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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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兩個祖制打了架，士大夫們在邏輯上已經放棄原來的立場，默認特務可以逮捕官民，隻不過要有逮捕狀罷了。
前一例因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優禮士大夫，政治上失寵失勢的不下獄，不殺頭，隻是放逐到氣候風土特别壞的地方，讓他死在那裡（宋代大臣過嶺生還的是例外），從而争取士大夫的支持。
後一例子，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不再是夥計，而是奴才，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廷杖啦、站籠啦、抽筋剝皮，諸般酷刑，應有盡有，明殺暗殺，情況不同，一落特務之手，決無昭雪之望，祖制反而成為殘殺士大夫的工具了。
從這類例子來看，無為政治&mdash&mdash法祖并不是使皇權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從另一方面看，祖先的辦法，史例，有适合于提高或鞏固皇權的，曆代的皇帝往往以祖制的口實接受運用。
反之，隻要他願意作什麼，就不必管什麼祖宗不祖宗了。
例如要加收田賦，要打内戰，要侵略邊境弱小民族，要蓋宮殿等等，一道诏書就行了。
好像明武宗要南巡，士大夫們說不行，祖宗沒有到南邊去玩過，不聽，集體請願，大哭大鬧，明武宗發了火，叫都跪在宮外，再一頓闆子，死的死，傷的傷，無為政治不靈了，年輕皇帝還是到南邊去大玩了一趟。
那麼，除祖宗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制度或辦法來約束或防止皇權的濫用呢？我過去曾經指出，第一有敬天的觀念，皇帝在理論上是天子，人世上沒有比他再富于威權的人，他作的事不會錯，能指岀他錯的隻有比他更高的上帝。
上帝怎麼來約束他的兒子呢？用天變來警告，例如日食、山崩、海嘯，以及風、水、火災、疫疠之類都是。
從《洪範》發展到諸史的五行志，從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到劉向的災異論，天人合一，天災和人事相适應，士大夫們就利用這個來作政治失态的警告。
但是，這着棋是不靈的，天變由你變之，壞事還是要做，曆史上雖然有在天變時，作皇帝的有易服避殿素食放囚，以至求直言的諸多記載，也隻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儀式而已，對實際政治是不能發生改變的。
第二是議的制度，有人以為兩漢以來，國有大事，由群臣集議，博士儒生都可發表和政府當局相反的意見，以至明代的九卿集議，清代的王大臣集議，是庶政公之輿論，是皇權的約束。
其實，并不如此。
第一，參加集議的都是官僚，都是士大夫。
第二，官高的發言的力量愈大。
第三，集議的正反結論，最後還是取決于皇帝個人。
第四，議隻是皇權逃避責任的一種制度，例如清代雍正帝要殺他的兄弟，怕人說閑話，提出罪狀叫王大臣集議，目的達到了，殺兄弟的道德責任由王大臣集議而減輕。
由此，與其說這制度是約束皇權的，毋甯說它是鞏固皇權的工具。
此外，如隋唐以來的門下封駁制度、台谏制度，在官僚機構裡，用官僚代表對皇帝诏令的同意副署，來完成防止皇權濫用的現象，一切皇帝的命令都必須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核封駁，尚書施行的連鎖行政制度，隻存在于政治理論上，存在于個别事例上。
所謂“不經鳳閣鸾台，何謂為敕？”诏令不經過中書、門下的，不發生法律效力。
可是，說這話的人，指斥這手令（墨敕斜封）政治的人，就被這個手令所殺死，不正是對這個制度的現實諷刺嗎？又如谏官，職務是對人主谏诤過舉，聽不聽是絕無保證的，傳說中龍逢、比幹谏而死，是不受谏的例，史書上的魏徵、包拯直言盡谏，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谏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谏的美名，其實，不受谏的史例更多。
谏诤的目的在于維護政權的持續，說是忠君愛主，其實也就是愛自己的官位财産，因為假如這個皇權垮了，他們這一集團的士大夫也必然同歸于盡也。
從上文的說明，所得到的結論，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
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假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上文所說的這一些，也許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紳權的緩沖。
不同的是我所指的這一些并不代表民間的願望，至多隻能說是士大夫的願望，其方向也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皇權運用的一面。
