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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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時，唐遣邢疇去新羅吊祭，唐玄宗對邢疇說：“新羅号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使充此。
”新羅在當時是文化很高的國家，以至當時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學生去新羅留學。
往來長安的新羅學生，不僅加強着新羅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橋梁的作用。
渤海國數遣諸生來長安太學學習，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傳到了渤海。
五、學問僧和求法僧長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宗教中心。
唐初，即陸續有外國僧侶前來長安。
玄奘回國後，在長安廣譯經典，佛學達到極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國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
唐初來長安的僧侶中，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頗（光智）。
波頗曾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學法，後來到突厥傳教。
廟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來長安，住興善寺翻譯《大莊嚴論》等佛典。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無極高）自西天竺攜梵經來長安。
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烏伐耶（福生）到長安，令在慈恩寺安置。
福生先曾遊師子國和南海諸國，搜羅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帶來中國。
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諸國采取異藥，六六三年重返長安。
福生解無相，與玄奘所宗法相不合。
是年，往真臘國采藥，不再回長安。
南天竺僧跋日羅菩提（金剛智），遊師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國，泛海至廣州。
唐朝廷敕迎就長安慈恩寺譯經。
中天竺僧戍婆揭羅僧诃（淨師子）經迦濕彌羅至突厥，又經吐蕃來長安。
著名的北天竺婆羅門僧阿目佉跋折羅（不空金剛），幼年随叔父來長安，師事金剛智。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經诃陵、師子國，遊五天竺，廣求密藏，天寶五載還長安，攜回經論五百餘部并師子國王表。
唐玄宗召見，許翻譯所赍梵經，密宗經典由此傳布開來。
此外，久居長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時慧智父子世代居唐。
慧智生于長安并在長安出家，善天竺語和唐言，成為譯經的能手。
那爛陀寺僧牟尼寶利（寂默）唐德宗時住長安慈恩寺譯經，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長安的外國僧人中，日本僧侶為數最多。
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學問僧同來。
留中國時間久者，往往長達二十餘年，甚至達四十年。
遣唐使人員入京，需經唐朝許可，同來僧人并非全入長安，但據日本現存史籍所載，确實到達長安或留住長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餘人。
其中影響較大者，如唐高宗時智通、智達随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相，歸國後為日本法相宗創始人。
道慈于武則天時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後為日本三論宗創始人。
榮叡、普照在開元時随遣唐使來中國，先後在洛陽，長安學法。
榮叡和普照對日本佛學的影響不大，但他們邀請揚州龍興寺僧鑒真去日本，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榮叡普照幾次渡海失敗，鑒真卻終于在七五四年到達日本。
鑒真帶去天台宗經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講授戒律，并與随從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
中國的建築、雕塑術和漢文學、藥物學，都因鑒真之東行，而傳播于日本。
榮叡普照的功績，也就不容忽視了。
榮叡而後，影響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
空海在唐憲宗時來長安，在青龍寺從惠果和尚學密宗。
歸國時帶回大批中國新譯經和梵字經疏。
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顯揚。
在日本顯揚天台宗的大師最澄，與空海約略同時來唐，在天台山學法後歸國，唐朝末年來中國求法的日本僧侶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圓仁，圓仁随遣唐使來中國後，先住揚州，後遊佛教聖地五台山。
到長安後，從元政、義真學密宗，又從在長安的南天竺僧寶月習悉昙（梵文）。
歸國時帶回經典八百餘部及佛像多種，成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
圓仁先後在中國十年，遊曆諸地，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是一部珍貴的曆史紀錄。
六、樂工與舞士長安城内會集有大批的外國樂舞人和畫師，他們經由不同的途徑來到中國，傳播着各自的民族藝術。
北朝時代，西域樂舞已陸續傳入中國，唐代更為廣泛傳播。
但唐代傳入長安的域外藝術，已遠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亞和東亞的許多國家。
拂菻的雜技幻術自漢代已傳入中國，唐代更多有弄幻術的藝人來到長安。
天竺國的雜技也在東漢安帝時就已傳來。
《舊唐書?樂志》說：“大抵散樂雜獻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
唐高宗時以其驚俗，曾一度禁止。
唐睿宗時，婆羅門又獻樂舞人（雜技人）。
中亞昭武九姓國的音樂歌舞家，在長安城内，為數最多。
安國的安辔新，被稱為“舞胡”，曾以斥李茂貞而著名。
唐高祖拜安叱奴為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說：“今新造天下，..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
