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再認識
關燈
小
中
大
雖然自己是神滅論的人，卻很理會得拜菩薩的信士信女們的意思，我們的信仰仿佛總是功利的，沒有基督教徒的每飯不忘的感謝也沒有巫師的降神的歌舞，蓋中國的民間信仰雖多是低級的而并不熱烈或神秘者也。
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Kamigakari）或如柳田國男氏所雲神人和融的狀态，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
淺近的例如鄉村神社的出巡，神輿中放着神體，并不是神像，卻是不可思議的代表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見不可見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壯丁擡着走，而忽輕忽重，忽西忽東，或撞毀人家門牆，或停在中途不動，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輿夫便隻如蟹的一爪，非意識的動着。
外行的或懷疑是壯丁們的自由行動，這事便不難說明，其實似并不如此簡單。
柳田氏在所著《祭祀與世間》第七節中有一段說得好： 日本生活裡的有些習俗我也喜歡，如清潔，有禮，灑脫。
灑脫與有禮這兩件事一看似乎有點沖突，其實卻并不然。
灑脫不是粗暴無禮，他隻是沒有宗教的與道學的僞善，沒有從淫佚發生出來的假正經，最明顯的例是對于裸體的态度。
藹理斯在《論聖芳濟及其他》（“St.FrancisandOthers”）文中有雲： 日本房屋我也頗喜歡，其原因與食物同樣的在于他的質素。
我曾說，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簡易生活。
又說，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鬥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隻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幾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
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于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随便卧倒，不必另備沙發椅，深夜從壁廚取被褥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
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隻鋪蓋衣包小幾或加書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
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闆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
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宜于華麗而不宜于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裡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門，即可居住，别無一點不足，而且覺得清疏有緻。
從前在日向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内憑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
現在想起來，誠如梁實秋君所雲，中國的菜或者真比外國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舒适，但是關于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間，我還是覺得以日本舊式的為最好，蓋三十餘年來此意見未有變動也。
我對于日本生活之愛好隻以東京為标準，但是假如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與時代都不成問題，那時東京的生活比後來更西洋化的至少總更有日本的特色，那麼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淺也總不大錯，不過我憑的是經驗而不是理論，所以雖然自己感覺有切實的根底，而說起來不容易圓到，又多憑主觀，自然觀察不能周密，這實是無可如何的事。
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對于日本文學藝術的了解也隻是部分的，在理論上我知道要尋求所謂日本精神于文學上必須以奈良朝以上為限，《古事記》與《萬葉集》總是必讀的，其次亦應着力于平安朝，蓋王朝以後者乃是幕府的文學，其意義或應稍異矣。
但是，古典既很不易讀，讀了也未能豁然貫通，像近代文學一樣，覺得他與社會生活是相連的，比較容易了解。
我隻知道一點東京的事，因此我感覺有興趣的也就是以此生活為背景的近代的文學藝術，目前是明治時代，再上去亦隻以德川時代為止。
民國六年來北京後這二十年中，所涉獵雜書中有一部分是關于日本的，大抵是俳諧，俳文，雜俳，特别是川柳，狂歌，小呗，俗曲，灑落本，滑稽本，小話即落語等，别一方面則浮世繪，大津繪，以及民藝，差不多都屬于民間的，在我隻取其不太難懂，又與所見生活或可互有發明耳。
我這樣的看日本說不上研究，卻自己覺得也稍有所得，我當時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特異的國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與别人不同的地方來，我隻徑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結果是找着許多與别人近同的事物，這固然不能作為日本的特征，但因此深覺到日本的東亞性，蓋因政治情狀，家族制度，社會習俗，文字技術之傳統，儒
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Kamigakari）或如柳田國男氏所雲神人和融的狀态，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
淺近的例如鄉村神社的出巡，神輿中放着神體，并不是神像，卻是不可思議的代表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見不可見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壯丁擡着走，而忽輕忽重，忽西忽東，或撞毀人家門牆，或停在中途不動，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輿夫便隻如蟹的一爪，非意識的動着。
外行的或懷疑是壯丁們的自由行動，這事便不難說明，其實似并不如此簡單。
柳田氏在所著《祭祀與世間》第七節中有一段說得好： 日本生活裡的有些習俗我也喜歡，如清潔，有禮，灑脫。
灑脫與有禮這兩件事一看似乎有點沖突，其實卻并不然。
灑脫不是粗暴無禮，他隻是沒有宗教的與道學的僞善，沒有從淫佚發生出來的假正經，最明顯的例是對于裸體的态度。
藹理斯在《論聖芳濟及其他》（“St.FrancisandOthers”）文中有雲： 日本房屋我也頗喜歡，其原因與食物同樣的在于他的質素。
我曾說，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簡易生活。
又說，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鬥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隻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幾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
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于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随便卧倒，不必另備沙發椅，深夜從壁廚取被褥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
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隻鋪蓋衣包小幾或加書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
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闆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
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宜于華麗而不宜于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裡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門，即可居住，别無一點不足，而且覺得清疏有緻。
從前在日向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内憑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
現在想起來，誠如梁實秋君所雲，中國的菜或者真比外國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舒适，但是關于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間，我還是覺得以日本舊式的為最好，蓋三十餘年來此意見未有變動也。
我對于日本生活之愛好隻以東京為标準，但是假如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與時代都不成問題，那時東京的生活比後來更西洋化的至少總更有日本的特色，那麼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淺也總不大錯，不過我憑的是經驗而不是理論，所以雖然自己感覺有切實的根底，而說起來不容易圓到，又多憑主觀，自然觀察不能周密，這實是無可如何的事。
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對于日本文學藝術的了解也隻是部分的，在理論上我知道要尋求所謂日本精神于文學上必須以奈良朝以上為限，《古事記》與《萬葉集》總是必讀的，其次亦應着力于平安朝，蓋王朝以後者乃是幕府的文學，其意義或應稍異矣。
但是，古典既很不易讀，讀了也未能豁然貫通，像近代文學一樣，覺得他與社會生活是相連的，比較容易了解。
我隻知道一點東京的事，因此我感覺有興趣的也就是以此生活為背景的近代的文學藝術，目前是明治時代，再上去亦隻以德川時代為止。
民國六年來北京後這二十年中，所涉獵雜書中有一部分是關于日本的，大抵是俳諧，俳文，雜俳，特别是川柳，狂歌，小呗，俗曲，灑落本，滑稽本，小話即落語等，别一方面則浮世繪，大津繪，以及民藝，差不多都屬于民間的，在我隻取其不太難懂，又與所見生活或可互有發明耳。
我這樣的看日本說不上研究，卻自己覺得也稍有所得，我當時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特異的國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與别人不同的地方來，我隻徑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結果是找着許多與别人近同的事物，這固然不能作為日本的特征，但因此深覺到日本的東亞性，蓋因政治情狀，家族制度，社會習俗，文字技術之傳統，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