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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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
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緻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
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
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
（同上書卷一五）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為了“皇子将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将有職任之寄。
”皇子在内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
教之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
（同上書卷一《事紀》）洪武十六年文淵閣大學士宋讷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谏、禮部尚書任昂和谏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别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别班次。
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将軍作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官生中有雲南、四川等處土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學生，琉球學生來的最多。
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據《南廱志》卷一五《儲養考》： 國子學時代隻有洪武四年的生員總數，據《大明禮令》：“凡國學生員，一品到九品文武官子孫弟侄，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
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
”（《皇明制書》）則在洪武四年以前，官生與民生的比例是二比一。
官生是主體，民生不過陪襯而已。
國子監時代，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三年，隻舉官民生總數，無法知道比例。
從二十四年到三十年，有五個年度的在學人數記錄，二十四年官生占總數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六百十分之一。
在這個記錄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監生總數比例極小；第二，官生就學比例逐年減少，從四十五名降為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監生員數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減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悅慈從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留學至少有六年之久。
［琉球生入南監，最後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公元1538&mdash1544）。
《明史·選舉志》作“成化正德時（公元1465&mdash1521）琉球生猶有至者”，是錯的。
］ 如上文所說，明太祖建立國子學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胄子（貴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組為國子監以後，還特派重臣勳戚李文忠兼領，管束官生。
為什麼從二十四年以後，官生數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從二比一到一比二千零三十，主體變為附庸，完全失去立學的用意呢？這道理說來也極為簡單：公侯子弟成年的襲爵任官，不必入學，未成年的入學得經聖旨特派，纨绮少年，束發受經，不過虛應故事，爵位官職原來不靠書本詞章。
那麼，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學。
此其一。
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作後，功臣宿将，連年被殺，到洪武末年，除湯和、耿秉文、李景隆、徐輝祖幾家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殺幹淨了。
功臣本人被殺，子弟如何能入學？此其二。
至于官僚子弟的入學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隻是适用在洪武三年之前，以後實施極為嚴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學，人數當然不可能太多。
此其三。
（《南廱志》卷一《事紀》，《明史·選舉志》）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蔭官一途，用不着走國子監這條路，這樣，國子監就自然而然衍變作專門訓練民生作官的衙門了。
洪武二十六年監生人數突增的原因，是因為有新的政治任務，人手不夠，特别擴大保送，說詳下文。
三 民生的來源，分貢監、舉監兩類。
國子監的學生通稱監生。
貢監出于歲貢，原來依據曆史上的成規，地方官有貢“士”于朝廷的義務。
洪武元年令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
二年立府州縣學。
四年正月，诏擇府州縣學生之俊秀通經者入國學，得二千七百二十八人。
到十五年正月，禮部以州縣所貢子弟，推選未至，奏令各按察司，于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務拔其尤，歲貢一人入監，著為令。
從這一命令，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保送監生是州縣官的任務，此後則改歸按察司選送。
洪武四年以前，選士于民間，四年以後，選士于地方學校，州縣學和國子監成為學制上的聯系銜接衙門，民生在地方學校受初級訓練，選拔到國子監受高級訓練，國子監成為全國青年人才集中的場所。
十六年又令禮部榜谕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師，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的（及格）入國子監，不中的原學教官罰停廩祿（扣薪水），生員罰為吏。
則又把貢士之權改歸地方學校教官，貢生在入監之前，得經翰林院主持的甄别試驗。
（《南塵志》卷一《事紀》；《明史·選舉志》） 學生入監，主持選送的是府州縣官、按察司宮，本學教官。
入學考試，主持考試的是翰林院官。
入監後主持訓育的是國子監官。
受訓完畢後，監生的出路，而且是惟一的出路，是替皇帝作官，“學而優則仕”。
貢監據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法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是有一定名額的。