考證家以為，安叱奴當是安國出生來長安的樂舞人。
康國開元間獻胡旋女子。
唐朝十部樂中有安國樂、康國樂，想見在長安的兩國樂舞人，必然不少。
曹國人曹保一家，以彈琵琶著名。
曹保子善才、孫綱都是蜚聲藝林的琵琶名手。
白居易《聽曹剛（即綱）琵琶兼示重蓮》詩說：“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珑，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
”又李紳悲悼曹善才的詩說：“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
白居易《琵琶行》也稱長安倡女曾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曹氏一家當是長安彈琵琶的泰鬥。
《太平廣記》引盧言《盧氏雜說》稱“歌曲之妙，其來久矣。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
據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歌者米嘉榮乃西域米國人。
米嘉榮曾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
劉禹錫曾有詩相贈：“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
米嘉榮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為時所稱。
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羅門，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萬槌，可能也是來自米國。
開元間，史國遣使獻胡旋女子。
劉言史有《王武俊宅觀石國胡兒舞胡騰》詩，史國石國的樂舞人當也有不少旅居長安。
南亞東亞諸國中，骠國曾在貞元時派遣國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率樂工三十五人，帶來十二（一作二十二）種樂曲，到長安演奏。
所用舞樂器二十二種，皆與中國不同。
白居易《骠國樂》說：“德宗立仗禦紫庭，黈纩（音tǒukuàng）不塞為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踴。
”骠國樂舞受到德宗的重視，長安城轟動了。
扶南國在隋代即有樂工來長安。
《新唐書?音樂志》記“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
诃陵的樂舞人也在鹹通時來到中國。
日本遣唐使有樂師畫師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樂名家。
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準判官良岑長松善彈琴，藤原貞敏是琵琶名手，來長安後并從中國劉二郎學彈琵琶。
東西方諸國的大批樂舞人才先後聚集在長安，對交流各國的民族藝術，貢獻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賈長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
《通鑒?德宗紀》說，“九姓胡冒回約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
”《新唐書?回鹘傳》也說“昭武九姓國與回鹘同來，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産甚厚。
”除由回纥而來的一路外，在長安的西域商人，也還有經由海道一路而來，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
他們先自南海到廣州、由廣州經洪州（江西南昌）、揚州、洛陽而到達長安。
長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時總數達數千，組成為一個極富有的集團。
《太平廣記》引溫庭筠《乾■子》記一個故事說，長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勸說窦義買宅。
米亮告窦義說，我勸你買下這宅子，是因為看到宅中有塊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寶石。
窦義找玉工來看，果然是奇貨，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kuǎ），每副值三千貫錢。
米亮助窦義緻富，居于長安崇賢裡。
這個米亮當是米國的珠寶商。
段成式《西陽雜俎》也記有西域商人辨識珠寶的故事。
長安平康坊菩薩寺僧為人設齋，齋畢，得一物，如朽釘，長數寸。
寺僧到長安西市找西域商人。
商人大驚說，哪裡來得此物！一定買下，不還價。
寺僧要賣百千，西域商大笑。
僧要價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與一千萬，說這是寶骨。
故事是否真實不可知，西域商善識珍寶，并且操縱着珍寶業，卻是事實。
對不識貨的寺僧如實付價，因緣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實，但正說明他們完全可以上下其手，獲取暴利，緻富是很容易的。
西域商經營珍寶緻富，為數最多，同時也“舉質取利”，即兼營高利貸敲剝。
長安城内貴族子弟商人百姓貸西域商本錢，歲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訟，糾葛不決。
唐穆宗時，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與蕃客錢物交關”，并“委禦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諾nuò）”。
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銀币，當是來自波斯商人。
長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
李商隐《雜纂?不相稱》條有“窮波斯、病醫人”。
窮與波斯不相稱，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
西域官商麕聚于長安，是一個龐大的剝削集團，但同時也就把西域的風習帶來了長安。
富商在東西方往來貨殖，同時也往來傳播着文化的種子。
唐代長安聚集着如此衆多的各行各業的各國人，盛況确實是空前的。
對唐人說來，外域傳來的文化，都是開發耳目的新事物。
對到達長安的各國人說來，唐文化也是啟迪心智的新見聞。
長安是國内國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漢族居民而外，當時自立邦國的少數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龜茲、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員或才士藝人長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
