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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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甘露之禍,白馬之禍,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

    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幸存的士族失去了莊園,流徙各地,到唐莊宗作皇帝,要選懂朝廷典故的舊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了。

    宋太祖太宗隻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

    用進士來治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

    進士一發榜即授官,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權的關系是夥計和掌櫃,掌櫃要買賣作得好,得靠夥計賣勁,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正是這個道理。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作官,再去擴大莊園。

    這時期呢,作了官再置莊園,名臣範仲淹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讨租,讨得幾船谷子便是好例子。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知識也比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占,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增加了;“遺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念書,考進士,作官,發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作官作紳士得從科舉出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适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權永固,官爵恩澤,出于皇帝,士大夫不能不為皇帝所用,共存談不上,共治也将就一下了。

    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飯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從優,有福同享,君臣間的距離不太近,也不太遠,掌櫃和夥計間的恩意是密切照顧到的。

     從共存到共治已經江河日下了。

    元明清三代連共治也說不上,從合夥到作夥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紳權成為皇權的奴役了。

     蒙古皇朝以馬上得天下,也以馬上治天下,軍中将帥就是朝廷的官僚,軍法施于朝堂,朝官一有過錯,一頓棍子闆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僥幸活着照樣作官。

    明太祖革了元朝的命,學會了這一套,殿廷杖責臣僚,叫作“廷杖”,在曆史上大大有名。

    光打還不夠,有現任官鐐足辦事的,有戴斬罪辦事的。

    不但禮貌談不上,連生命都時刻在死亡的威脅中。

    皇帝越威風,士大夫越下賤,要不作官吧,有官法硬給綁出去,非作不可,再不幹,便違反了皇章,“士不為君用”,得殺頭。

    君臣的關系一變而為主奴,說是主奴吧,連起碼的主子對奴才的照顧也不存在的。

    前朝的舊家巨室被這個黨案、那個逆案給掃蕩光了,土地财産被沒收。

    老紳士絕了種,用八股文所造成的新紳士來代替,新紳士是從奴化教育裡成長的,不提反抗,連挨了打都是“恩譴”,削職充軍,隻要留住腦袋便感謝聖恩不盡,服服帖帖,比狗還聽話。

    到清朝,旗人對皇帝自稱奴才,漢官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不夠,不但見皇帝得跪,連見同事的王爺貝勒也得跪。

    到西方強國來侵掠,打了幾次敗仗,訂結了多少次屈辱條約以後,皇權動搖,洋權日盛,對皇權的自卑被洋人所代替,結果是洋權控制了皇權,洋教育代替了八股,舊士大夫改裝為知識分子以及自由主義者,出奴入主,要說說洋人所說的話,要聽聽國外的輿論,要做做外國人所示意的,在被譴責被訓斥之後,還得陪笑臉,以興紳權為興民權之起點,辦報紙,立學會,假手于官力,為自己找“新路”,這些紳士除了服裝以外,面貌是和五十年前那些人一模一樣的。

     紳權在曆史上的三變,從共存到共治,降而為奴役,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曆史說明了兩千年來紳權的沒落和必然的淘汰。

    梁啟超的時代過去了,我們今天來研究這一五十年前被提岀的課題,不但很有趣,也是很重要的。

     關于曆史上紳士所享受的特權,将在另一文中讨論。

     (原載《時與文》第3卷第1期,194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