寺經藏，不知其卷數，但不會比東林寺過少。
唐代中國有如此豐富的譯經又聚集有如此豐富的藏經，通過日本僧人來唐，大量的佛典從中國流入日本。
《續日本紀》說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國，次年進呈經論五千餘卷。
《正倉院文書》中天平十一年《寫經司啟》說：“合依開元目錄，應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
《開元釋教錄》撰成于開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國前三年。
如果日本史籍所載屬實，很可能開元大藏經全部傳入了日本。
日本平安朝來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時，也繼續求訪經論攜歸本國。
如最澄攜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攜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圓仁在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長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
日本僧求訪帶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數梵本（如空海所攜經中有梵字真言贊等四十四卷，圓仁在長安求得梵字經典八十餘卷），但絕大部分都是漢譯的佛典。
唐代日本佛教的傳布主要是依據這些漢譯本，特别是唐人的新譯本。
三中國佛學著述傳入日本 唐代僧侶把中國傳統的經學、曆史學、目錄學等治學方法應用于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現至為豐富的佛學著述。
隋以前的著述，據《法苑珠林雜事部》說“尋訪長安，減向千卷”。
唐代著述總在千卷以上，超過了長安所存的舊著。
著述門類繁多，舉其要者，可别為三類：一是佛經目錄。
佛經翻譯由私業變為公業，佛經目錄也由私修演為官修。
所謂欽定、敕撰的佛經目錄，始自梁武帝敕僧紹編撰的《華林殿衆經目錄》。
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錄有，唐高宗時靜泰撰《大唐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武周時明佺等撰《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玄宗時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德宗時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四種。
佛經目錄由朝廷敕修，目的不僅在于诠次甲乙、提供檢尋，而且“别真僞、明是非”、“摭拾遺漏、删夷骈贅”。
列入目錄的經典，算是經過審定，取得合法的地位。
目錄删夷，即被視為僞經私本，不得入藏。
四種目錄中，《開元釋教錄》編修最為精善，影響也最為深遠。
目錄分大小乘為二部，每部分經律論。
經律論又各分為若幹細類，使諸經分别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創。
《開元錄》出，佛經的刻印傳寫均依此為定準。
官修四種目錄外，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年典錄》十卷，号為精審。
所創體制，多為《開元錄》所吸收。
在佛經目錄中，是一部被人重視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編纂。
隋費長房撰《曆代三寶記》，叙曆朝佛教史事。
唐神清作《釋氏年志》三十卷，采編年體，叙佛教事，成為系統的佛史。
各宗派興起後，又有宗史之作，專叙本派源流。
如禅宗有《楞伽師資記》、《曆代法寶記》。
密宗有《海雲師資相承記》。
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單獨立傳，記叙平生。
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詳載玄奘遊天竺始末，及長安譯經曆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曆史書。
他如行友撰《智通本傳》、彥琮《法琳别傳》、如淨《道宣傳》、呂向《金剛智行紀》、趙遷《不空行狀》，均專寫一個大僧的行事，這在天竺是無人能做的。
又道宣著《續高僧傳》三十卷，總叙梁以來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迹，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
義淨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列叙唐初往西域諸國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迹，其中并包括自唐朝出發的吐火羅僧和新羅僧多人。
義淨自述作意是“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于來葉”，但同時也起着鼓舞中外僧人往來求法的作用。
僧傳而外，一行曾奉诏撰《釋氏系錄》（今佚），記述佛門儀律。
懷海撰《百丈清規》，專記禅宗的戒規，都是屬于佛教制度的著述。
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視的名著，是長安西明寺僧道世編纂的《法苑珠林》。
書成于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年），與《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大類書約略同時。
道世依據浩繁的佛典，并旁采中國有關著述，撷取佛學故事，分類纂集，成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類書。
長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廣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國曆代關涉佛事的文篇，分類纂集，與《法苑珠林》同為影響較大的著作。
三是佛經注疏。