以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場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論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隻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長，也都必然對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
由于社會發展水準和經濟條件的不同，在一個時期裡，某些民族文化可能顯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顯得低一些。
或者甲民族在這一方面較高另一方面較差，乙民族這一方面較差另一方面較高。
各民族一經接觸，各取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影響總是相互的，貢獻也是相互的。
唐文化是當時世界上一個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處。
傳入長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優越處。
唐文化攝取外域的新成分，豐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輸送給别人，貢獻于世界。
長安正就是這樣一個各民族相互影響，各種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點。
封建的舊史家，從大民族主義觀點出發，妄自誇矜，說“四夷八蠻，翕然向化”；近世資産階級學人，适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過是些别有用心的謬說，并不符合于曆史的實情。
唐代長安的文化交流表現在許多方面。
由于唐文化各個方面有長有短，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諸方面發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現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攝取多于輸出，或輸出多于攝取，各方面也就顯得參差而異樣。
下面叙述的隻是幾個最主要的方面。
一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的騙術，麻痹人民的毒品，嚴格說來，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隻能算作愚想妄說。
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須同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條件相結合，構成傳教的工具。
因此，宗教的傳播又往往同時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宗教是佛教。
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國，為了适應中國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原來的怪僻面目上，逐漸添增中國的色彩，最後變為帶有中國特色或者說是中國化的佛教。
中國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國文化一起，向域外流傳。
唐代中國成為佛教的轉運站，長安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站。
關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國的傳布狀況已有專節論述，這裡隻說一說唐代佛教的對外影響。
有唐一代，中國佛教對外影響最大的是日本。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傳播 三論宗自後秦時鸠摩羅什傳入中國，隋末唐初，吉藏在長安延興寺傳法，弟子高麗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
三論宗開始在日本傳布。
日本三論宗的第二代傳人智藏雖然不曾到過長安，但先來中國南方學法，歸國後著《三藏要義》，成為慧瓘的繼承人。
智藏而後，第三代傳人是著名的道慈。
道慈曾随遣唐使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在長安達十七年之久，歸國後為三論宗的名僧。
可以說，日本的三論宗完全是來自中國。
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傳人道昭，曾來長安求法，直接從玄奘學法。
第二代傳人智通智達也先來長安，就玄奘門下為弟子，歸國後始傳法相。
第三代傳人智鳳、智鸾、智雄，第四代傳人玄昉，都曾來中國，為濮陽智周的弟子。
鑒真去日本，帶去新譯《華嚴經》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經新羅僧審詳講授，日本開始有華嚴宗傳入。
日本天武天皇時，道光來唐朝學習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錄文》一卷，律宗始傳入日本。
鑒真東渡後，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尚”。
鑒真在唐招提寺傳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
中國特色最為濃厚的禅宗，也在唐朝傳到日本。
唐高宗時，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後至相州（河南安陽）隆化寺從慧滿（禅宗二祖慧可弟子）習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傳法，為日本傳禅宗的始祖。
道昭逝後，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為日本禅宗第二代傳人。
道璿在唐師事普寂，為神秀的再傳弟子。
從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為一個宗派而存在。
此外，空海之傳密宗，最澄、圓仁之傳天台，凡是中國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隻有禅宗南宗，在唐時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對佛教的破壞力，在日本不曾顯現，等到南宗失去破壞力，才傳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不在唐與日本文化交流的範圍内了。
二中國新譯經典的流傳 佛教是天竺傳來的宗教。
佛教的流傳必須依靠經典的翻譯。
中國佛經翻譯早在東漢時已開始，唐代進入了一個繁盛的新時期。