這定額在洪武朝發生過兩次例外，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初令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入監，明年如常”。
突然增加保送名額，照例歲貢生應于次年正月到京師，因為這法令，洪武二十六年的官民生總數就增加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
第二次在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本監以坐堂（在學）人少，誠恐諸司再取辦事不敷，移文禮部，上令照二十五年例，于是入監遂衆。
”據上文記錄，三十年度的官民生總數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名，三十一年的名額，雖然沒有記錄，大概和二十六年度的相差不遠。
從後一例子的理由，可以明白這兩次增加名額的原因，是因為朝廷諸司辦事人員的迫切需要，說明了在學監生同時也是朝廷的辦事人員。
舉監是舉人入監。
洪武初年擇年少舉人入國子監讀書。
洪武十八年，又令會試下第舉人送監卒業，是補習班或先修班的意思。
監生入學後，還得再經過一次編級考試，分堂（級）肄業。
國子監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
初等生員通四書、未通經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
修業期一年半以上。
初等生修業期滿，文理條暢的，升中等，入修道、誠心二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
中等生修業期滿，經史兼通，文理都優的升高等，入率性堂。
生員升入率性堂，依學規規定，根據勘合文簿（點名冊）坐堂時日，滿七百天才夠資格。
司業二名，分為左右，各捉調三堂。
博士五員，分五經，于彜倫堂西設座教訓六堂，依本經考課（《南廱志》卷九《學規本末》）。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後來又加上《禦制為善陰骘》《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
（《皇明太學志》卷七）最主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明太祖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内容是列舉他所殺的人的罪狀，使人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替朝廷當差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三月，特命禮部官說：“《大诰》頒行已久，今後科舉歲貢人員，俱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南廱志》卷一《事紀》）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很大的。
皇帝頒布的殺人罪狀，列作學生的必修功課，而且，作為考試的科目，用法令強迫全國生員非熟讀講解不可，這道理是用不着什麼解釋的。
其次，訓練學生的目的是作官，《大明律令》必然是必讀書。
而且“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洪武五年，明太祖面谕國子博士趙俶：“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同上書卷一《事紀》）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最合帝王的需要。
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孟子》，讀到有幾處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把孟子
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緻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
（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
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
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
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
（同上書卷一五）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為了“皇子将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将有職任之寄。
”皇子在内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
教之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
（同上書卷一《事紀》）洪武十六年文淵閣大學士宋讷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谏、禮部尚書任昂和谏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别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别班次。
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将軍作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官生中有雲南、四川等處土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學生，琉球學生來的最多。
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據《南廱志》卷一五《儲養考》： 國子學時代隻有洪武四年的生員總數，據《大明禮令》：“凡國學生員，一品到九品文武官子孫弟侄，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
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
”（《皇明制書》）則在洪武四年以前，官生與民生的比例是二比一。
官生是主體，民生不過陪襯而已。
國子監時代，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三年，隻舉官民生總數，無法知道比例。
從二十四年到三十年，有五個年度的在學人數記錄，二十四年官生占總數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六百十分之一。
在這個記錄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監生總數比例極小；第二，官生就學比例逐年減少，從四十五名降為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監生員數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減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悅慈從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留學至少有六年之久。
［琉球生入南監，最後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公元1538&mdash1544）。
《明史·選舉志》作“成化正德時（公元1465&mdash1521）琉球生猶有至者”，是錯的。