唐代譯經事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經典義理之探求也随之走上了一個新階段。
佛經注疏的盛行，正是這個新階段的産物。
新經典傳譯，義理有待研求，舊經有新本，也必然相應糾補舊義，建立新解。
各宗派樹立後，尊一經為主體，注解闡發，自立宗旨。
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說之簡繁、見解之淺深，也每每各自異趣。
一經之注疏，往往多至數十卷。
如禮宗撰《涅般經注》八十卷，澄觀撰《演義抄》九十卷，明隐撰《華嚴論》，竟多達六百卷。
大凡此類注疏，卷帙浩繁，語意瑣碎，支離蔓衍，使人愈學愈迷惑不解。
注疏家又好自立門戶，憑空穿鑿，表面上似乎是對佛學大有發揮，實際是走着兩漢儒學“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舊路，儒學因煩瑣而衰亡，現在，輪到唐朝的佛學了。
伴随着中日僧侶的往來，唐人的佛學著述，也随同漢譯經典一起，大量傳入日本。
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國，多有佛學著述帶回。
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圓行等也将論疏帶歸本國。
日本佛教的流傳，依據漢譯的經典，又參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為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國的寺院建築，也對日本發生了明顯的影響。
來長安留學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長安描繪寺圖歸國。
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歎服”。
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規模。
唐中宗神龍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名中興寺，後改龍興寺。
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開元寺。
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诏每國置僧尼兩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名法華滅罪寺。
日本學者認為，此種全國設寺，即所謂國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龍興寺或開元寺。
鑒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規模一依唐制，成為日本最為宏偉壯麗的寺院建築，尤為佛徒所重視。
唐代佛教也輸出到渤海與新羅。
開元元年，渤海遣使來唐，請禮拜佛寺。
日本《經國集》有安言人《忽聞渤海客禮佛感而賦之》七律一首，有句雲：“聞君今日化城遊，真趣寥寥禅迹幽”。
“方丈竹庭維摩室，圓明松蓋寶積珠”。
渤海佛教史料，頗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新羅屢有留學生與學問僧入唐，影響尤為明顯。
義湘在唐學華嚴宗，一時負有盛名，華嚴宗因之傳入新羅。
另一新羅名僧慧超，自長安出發，巡遊天竺。
回長安後，撰《往五天竺國傳》，是有關佛學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長安還自中亞和西亞傳來了多種新宗教。
情形如下：一、伊斯蘭教七世紀初，大食人摩诃末創伊斯蘭教，适當唐朝初年。
大食正式與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陸續來到中國。
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蘭教，但不在中國居民中傳布。
因此，唐代中國的伊斯蘭教也隻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區。
大食商人多居于廣州和揚州，也大批留住在長安。
唐宣宗時，大食人蘇萊曼來中國經商，著《東遊記》，記在廣州的見聞說：“中國皇帝派一個伊斯蘭教人處理在這裡經商的伊斯蘭教人相互間的訴訟。
在每一個節期，由他領導大家禮拜，宣讀天啟，并為伊斯蘭底蘇檀（國王）祈福。
”唐朝皇帝任命伊斯蘭教官員，兼管政事與宗教，當即後來所謂“蕃長”。
每逢節日舉行劄拜，廣州大食商人區（所謂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
廣州有唐時來中國的大食人旺各師墓。
《天方正學》載《旺各師墓志》說，旺各師曾“再三留駐長安，因敕建大清真寺”。
墓志所說，是否确實不可知，但唐代長安确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準在長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傳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伊蘭西部人瑣羅亞斯德創祆教。
波斯薩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為國教，始大盛行。
其教創善惡二元論，以火為善神的代表，俗稱拜火教。
傳入中國後又稱火祆教。
《魏書?靈太後傳》說，靈太後“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說者以為，胡天神即是祆神。
如果此說可據，北魏時祆教當已開始傳入中國。
唐時中亞一帶康國、石國、安國、曹國、米國、史國都是祆教的信奉者。
祆教也進而傳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
西域各族人相繼來到長安，祆教随之在長安日益流行。
唐朝政府中有薩寶府，即專司祆教的組織。
薩寶（回鹘語，原義為隊商首領）即是管理祆教的專官。
唐高祖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貞觀時在崇化坊立祆寺。
據韋述《兩京新記》及宋敏求《長安志》：長安醴泉坊、普甯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
祆教在長安，确曾一度達到極盛的境地。