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侶的私譯轉變為朝廷敕設譯場的公業。
宋《高僧傳》記唐譯場制度，職司多至九職，一譯主、二筆受、三度語（譯語）、四證梵本、五潤文、六證義、七梵呗（開譯時宣呗）、八校勘、九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
其中如潤文、證義又例由多人分擔。
這樣，每譯一經，合衆人才智，經幾度勘修，譯事确是更為完善了。
西域南海僧人陸續來長安求法，參與譯事，共證梵言，也大有助于譯文準
”新羅在當時是文化很高的國家，以至當時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學生去新羅留學。
往來長安的新羅學生，不僅加強着新羅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橋梁的作用。
渤海國數遣諸生來長安太學學習，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随之傳到了渤海。
五、學問僧和求法僧長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宗教中心。
唐初，即陸續有外國僧侶前來長安。
玄奘回國後，在長安廣譯經典，佛學達到極盛境界，更加吸引着外國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
唐初來長安的僧侶中，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頗（光智）。
波頗曾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學法，後來到突厥傳教。
廟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随唐使同來長安，住興善寺翻譯《大莊嚴論》等佛典。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無極高）自西天竺攜梵經來長安。
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烏伐耶（福生）到長安，令在慈恩寺安置。
福生先曾遊師子國和南海諸國，搜羅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帶來中國。
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諸國采取異藥，六六三年重返長安。
福生解無相，與玄奘所宗法相不合。
是年，往真臘國采藥，不再回長安。
南天竺僧跋日羅菩提（金剛智），遊師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國，泛海至廣州。
唐朝廷敕迎就長安慈恩寺譯經。
中天竺僧戍婆揭羅僧诃（淨師子）經迦濕彌羅至突厥，又經吐蕃來長安。
著名的北天竺婆羅門僧阿目佉跋折羅（不空金剛），幼年随叔父來長安，師事金剛智。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經诃陵、師子國，遊五天竺，廣求密藏，天寶五載還長安，攜回經論五百餘部并師子國王表。
唐玄宗召見，許翻譯所赍梵經，密宗經典由此傳布開來。
此外，久居長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時慧智父子世代居唐。
慧智生于長安并在長安出家，善天竺語和唐言，成為譯經的能手。
那爛陀寺僧牟尼寶利（寂默）唐德宗時住長安慈恩寺譯經，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長安的外國僧人中，日本僧侶為數最多。
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學問僧同來。
留中國時間久者，往往長達二十餘年，甚至達四十年。
遣唐使人員入京，需經唐朝許可，同來僧人并非全入長安，但據日本現存史籍所載，确實到達長安或留住長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餘人。
其中影響較大者，如唐高宗時智通、智達随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相，歸國後為日本法相宗創始人。
道慈于武則天時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後為日本三論宗創始人。
榮叡、普照在開元時随遣唐使來中國，先後在洛陽，長安學法。
榮叡和普照對日本佛學的影響不大，但他們邀請揚州龍興寺僧鑒真去日本，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榮叡普照幾次渡海失敗，鑒真卻終于在七五四年到達日本。
鑒真帶去天台宗經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講授戒律，并與随從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
中國的建築、雕塑術和漢文學、藥物學，都因鑒真之東行，而傳播于日本。
榮叡普照的功績，也就不容忽視了。
榮叡而後，影響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
空海在唐憲宗時來長安，在青龍寺從惠果和尚學密宗。
歸國時帶回大批中國新譯經和梵字經疏。
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顯揚。
在日本顯揚天台宗的大師最澄，與空海約略同時來唐，在天台山學法後歸國，唐朝末年來中國求法的日本僧侶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圓仁，圓仁随遣唐使來中國後，先住揚州，後遊佛教聖地五台山。
到長安後，從元政、義真學密宗，又從在長安的南天竺僧寶月習悉昙（梵文）。
歸國時帶回經典八百餘部及佛像多種，成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
圓仁先後在中國十年，遊曆諸地，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是一部珍貴的曆史紀錄。
六、樂工與舞士長安城内會集有大批的外國樂舞人和畫師，他們經由不同的途徑來到中國，傳播着各自的民族藝術。
北朝時代，西域樂舞已陸續傳入中國，唐代更為廣泛傳播。
但唐代傳入長安的域外藝術，已遠不限于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亞和東亞的許多國家。
拂菻的雜技幻術自漢代已傳入中國，唐代更多有弄幻術的藝人來到長安。
天竺國的雜技也在東漢安帝時就已傳來。
《舊唐書?樂志》說：“大抵散樂雜獻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
唐高宗時以其驚俗，曾一度禁止。
唐睿宗時，婆羅門又獻樂舞人（雜技人）。
中亞昭武九姓國的音樂歌舞家，在長安城内，為數最多。
安國的安辔新，被稱為“舞胡”，曾以斥李茂貞而著名。
唐高祖拜安叱奴為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說：“今新造天下，..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