這些約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無效的。
（原載《觀察》第4卷第6期，1948年4月3日）
前一例因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優禮士大夫，政治上失寵失勢的不下獄，不殺頭，隻是放逐到氣候風土特别壞的地方，讓他死在那裡（宋代大臣過嶺生還的是例外），從而争取士大夫的支持。
後一例子，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不再是夥計，而是奴才，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廷杖啦、站籠啦、抽筋剝皮，諸般酷刑，應有盡有，明殺暗殺，情況不同，一落特務之手，決無昭雪之望，祖制反而成為殘殺士大夫的工具了。
從這類例子來看，無為政治&mdash&mdash法祖并不是使皇權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從另一方面看，祖先的辦法，史例，有适合于提高或鞏固皇權的，曆代的皇帝往往以祖制的口實接受運用。
反之，隻要他願意作什麼，就不必管什麼祖宗不祖宗了。
例如要加收田賦，要打内戰，要侵略邊境弱小民族，要蓋宮殿等等，一道诏書就行了。
好像明武宗要南巡，士大夫們說不行，祖宗沒有到南邊去玩過，不聽，集體請願，大哭大鬧，明武宗發了火，叫都跪在宮外，再一頓闆子，死的死，傷的傷，無為政治不靈了，年輕皇帝還是到南邊去大玩了一趟。
那麼，除祖宗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制度或辦法來約束或防止皇權的濫用呢？我過去曾經指出，第一有敬天的觀念，皇帝在理論上是天子，人世上沒有比他再富于威權的人，他作的事不會錯，能指岀他錯的隻有比他更高的上帝。
上帝怎麼來約束他的兒子呢？用天變來警告，例如日食、山崩、海嘯，以及風、水、火災、疫疠之類都是。
從《洪範》發展到諸史的五行志，從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到劉向的災異論，天人合一，天災和人事相适應，士大夫們就利用這個來作政治失态的警告。
但是，這着棋是不靈的，天變由你變之，壞事還是要做，曆史上雖然有在天變時，作皇帝的有易服避殿素食放囚，以至求直言的諸多記載，也隻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儀式而已，對實際政治是不能發生改變的。
第二是議的制度，有人以為兩漢以來，國有大事，由群臣集議，博士儒生都可發表和政府當局相反的意見，以至明代的九卿集議，清代的王大臣集議，是庶政公之輿論，是皇權的約束。
其實，并不如此。
第一，參加集議的都是官僚，都是士大夫。
第二，官高的發言的力量愈大。
第三，集議的正反結論，最後還是取決于皇帝個人。
第四，議隻是皇權逃避責任的一種制度，例如清代雍正帝要殺他的兄弟，怕人說閑話，提出罪狀叫王大臣集議，目的達到了，殺兄弟的道德責任由王大臣集議而減輕。
由此，與其說這制度是約束皇權的，毋甯說它是鞏固皇權的工具。
此外，如隋唐以來的門下封駁制度、台谏制度，在官僚機構裡，用官僚代表對皇帝诏令的同意副署，來完成防止皇權濫用的現象，一切皇帝的命令都必須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核封駁，尚書施行的連鎖行政制度，隻存在于政治理論上，存在于個别事例上。
所謂“不經鳳閣鸾台，何謂為敕？”诏令不經過中書、門下的，不發生法律效力。
可是，說這話的人，指斥這手令（墨敕斜封）政治的人，就被這個手令所殺死，不正是對這個制度的現實諷刺嗎？又如谏官，職務是對人主谏诤過舉，聽不聽是絕無保證的，傳說中龍逢、比幹谏而死，是不受谏的例，史書上的魏徵、包拯直言盡谏，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谏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谏的美名，其實，不受谏的史例更多。
谏诤的目的在于維護政權的持續，說是忠君愛主，其實也就是愛自己的官位财産，因為假如這個皇權垮了，他們這一集團的士大夫也必然同歸于盡也。
從上文的說明，所得到的結論，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
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假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上文所說的這一些，也許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紳權的緩沖。
不同的是我所指的這一些并不代表民間的願望，至多隻能說是士大夫的願望，其方向也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皇權運用的一面。
這些約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無效的。
（原載《觀察》第4卷第6期，1948年4月3日）