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時被毀，祆僧勒令歸俗，從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時隻有微弱的殘餘）。
三、摩尼教公元三世紀中，波斯人摩尼創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論，聲稱摩尼為明之代表。
摩尼教與波斯國教祆教相對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處死，教徒多逃往中亞及印度。
此後即在中亞一帶流行。
《佛祖統紀》說，武後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明與暗）經》來朝。
《二宗經》是摩尼教的基本經典，拂多誕當是傳摩尼教入長安的第一人。
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羅國來獻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師（慕阇）。
大抵此時摩尼教已在長安、洛陽等地傳播。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诏說，摩尼教“诳惑黎元，直嚴加禁斷”。
但“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罰”。
這就是說，禁止漢人奉教，西域諸國人仍得依舊信奉。
安史之亂，回鹘兵入洛陽，毗伽可汗在洛陽遇摩尼教師傳法，攜睿息等四教師回國。
《毗伽可汗碑》說，“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開正教于回鹘”。
可汗并自稱“摩尼化身”。
摩尼教從此自唐朝傳入回鹘，又因回鹘助唐平亂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勢，更加推行于唐地。
摩尼僧甚至伴随或充當回鹘的使臣往來于長安。
大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準許回鹘在長安建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
李肇《國史補》說：“回纥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
”《新唐書?回纥傳》說：“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勾結）為奸。
”想見摩尼教憑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在長安已有頗大的影響，并且和西域商人結合到一起。
長安、洛陽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曆六年，又有回鹘請于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的紀事。
唐武宗時回鹘破亡，摩尼教失去憑依，會昌三年，“天下末尼寺并令罷廢”，“有司收摩尼書若像燒于道，産赀入之官”。
摩尼教依仗回鹘勢力，在唐地獲得傳教權，回鹘既破亡，摩尼教歸于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
五世紀時創始于叙利亞人聶思脫裡，又稱聶思脫裡派。
此派在東羅馬遭到排斥後，即傳布于波斯。
唐太宗貞觀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羅本來長安。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下诏準其傳教，在長安義甯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诏書說：“波斯僧阿羅本，遠将經教，來獻上京。
”天寶時唐玄宗诏書也稱“波斯經教”。
大秦“景教”之名，不見于中國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經教”的改稱。
明天啟時，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淨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石後移至西安），碑中說，高宗時準于諸州各置景寺。
景教寺院原稱波斯寺，天寶時改稱大秦寺。
诏書說：“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
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想見景教的傳布，早已不限于長安。
據景教碑說，肅宗、代宗時，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
武宗滅佛時，随同遭到毀滅性的一擊。
唐未至兩宋，景教不再見于中國。
唐穆宗時舒元輿作《重岩寺碑序》說：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釋寺一小邑之數”。
三教自西域傳來，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沒有多少唐人信仰它們。
這是因為當時佛教盛行，對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語文與學術 中外交往的加強，促進了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和介紹。
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譯佛書，唐代出現了若幹梵漢字書。
沙門智廣留心中天竺與南天竺的方音差異，以為“音雖少殊，文軌斯在”，撰《悉昙字記》，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書。
義淨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夾五言四句。
這是梵漢對照的梵文讀本，據義淨自序說，“若兼悉昙章，讀梵本，一兩年間即堪翻譯。
”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與義淨書大體相同。
《隋書?經籍志》著錄《婆羅門書》一卷，說“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