考證家以為，安叱奴當是安國出生來長安的樂舞人。
康國開元間獻胡旋女子。
唐朝十部樂中有安國樂、康國樂，想見在長安的兩國樂舞人，必然不少。
曹國人曹保一家，以彈琵琶著名。
曹保子善才、孫綱都是蜚聲藝林的琵琶名手。
白居易《聽曹剛（即綱）琵琶兼示重蓮》詩說：“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珑，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
”又李紳悲悼曹善才的詩說：“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
白居易《琵琶行》也稱長安倡女曾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曹氏一家當是長安彈琵琶的泰鬥。
《太平廣記》引盧言《盧氏雜說》稱“歌曲之妙，其來久矣。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
據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歌者米嘉榮乃西域米國人。
米嘉榮曾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
劉禹錫曾有詩相贈：“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
米嘉榮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為時所稱。
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羅門，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萬槌，可能也是來自米國。
開元間，史國遣使獻胡旋女子。
劉言史有《王武俊宅觀石國胡兒舞胡騰》詩，史國石國的樂舞人當也有不少旅居長安。
南亞東亞諸國中，骠國曾在貞元時派遣國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率樂工三十五人，帶來十二（一作二十二）種樂曲，到長安演奏。
所用舞樂器二十二種，皆與中國不同。
白居易《骠國樂》說：“德宗立仗禦紫庭，黈纩（音tǒukuàng）不塞為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踴。
”骠國樂舞受到德宗的重視，長安城轟動了。
扶南國在隋代即有樂工來長安。
《新唐書?音樂志》記“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
诃陵的樂舞人也在鹹通時來到中國。
日本遣唐使有樂師畫師随行，使臣中也每有音樂名家。
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準判官良岑長松善彈琴，藤原貞敏是琵琶名手，來長安後并從中國劉二郎學彈琵琶。
東西方諸國的大批樂舞人才先後聚集在長安，對交流各國的民族藝術，貢獻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賈長安城中留居着大批的西域商人。
《通鑒?德宗紀》說，“九姓胡冒回約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
”《新唐書?回鹘傳》也說“昭武九姓國與回鹘同來，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産甚厚。
”除由回纥而來的一路外，在長安的西域商人，也還有經由海道一路而來，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
他們先自南海到廣州、由廣州經洪州（江西南昌）、揚州、洛陽而到達長安。
長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時總數達數千，組成為一個極富有的集團。
《太平廣記》引溫庭筠《乾■子》記一個故事說，長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勸說窦義買宅。
米亮告窦義說，我勸你買下這宅子，是因為看到宅中有塊奇石，是真正的于阗寶石。
窦義找玉工來看，果然是奇貨，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kuǎ），每副值三千貫錢。
米亮助窦義緻富，居于長安崇賢裡。
這個米亮當是米國的珠寶商。
段成式《西陽雜俎》也記有西域商人辨識珠寶的故事。
長安平康坊菩薩寺僧為人設齋，齋畢，得一物，如朽釘，長數寸。
寺僧到長安西市找西域商人。
商人大驚說，哪裡來得此物！一定買下，不還價。
寺僧要賣百千，西域商大笑。
僧要價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與一千萬，說這是寶骨。
故事是否真實不可知，西域商善識珍寶，并且操縱着珍寶業，卻是事實。
對不識貨的寺僧如實付價，因緣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實，但正說明他們完全可以上下其手，獲取暴利，緻富是很容易的。
西域商經營珍寶緻富，為數最多，同時也“舉質取利”，即兼營高利貸敲剝。
長安城内貴族子弟商人百姓貸西域商本錢，歲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訟，糾葛不決。
唐穆宗時，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與蕃客錢物交關”，并“委禦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諾nuò）”。
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銀币，當是來自波斯商人。
長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
李商隐《雜纂?不相稱》條有“窮波斯、病醫人”。
窮與波斯不相稱，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
西域官商麕聚于長安，是一個龐大的剝削集團，但同時也就把西域的風習帶來了長安。
富商在東西方往來貨殖，同時也往來傳播着文化的種子。
唐代長安聚集着如此衆多的各行各業的各國人，盛況确實是空前的。
對唐人說來，外域傳來的文化，都是開發耳目的新事物。
對到達長安的各國人說來，唐文化也是啟迪心智的新見聞。
長安是國内國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漢族居民而外，當時自立邦國的少數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龜茲、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員或才士藝人長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