］ 如上文所說，明太祖建立國子學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胄子（貴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組為國子監以後，還特派重臣勳戚李文忠兼領，管束官生。
為什麼從二十四年以後，官生數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從二比一到一比二千零三十，主體變為附庸，完全失去立學的用意呢？這道理說來也極為簡單：公侯子弟成年的襲爵任官，不必入學，未成年的入學得經聖旨特派，纨绮少年，束發受經，不過虛應故事，爵位官職原來不靠書本詞章。
那麼，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學。
此其一。
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作後，功臣宿将，連年被殺，到洪武末年，除湯和、耿秉文、李景隆、徐輝祖幾家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殺幹淨了。
功臣本人被殺，子弟如何能入學？此其二。
至于官僚子弟的入學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隻是适用在洪武三年之前，以後實施極為嚴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學，人數當然不可能太多。
此其三。
（《南廱志》卷一《事紀》，《明史·選舉志》）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蔭官一途，用不着走國子監這條路，這樣，國子監就自然而然衍變作專門訓練民生作官的衙門了。
洪武二十六年監生人數突增的原因，是因為有新的政治任務，人手不夠，特别擴大保送，說詳下文。
三 民生的來源，分貢監、舉監兩類。
國子監的學生通稱監生。
貢監出于歲貢，原來依據曆史上的成規，地方官有貢“士”于朝廷的義務。
洪武元年令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
二年立府州縣學。
四年正月，诏擇府州縣學生之俊秀通經者入國學，得二千七百二十八人。
到十五年正月，禮部以州縣所貢子弟，推選未至，奏令各按察司，于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務拔其尤，歲貢一人入監，著為令。
從這一命令，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保送監生是州縣官的任務，此後則改歸按察司選送。
洪武四年以前，選士于民間，四年以後，選士于地方學校，州縣學和國子監成為學制上的聯系銜接衙門，民生在地方學校受初級訓練，選拔到國子監受高級訓練，國子監成為全國青年人才集中的場所。
十六年又令禮部榜谕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師，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的（及格）入國子監，不中的原學教官罰停廩祿（扣薪水），生員罰為吏。
則又把貢士之權改歸地方學校教官，貢生在入監之前，得經翰林院主持的甄别試驗。
（《南塵志》卷一《事紀》；《明史·選舉志》） 學生入監，主持選送的是府州縣官、按察司宮，本學教官。
入學考試，主持考試的是翰林院官。
入監後主持訓育的是國子監官。
受訓完畢後，監生的出路，而且是惟一的出路，是替皇帝作官，“學而優則仕”。
貢監據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法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是有一定名額的。
這定額在洪武朝發生過兩次例外，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初令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入監，明年如常”。
突然增加保送名額，照例歲貢生應于次年正月到京師，因為這法令，洪武二十六年的官民生總數就增加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
第二次在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本監以坐堂（在學）人少，誠恐諸司再取辦事不敷，移文禮部，上令照二十五年例，于是入監遂衆。
”據上文記錄，三十年度的官民生總數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名，三十一年的名額，雖然沒有記錄，大概和二十六年度的相差不遠。
從後一例子的理由，可以明白這兩次增加名額的原因，是因為朝廷諸司辦事人員的迫切需要，說明了在學監生同時也是朝廷的辦事人員。
舉監是舉人入監。
洪武初年擇年少舉人入國子監讀書。
洪武十八年，又令會試下第舉人送監卒業，是補習班或先修班的意思。
監生入學後，還得再經過一次編級考試，分堂（級）肄業。
國子監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
初等生員通四書、未通經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
修業期一年半以上。
初等生修業期滿，文理條暢的，升中等，入修道、誠心二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
中等生修業期滿，經史兼通，文理都優的升高等，入率性堂。
生員升入率性堂，依學規規定，根據勘合文簿（點名冊）坐堂時日，滿七百天才夠資格。
司業二名，分為左右，各捉調三堂。
博士五員，分五經，于彜倫堂西設座教訓六堂，依本經考課（《南廱志》卷九《學規本末》）。
功課内容，分《禦制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後來又加上《禦制為善陰骘》《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
（《皇明太學志》卷七）最主要的是《大诰》。
《大诰》是明太祖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诰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内容是列舉他所殺的人的罪狀，使人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替朝廷當差的訓話。
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三月，特命禮部官說：“《大诰》頒行已久，今後科舉歲貢人員，俱出題試之。
”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
（《南廱志》卷一《事紀》）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很大的。
皇帝頒布的殺人罪狀，列作學生的必修功課，而且，作為考試的科目，用法令強迫全國生員非熟讀講解不可，這道理是用不着什麼解釋的。
其次，訓練學生的目的是作官，《大明律令》必然是必讀書。
而且“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洪武五年，明太祖面谕國子博士趙俶：“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
”（同上書卷一《事紀》）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最合帝王的需要。
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孟子》，讀到有幾處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把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