以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場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論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隻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長，也都必然對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
由于社會發展水準和經濟條件的不同，在一個時期裡，某些民族文化可能顯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顯得低一些。
或者甲民族在這一方面較高另一方面較差，乙民族這一方面較差另一方面較高。
各民族一經接觸，各取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影響總是相互的，貢獻也是相互的。
唐文化是當時世界上一個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處。
傳入長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優越處。
唐文化攝取外域的新成分，豐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輸送給别人，貢獻于世界。
長安正就是這樣一個各民族相互影響，各種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點。
封建的舊史家，從大民族主義觀點出發，妄自誇矜，說“四夷八蠻，翕然向化”；近世資産階級學人，适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過是些别有用心的謬說，并不符合于曆史的實情。
唐代長安的文化交流表現在許多方面。
由于唐文化各個方面有長有短，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諸方面發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現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攝取多于輸出，或輸出多于攝取，各方面也就顯得參差而異樣。
下面叙述的隻是幾個最主要的方面。
一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的騙術，麻痹人民的毒品，嚴格說來，它本身并不能算作文化，而隻能算作愚想妄說。
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須同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條件相結合，構成傳教的工具。
因此，宗教的傳播又往往同時伴随着文化的流通。
唐代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宗教是佛教。
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國，為了适應中國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原來的怪僻面目上，逐漸添增中國的色彩，最後變為帶有中國特色或者說是中國化的佛教。
中國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國文化一起，向域外流傳。
唐代中國成為佛教的轉運站，長安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站。
關于佛教各宗派在中國的傳布狀況已有專節論述，這裡隻說一說唐代佛教的對外影響。
有唐一代，中國佛教對外影響最大的是日本。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傳播 三論宗自後秦時鸠摩羅什傳入中國，隋末唐初，吉藏在長安延興寺傳法，弟子高麗僧慧瓘于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
三論宗開始在日本傳布。
日本三論宗的第二代傳人智藏雖然不曾到過長安，但先來中國南方學法，歸國後著《三藏要義》，成為慧瓘的繼承人。
智藏而後，第三代傳人是著名的道慈。
道慈曾随遣唐使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在長安達十七年之久，歸國後為三論宗的名僧。
可以說，日本的三論宗完全是來自中國。
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傳人道昭，曾來長安求法，直接從玄奘學法。
第二代傳人智通智達也先來長安，就玄奘門下為弟子，歸國後始傳法相。
第三代傳人智鳳、智鸾、智雄，第四代傳人玄昉，都曾來中國，為濮陽智周的弟子。
鑒真去日本，帶去新譯《華嚴經》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經新羅僧審詳講授，日本開始有華嚴宗傳入。
日本天武天皇時，道光來唐朝學習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錄文》一卷，律宗始傳入日本。
鑒真東渡後，日本天皇诏“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尚”。
鑒真在唐招提寺傳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
中國特色最為濃厚的禅宗，也在唐朝傳到日本。
唐高宗時，日本僧道昭随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後至相州（河南安陽）隆化寺從慧滿（禅宗二祖慧可弟子）習禅，道昭在日本建禅院傳法，為日本傳禅宗的始祖。
道昭逝後，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為日本禅宗第二代傳人。
道璿在唐師事普寂，為神秀的再傳弟子。
從此，禅宗的北宗在日本作為一個宗派而存在。
此外，空海之傳密宗，最澄、圓仁之傳天台，凡是中國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隻有禅宗南宗，在唐時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對佛教的破壞力，在日本不曾顯現，等到南宗失去破壞力，才傳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不在唐與日本文化交流的範圍内了。
二中國新譯經典的流傳 佛教是天竺傳來的宗教。
佛教的流傳必須依靠經典的翻譯。
中國佛經翻譯早在東漢時已開始，唐代進入了一個繁盛的新時期。
由于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侶的私譯轉變為朝廷敕設譯場的公業。
宋《高僧傳》記唐譯場制度，職司多至九職，一譯主、二筆受、三度語（譯語）、四證梵本、五潤文、六證義、七梵呗（開譯時宣呗）、八校勘、九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
其中如潤文、證義又例由多人分擔。
這樣，每譯一經，合衆人才智，經幾度勘修，譯事确是更為完善了。
西域南海僧人陸續來長安求法，參與譯事，共證梵言，也大有助于譯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